【摘记】
侯旭东：《关系思维、日常与历史：关于史学未来研究的思考》，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24-29页。
24-25 换个角度看，当代的史学工作者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共性。简言之，所有的同辈学者都是在20世纪以来新史学熏陶下进入史学研究的，共享近代形成的史学思考方式。新史学与其他学科一道大致经历了学科体系的固化、大学教育体系的成型与塑造，以及若干基本观念与论断迅速被接受，前者包括进化论（上古、中古、近世的阶段论到社会形态论）以及科学主义（实证方法），后者如五种社会形态说、五千年文明、专制国家论、中央集权论等及其支配以及认识上的反映论（提供客观化的隐蔽的认知基石）等。进化论支配下，求新求变亦成为一个时代的基调，钱穆在很多方面都与当时的潮流不同步，但在这一点上却是难得的一致。他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表述可谓异常鲜明。此外，史学的研究对象则基本固定为事件、人物与制度。这既见于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家的论述，也屡见于史学概论性的著作。当下史学界，无论研究哪个领域，这些均构成从业者认知的基本前提与思考的出发点。
25 从更大范围看，学科之间的学术分工也固定化：譬如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总结一下，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时期都可以纳入不同的变革论中。这种分工不止为历史学所接受，社会学中也几乎成为共识。赵鼎新在2021年出版的新著《什么是社会学》中指出：“历史学是一门以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为基础的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门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学科。”
25 以上诸点，都不能简单视为当然的铁律而盲从，而需加以反思，也有学者做过一些工作。特别是最近30年来出现的历史人类学，走向田野，触摸鲜活的百姓生活与微观历史，在村落、祠堂、描绘与仪式中穿越古今，发现灵感，提供以普通人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观察，挑战数千年来王朝立场的思考。不过，历史人类学尽管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实际研究涉及的时段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集中于明清与近现代，与其重写中国史的抱负之间尚存距离。宋代以前怎么办？如何超越断代，返回历史现场，为史学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新可能？
25-26 日常统治史，听起来和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类似，可以归为一种新的专题史，也与秦汉史、明清史、英国史、全球史一样，属于对研究对象的区分，有大致明确的边界，或时间起止、或空间、或范围（领域）。确切地讲，我们在过去找不到这样的研究对象，日常统治实乃国家出现之后的存在状态，如果一定要用日常统治史的话，那就等同于国家出现之后的全部历史。
26 而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重心不在研究对象，而在如何研究。研究的主语是当下与未来的研究者，首先解决的是思考研究者自身如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具体问题）则是随着研究者深入到具体领域，根据研究的状况而被“创造”出来的，是开放的、没有限定的。涉及研究者如何思考，就少不了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还包括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说得再宏观一点，就等于“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即我们自己该如何看待与研究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沿用前人的思路在开展新研究，在具体研究之前，先要反思古今中外的认识史（学术史），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定位自己，认识作为研究者的我们的立场、方法和认识的来源与得失，以及还有什么新的可能。
26 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毋须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讲和过去关注点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此话对，也不对，看从什么角度观察。手持放大镜仔细观察，肯定会发现任何两片叶子都存在差别；若换个角度，去观察同一种树的叶子，肯定也能发现共性，跟另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差别，共性是大于差异性的。如果在看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不断去放大观察范围，会发现各种植物的叶子为何都称为叶子，同样有其共性，与花、与茎、与树皮差别更明显。这就是说观察角度不同，观察所依托的分类架构不同，看到的结果便有别。独特与否是相对的，……分析过去，也是如此。
26 中国传统史学有“常事不书”的习惯，记录下来的除了制度，几乎都是各种不寻常的情况。这种记述风格亦影响到研究，尤其是加上20世纪以后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东西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26 将史学传统窄化到关注“变”而忽略了“常”的认知方式，既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符，也与古人的生活实态不合。历史中有“变”的一面，也有更多“常”的一面，研究者不能仅仅将目光放在那些“变”上。史学也不应将这些反复发生的行为留给社会学去处理，而应吸收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扩展视域，需要从专注于“变”转到关注“常”，“常”可分为常行、常情、常理与常态，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基于此，在“常”中再去观察“变”（变态，非常、异常与反常等），观察“常”与“变”二者如何互动。这一辩证研究过程中，可以将更多的人与事，包括普通人及其行动与思考，以及精英人物的例行活动，还有双方的关系纳入视野。所谓“常”，正如萨林斯与吉登斯所注意到的，结构性关系来自例行化行动就是“常”。关注日常将反复发生的事务与制度、与事件结合在一起，可以发现认识传统的“事件”与“制度”的新角度。
26 “日常统治”究竟何所指？先说“日常”。“日常”重在“常”，而不是“日”。或会有人追问，“日常”是不是每天都要重复进行？实不限于此。侧重的是按照一定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不见得是每天，可以是有固定周期的重复性例行化的活动，从逐日到一年一次（如秦汉时代县、郡国年底开展的上计工作），甚至数年一次（如合祭祖先），也可能重复发生或进行，但时间间隔并不固定，如各种临时性的巡方问俗，如“蛮夷”的朝贡，无定期却反复出现。
27 这些反反复复进行的活动，绝大部分都不是独特的事件，而是琐琐碎碎、一波又一波的事务。想想我们现在各层机构的公务员每天的案头工作，同学每天的生活，不也是如此吗？这些以往都摆不进历史叙述。为什么不能进入历史？
