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巴厘岛|像蜗牛一样缩在壳里，直到被卷入一场篝火

我们活着，但并不总是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旅行，或只是在家里打开一本书。

———我们知道艺术是什么 by 亚当 扎加耶夫斯基

I:

巴厘岛的第三个月。我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像是一只蜗牛，在壳子里缩着，不得已的时候才把柔软的肉身探出来，解决吃住的问题。不去做任何social，更不去景点，更是要避开数字游民的聚集地ubud。我拒绝任何非必要的新的经验进入造成的刺激，比如去景点看新鲜的景色，比如去酒吧和陌生人社交。避免奔波带来的疲惫，避免和别人聊天带来的心理波动。我尽可能的缩起来，在我的壳子里。在异国语言的障碍是另一层天然的保护壳。与其说我对学习新的语言失去兴趣，不如说我需要这层障碍做为庇护。上街买菜，不用说话，把菜选好，放在筐子里，店主称好在手机上把价格打出来，我付钱。完事走人。走在路上有人问，where are you from? 我回，I m from China. 像是被编好程的机器人。但是我会笑，以示我还是个功能正常的自然人。实际上我也是。他们对我笑，我也笑了。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这是人和人交换的能量，我赖以存活。然后呢，他们想跟我说什么？我想跟他们说什么？根本不会有然后，也没有什么想说的。不能更多了，也不会更多了。我们会是陌生的人，不仅是现在，还有将来，永远都是陌生的人。这里的语言是机械的。生活中不能达成交流的语言太多了，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形。这里所有的人都跟我没有关系。世界虽然不是新的，我可以在这里是新来的，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带着旧的经验，在完全陌生的地方，尽可能地保持安静，来用尽全力的调动过往的生命经验。在一个陌生而全新的世界里，检视它。然后似乎到了一个瞬间，我决定重新把自己生出来一次，这次显然是完全出于我自己的决定和意志，我能成为什么？这听上去兴奋但又让人害怕极了，还有机会但责任重大。但死亡已经在前面诱惑我了：你已经到这里了，可以停下来了。为了把我自己生出来一次我需要聚集能量，对抗死的诱惑。

II:

吃了一片炸的豆子发酵的类似我们的豆腐东西，应该是这里的国民食物，像是豆子发酵后直接压成块，市场上每家店里都有这个卖，压得很紧实，吃法很多。我看他们把它切成片，外面裹上淀粉炸一下，油炸的香，豆子和酵母的味道让它有了前中后味。再来一块，这是我们对食物的态度，直到吃饱为止。过几个小时又饿了，接着吃。永远对食物有渴望，永远是吃到饱吃到撑。再也塞不下去了，对食物的渴望却不减半分。我们的一生像是不停喂养欲望的一生，直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让人兴奋，一直有所期待，也让人疲惫。欲望的消失让人害怕。此时而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这种对食物永不休止渴望消失了，恐惧也消失了。我和食物之间此刻和平共处，食物不再是诱惑，我对它也不再只是欲望。我吃完后回味着豆子发酵的味道，没有再伸出手再拿一块。

III:

这里是野营的地方，在山里，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湖，从canggu开过来要一个小时。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游客。由于语言的障碍，直到看到帐篷我才知道要在这里过夜。直到他们在三个帐篷旁边又扎了一个帐篷，告诉我这是我的房间的时候我才知道要睡帐篷。来之前，邀请我来的Kalo跟我说，他的朋友在这里有个房子。 我们到他的房子里来野营。我以为是住在房子里的。后来我自己把所有的信息联系起来，他朋友可能是租了这里的一块地方，或者买的。在这里盖了个亭子。这个亭子就是他们所说的房子。这个亭子里就是他们的活动场，像是家里招待客人的客厅，只不过是完全开放的。旁边有三个帐篷，就扎在这里，也不用拆，也不带走。别人家也这样。每家的野营的地盘上都有一个烤火的地方。其他的野营的东西都非常简陋，并不像国内的人什么东西都要上档次。烤BBQ的，做饭的炊具，吃饭的桌子椅子，还有咖啡机。好像没有这些就不能叫做野营。

他们带了家里用的灶台，一罐煤气，一个电饭煲，一个高压锅，一个托盘烤香肠，就是把厨房里的炊具直接带过来了。带了一只鸡，很多的酒，喝了酒之后第二天我的头仍然在疼，意大利的D说，这是因为酒的质量很差才会这样。一袋冰。一桶水。几包香肠， 一袋速溶咖啡。 在路上买了一袋米。还有一些他们的日常食物，比如我吃到的油炸发酵豆饼。

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没想到巴厘岛的山上也是冷得清冽，他们带了羽绒服。我们脱了鞋，爬上亭子坐下。他们默契地分别行动，有人准备晚饭，有人把各种乐器拿出来，把音响连起来，酒已先摆上，边喝边干活。问我喝什么，我说water 他们齐呼，不行。啤酒要不要？我说好吧。我看到Elis和另一个女在削洋葱，我就做过去问要不要帮忙。没有菜板，他们用小刀拿着小洋葱在手上削。就和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非洲人切菜一样。原来遥远的生活方式这么近。我试了一下，很容易。到了削大蒜的时候，我放下刀子，用手剥。她们惊奇的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不用刀子？我说我们就用手啊。她们哈哈笑。

晚饭是炖鸡肉，把小洋葱，大蒜，茅草香料，辣椒，调味料放进去和鸡一起放在高压锅里煮。旁边已经有人把米饭煮上了。等饭熟的时候，他们拿出一些食物来，问我吃不吃。用香蕉叶包着，打开后是黄色的糊糊，看起来像是鸡肉。问我吃不吃。我看到有红色的辣椒，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问spicy? 我想他们说spicy 我就有借口不吃了。他们说，a little spicy. 我就用手拿了一点，尝了一下，有点酸，我没吃出来是什么东西。问我喜欢吗，我说太酸了。他们便不再让我吃了。

吃饭是一些藤条编织的盘子，上面放一层纸，米饭放在里面，上面浇鸡肉的汤汁和鸡肉。所有人，除了在法国企业上班的Elis 和她老公Andrew ，剩下一的都用手抓着吃。我在想，我已经离用手吃饭这么近了。如果没有这对中产夫妇，他们这样把饭端上来让我用手吃，我也会吃的吧，因为太饿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进入你，跟你选择了去哪里有关系。到了之后就没有多少自主性了。比如在这里我出行就得叫摩的。在上海我想叫也叫不到。虽然小红书上有很多把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当做猎奇发出来，我每次坐摩的都还是胆颤心惊。不敢伸手出来拍个视频。

吃完饭，A 开始收拾餐具，其他人开始喝酒，弹奏乐器，抽烟，唱歌。 旁边的人生起篝火，我说，他们生火了。Elis 说，我们也会生火的。 说着就有人去生火了。

其中一个人把放着卡拉OK 的手机放在我面前，让我跟着读。印尼语也都是字母组成的，连起来读就行了。我就读了几句，他们说very good 。除了在外企上班的Elis ，其他人的英文能力都非常有限，我的英文就到了和他们一样的程度，他们说very good 的时候，我就只能傻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Elis 一直在抽烟，问我要不要来一只。我说等会。等到我觉得傻笑到脸都僵硬的时候，我说给我支烟吧。又一阵欢呼。不过最后我还是跟着卡拉okie 唱了甜蜜蜜。

烟是葡萄味道的，试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拿了一只一次性水杯放在前面当烟灰缸，和我的酒并排放。大家一起抽烟。他们不用再担心我受到冷落，让我念歌词并说very good，我也不用傻笑，空间的浓度被稀释了，烟和酒把我们带入同一个不用语言交流的世界，酒精和缭绕的烟雾让我们共存，这就足够了。我一根接一根地抽。