27 这里所说的“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的范围要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常”接近于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存在很多核心要素上的共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小吏处理的事务，有些是按月、按时、按年重复开展的，也有内容与类别上有差别，但处理过程却往往一样，如司法案件，几乎见不到完全相同的案件，但是处理的程序却是固定化的，甚至是相同的。这些都属于“常”。我们在理解“常”时，注意的不止是重复性，还包括内在的相似性。
27 “统治”则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不是强调某个事件意义上，而是强调存在某种稳定的秩序，关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传统上称为“社会整合”，对中国而言更妥帖地应称为“国家整合”，还包括各种合法化统治的方式，如教化）。具体到中国，便是如何保证广土众民的王朝能够持续存在下去，不只是靠皇帝的作用，自上而下书写的史书常常带给我们类似的错觉。
27 为何是“统治”，而不是更常见的“政治”？“统治”可以做动词，暗含了过程性，同时也可以有被动式：被统治，还可以做形容词，修饰名词，如统治者/被统治者、统治方式、统治机制等。“统治”一词的表现力更丰富，容得下文明产生后围绕王朝秩序的各种努力，可以灵活且充分展现秩序的建立、维持以及统治/被统治—抵抗的关系性，也可以超越以往注重独特事件、缺乏人的制度的思路的局限。而“政治”几乎只能做名词，内容要单薄得多，且与现代性关联更紧密，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20世纪形成的领域划分有密切关系，与古代王朝的实际有距离，不利于全面把握当时的统治。
27-28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第六章中提出了四种视角，书中有详论，这里仅列其目，对关系视角略说几句：主位观察为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之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还有最重要的第四种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前面三种视角都可以纳入关系思维。具体而言，前两种视角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间三者的关系，日常视角则体现了（被研究对象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与研究者的关系。关系思维体现为三种嵌套的关系〔（A和B）和C〕和研究者（具有时间、空间、个体差别），涵盖了前三种视角。借助具体化的关系视角，希望从对象-研究者固定化的、无意识的关系状态中解脱出来，发现新的研究空间。
28 每种称呼都包含了一种关系（解），一种与某类其他物品的联系/和按此分类标准下的排除，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分类与关注点。最需要突破的就是将其视为手机的这种下意识与无意识。研究也类似，需要“化熟为生”，发现“常见”背后的不寻常与将其“常见化”的力量。研究者其实就是观察者，需要在不断的思考中发现研究对象被以往的认知所压制或遮蔽的侧面，产生新的问题。
28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的“结论”中提到“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法而已，回到最为熟识的表述，返本开新，实际上是试图突破既有领域的划分，如中国史中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从“关系视角”重新梳理我们的研究对象。
28 人与人（传统意义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关心）的关系；人与神（传统意义上宗教学关心）的关系；人与事（不止是事件、制度，传统史学关心，但含义较窄）的关系；人与物（传统意义上经济学关心）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也不是西方个人主义视域下的个人或均质的人、理性的人，而是回到中国历史语境中，不齐的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是不同位置上的复数的人与人、与神、与事、与物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关系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28 这些关系可以纳入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当然这是关系的研究，而不仅是孤立地研究人，或者研究事，而是人和事的关系，就是不同的人怎么做事，怎么想事，想事和做事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如何研究这些关系，等等。具体领域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均不能停留在仅仅孤立地论人、论事（制度），入手时依据当时研究所达到的状况，会有所侧重，但最后则需落实到人与事的关系上。这样就有可能将以往习得的知识分类，包括学科分类，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内部的分类，放在一边。这些知识之外的分类往往是自中学、大学学习开始就被灌输的，以至于被视为当然而丧失了自觉与反思，成为思考所依托的隐蔽框架，限制或支配着思考。我们需要将其纳入思考，再重返史料，发现更丰富的过去，对认识过去会创造一些新的可能。
28 关系视角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不待言，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近来也受到不少关注。Eg. 诠释学伽达默尔。
29 除了学理上的渊源，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源头则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或者变化有关，让我们重新打量过去。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化急剧发展的时代，陌生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网络时代加速了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交往，人们每天都要和无数陌生人打交道，基于契约和作为前提的信任。这种状况突破了过去的个体习惯的熟人社会，也让我们逐渐接受与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比如我们去网上点个没去过的小店的午餐外卖，待快递小哥送到后，打开包装便大快朵颐，而不会怀疑食物的品质与卫生。这是基于对政府有效监管下的市场活动的信任，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信任，也是基于对按照这种运行方式运作的企业与个人的信任，尽管我们与相关者素昧平生。这貌似是和古代王朝不同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29 其实，广土众民的王朝出现之后，类似现象也大量存在，彼时同样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王朝的结合，知识过去的研究，除了社会史、经济史之外，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忽略了这种复杂性，尤其是围绕王朝本身的那些研究，依然带着围绕少数人展开的思路。当下新的生活体验也刺激我们去重新观察过去，发现以往被遮蔽的面相。
29 此外，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充斥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事件性质的活动是罕见的少数，但既有的思路常常对于前者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