之前在各种场总是看着别人抽烟，特别是工作的场合，因为女性身份作为旁观者理所当然的，当男人们起身去抽烟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共有空间，我就被排除在外了，我顺从的接受了，这里被动和主动的界限很模糊，这里的特权和男人所有场合的特权我接受起来一样毫无障碍，我只是好奇他们因抽烟共享的空间是什么样的，连好奇好是模糊的，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线之外的世界天然的和女性无关，但也很难抱怨，因为那条线并不存在。就像小时候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吃饭女性和小孩都不能上桌，因此很明显我从未有过上桌的机会，记得有年是下雪，我们一桌子小孩在院子里就着雪吃了饭，我记得我们都穿得很臃肿，雪在空中飘着，我们在桌子上抢食物，就着雪兴奋地很快就吃好了饭，然后一群孩子就在雪里玩。我想在我们的兴奋中，在大人的杯盏交错中，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大家不约而同的忽视了，比如，孩子们在雪里吃饭冷吗。这应该是我认识到爱并不真的存在只存在于结构之中的第一个瞬间。而实际上把意识重新拉回这里的时候人生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我无数次的给别人讲过这个事，尤其是近年来常被拿到桌面来谈的我们老家女人吃饭不能上桌。于晚我便急促地讲这这件事，但语言落地之时便成了谈资，似乎吸引到人的是我的姿态，因为我贡献了一个时髦的谈资，如果是讲给外国人我便得到一种被特权凝视的目光。我来不及感受那个目光便匆忙的把自己丢进我急促的谈话中，顺带落在他们的眼光里，顺从地接受被凝视，跟他们一样凝视自己。就这种廉价而怜悯的目光我也是饥渴的。虽然廉价仍然不同于将我拽回去的无声或哀怨的注视。虽然无数次的谈论仍然很难回到这个事情内部中来： 爱是缺失的。堂屋里的男人们有爱的能力的话应该知道问一下孩子在雪地里吃饭冷不冷，纵使他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他应该知道这一刻他在屋里孩子们在雪地里。人在结构里，而结构的运转靠权力而爱难以发展。但等到我们开始懂这个的时候太晚了，我们已经花了几乎一生在结构里寻找爱的证据，虽然……. 但是…..疑惑，挣扎，求证，回到熟悉的亲情粘连权力结构里，再疑惑，再挣扎。是的，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有着它的牢不可破的权力结构。它是如此的自然难以辨认。比如我哭着嚎着喊，妈妈我要自由，妈妈同样哭着不解的回答我有谁绑着你了吗，你还不够野吗，为了给我翅膀让我飞翔她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叙述是成立的，但是同时我的翅膀被割掉了，这是我要表达的，不能被表达的，这是我的哭泣的重要内容，但最重要的内容在我们的言语中消失了。困惑和好奇的感觉是一直萦绕在四处的。屋里坐着的大人（男性），他们按照辈分长幼坐着，他们抽烟喝酒谈话。他们的世界是重要的。这个重要是什么呢。我们并未知晓，却就这样接受了。维护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面子，他们的利益。虚的和实的，我们都围绕着他们转。厨房里做好的菜先上堂屋里的桌子，那里要保持面子，然后是小孩子要够吃，剩下的边角料是女人们的，我的妈妈，婶婶，姑姑，围在灶台旁边，案板旁边，一人拿一个馒头，把自己喂饱。奶奶还在的时候她会在自己的房间里，挑一些给她送过去。按辈分她是长者，可是性别在先，她也不在桌上抽烟喝酒。她在桌上的那些男人的们心里，但不能在旁边坐着。如果我这样说我想村里的男人们会说，没有人不让她坐着，可是她坐在那里干嘛。是的，一个女人在抽烟喝酒的男人场里能干嘛。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是一个参与者，我走进堂屋，我抽烟，我喝酒，在那个席上可以有我的位置。我从没有过这个冲动和欲望。这很奇怪。我有着强烈的渴望走出村子，到镇上，到县城，到上海，到国外，到山峰和大海，爬山和冲浪。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堂屋男人们吃饭喝酒的那张桌子。就算我现在这么想也很奇怪，妈妈说，你为什么想这个，爸爸又吓坏了。这女儿太野了。村子里管事的人会撇嘴以示不屑。我可以在任何场合下跟人谈论权利和公平。我没办法在我们村里识不了多少字的管事的人为自己辩解半个字。问我在外面我做什么我说做生意，他嘴角一撇说，一个女的这么大的野心干嘛当个老师嫁个人不就行了，然后抽着烟扬长而去留下我在后面即时死掉。我瞬间抑郁，抑郁这个词并不精准，功能性丧失身体和心理的机能，瞬间我成了行尸走肉。妈妈走过来说你叫大爷爷了吗。我说我忘记叫他啥了。妈妈说，你真不懂事，整天让人笑话。 但她并不是全心全意的责备，她有着隐隐的骄傲。因为我从小在外面住校念书，某个阶段是她的骄傲，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笨拙可以得以豁免。这个取决于她的心情和她的某些标准。她在隐隐的骄傲和口无遮拦的责备之间没有征兆的跳跃。有时候责备会变成对我的直接羞辱，你可真是丢人。丢人丢到她没有办法上街。这很难以理解。我虽然反对她说的每个字但事实上我接受了她说的我给她的羞耻的感觉。于是我带着这个感觉去闯世界了。一个充满羞耻感的旁观者，一个服务于堂屋里的酒桌和酒桌上的男人的女人。在我们进入世界之前就拥有的感觉和姿态。我想我是奋力挣扎过了。用女权主义，用哲学的概念。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回到那个酒桌上。一切的答案都在那场雪里，在雪花飘扬的院子里兴奋地吃的那顿饭。那个识不了多少字的村里管事的人人之所以会认为他可以蔑视我的成就是因为他坐在那个酒桌上。他什么都不用做就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而我因为不在那个桌子上做什么都不能是重要的我只能是服务那个桌子上的人和桌子上的一切才是有用的，而那坐在那张酒桌的上人自然的可以。这是我的闯荡世界的姿态。太多的女性被性骚扰的案例都是因为男人的权势。而女人如果有野心进入重要的事情，很自然的，她们是去靠近酒桌上的男人，通过被带到酒桌上，窥探世界上重要的事情。这里有太多的模糊的认知，那些坐在酒桌上的男人，他们并不重要，甚至我们不需要到那张酒桌上去，我们可以另起一桌。可是我们很难认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驯化到想到世界的中心就靠近酒桌上的男人的，甚至他自己也不是权力，他只是在酒桌上的酒肉之徒，而我们不自觉的把自己的身体和顺从当做资本就靠过去了，又在这里模糊地把收到的回应认作对我们的爱，我们以为世界对我们敞开了，实际那里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上他也只不过是个酒肉之徒，实际上那也不是爱，因为酒肉之徒熟练地掌握这项技能，在这一切的模糊不清中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这欲望非常简单，性的满足，虚荣心的满足，被爱慕，对弱者的掌控，而事实上男人也在这里模糊不清，他以为这是他得到这些是人间的美好了，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跟爱沾不上边，他连对爱的想象都没有。如果有一天这个所谓的文化被穿透，他做的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他应当为之羞愧，为了别人，也应该为了可怜的他们自己，因为这套体系也从没机会让他知道爱是什么，走下那张酒桌，但他们是如此可怜，他连羞愧也不能，也不能可怜他自己，他先想着他的名誉。这一切都让人难受。挟持着女孩进入了关系却再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急着推开，寻找下一个猎物。幸福不在这样的捕猎过程中。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无从知晓，因为他们生下来酒桌上就有他们的位置，然后那里也没有教他们如何去爱。他们以为把女孩带到酒桌上就以权力之名得到了女孩就是爱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值得一二再再二三的诉说，爱不在这里发生，你先从酒桌上下来。

我们村里的那个不识多少字的管事的人他在那个酒桌上，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但世界上非常多的简单的事情却难以理解，难以穿透，难以到达那个事情的本质。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学习，看书，看世界，才能决定在被他蔑视的那个瞬间不要死去。但事实上也只是持续了一天。第二天我在更多的对我的规驯中又死了一回。毫不意外的，又没有什么新意的。她们说我堂妹过得很幸福。她辍学的时候是14岁，出去打工一年回来的时候怀孕了，然后就嫁给了让她怀孕的小男生 ，然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丈夫很疼爱她，日子过得不愁吃穿，两个孩子照顾地很好。当她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在旁边坐着我觉得我自觉羞愧，甚至我想这种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我在他们眼里是个失败者，让我妈丢人的人，这或者是个事实。这是我回到村子里的姿态。随时战败，随时缴械投降。

终于在另一个场合中我再次感受了男人的重要。是在我爷爷的葬礼上。我被叫过去叠香纸，还有我的姑姑，还有来帮忙的邻居，全是女性。爸爸和叔叔们，我弟弟们，堂弟们，都在院子里坐着，来了客人吊孝的时候他们就要按辈分排着队出去到村头去迎接，我爸作为长子在最前面，然后是我的叔叔们，然后我是我弟弟们。出去之后他们磕头迎接客人。然后把他们带回棺材前，客人在院子里吊孝，爸爸带着叔叔和弟弟们在棺材的左边，妈妈带着婶婶姑姑在右边，跪在地上哭。重要的仪式中此时才有女人出现。在此之间她们做着重要的仪式里所需要的具体而详实的准备，撑起门面的具体之物，女人们你们要是干得好就是这个家里的男人倍有面儿。我站在最后排，旁边是我弟妹和堂弟妹。我弟妹跟我堂弟妹聊天，说，爸妈都老了，以后这些事情我们要是主力了。我发现我她们因为站在一个男人旁边也在这个家庭里有自己的位置，而我是多余的。而我，这个女人满脑子里的知识，加缪，福柯，苏姗桑塔格，杜拉斯和多丽丝莱辛，黑格尔和康德，爱丽丝门罗，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来帮我，哦亲爱的伍尔芙，我发誓我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哦亲爱的辛波斯卡，我已经知晓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我已经知道，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但彼时我感觉到我弟妹和堂弟妹带着某种力量向我轧过来，但我才是那个读了波伏娃的人呢，理论上我应该是那个带来光亮的人，但我没有力量抵抗她们对我的碾压，我感觉到我妈妈说的我给她的羞辱感是什么了。我应该有个男人才能抹除她的羞辱感，在我自己长大的地方这里我才能理所当然的一个位置。如果这个男人是成功的，有钱有权有势，我便是受人尊敬的。她嫁了厉害的人，是她的本事。她在商场里同男人一样奋战，她被人轻蔑的撇嘴。爷爷的葬礼上她觉得自己多余。她如果与丈夫同来她的丈夫会被以礼相待，而她会在厨房里和姑姑一起吃饭。葬礼，是所有礼节的重中之重，而孔子所有的礼节中都没有女人的位置，他对女人的要求是：如果一个妻子收到了礼物，她要先给婆婆，婆婆如果拒绝，她要坚持给，这样来来回回被婆婆真心实意的拒绝个几个回合，她才能留下那个礼物，但她自己不能使用，以备不时婆婆又需要它了，再给婆婆。这是孔子要求女人的：美德。试想此时酒桌上的男人回家，他因女人展示了这样的美德而展示他对她的宠爱。这里的宠爱是酒桌上的权力与女人美德的相互回应，这里即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他他们自己。他们自己是被权力架着的男人和隐忍的女人。爱不在这样的个体之间发生。

IV:

总之我那天抽烟了。酒我倒是喝了很多年，但因为身体原因，喝一点就上头。所以也是业余的，仍然在酒桌之外。和人聊起来总是，你们喝酒的人，我不喝酒的人，这样的姿态。但抽烟带我进入了和他们共存的世界。我一手拿着烟，一手拿着酒，从亭子里挪到篝火旁，在旁边空地上和Elis 一起跳舞。抽烟这个动作让其他的动作顺滑地连接起来。我的自我部分消失。我观察他们。他们总是很靠近。吉它在每个人的手里轮换。小女孩靠在爸爸的背上玩手机。Adrew 弹的时候Elis 就躺在他的腿上哼唱，这对人一直是这样的姿势。女的唱得一般，男的弹的也一般，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音乐提供了一个维度的空间，让人沉浸放松。我在音乐中也融入了他们。他们说，你喝酒。我说我不用喝我也醉了。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的人的放纵时刻，就是允许她的自我消失了。

他们弹唱的是印尼音乐，其实是他们的地方音乐，他们也不是Bali的，是从另一个岛上来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坐在我对面的一对夫妻铺了一层塑料和毯子，两个人贴身躺着。我跟他们说，在中国的时候，如果我在公众场合下看到一对男人和女人亲密，基本上是秘密情人，如果说话非常客气，那么就是工作关系，如果谁也不理谁或者吼来吼去，那就是夫妻。我说我们中国的夫妻不亲密也不表达亲密。至少我周围的人我没有见过一对像你们这么亲密的。我说我认识的好多人都想把现在的一切毁掉重来。躺在地上的听到我说他们就害羞地起来了。妻子长得很普通，普通在我这里是赞美。是一种美。近年来我一直把目光投向大众语言里所谓的普通人。当我普通首先是一种接受自我的姿态，没有把自己装饰成另一种样子。自然的就是美的，大众的语言是普通，甚至是不好看。我是说，okie 这是你们说的不好看，不起眼，因为她没有进入一个可以被评判的标准。我想这一刻她的亲密感是真的，那么那些美丽的标准就是不必要的，如果对她不必要，可能对任何人都不必要。我想那些打扮的非常精致的符合主流审美的获得更多的凝视的女性，如果没有扭转那个凝视，识别出被交换或使用的价值，纵然被非常多的人渴望—通常这做为一个女人是否是人生赢家的标准——那么也不幸福的。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许多切片为瞬间的连续性，那么你会发现在许多的切片中，所谓的美貌，权势，地位，都不是幸福的必备元素。至少在我和他们在一起这些切片里，他们幸福地贴近，幸福地共存。我想他们是不是有了加缪说的光荣，“无节制的爱的权利”。

远离了家里的酒桌。我在异国别人的酒桌上，在这山野之中，我为自己获得位置，作为一个陌生人的人。

整个晚上都是醉的。

我作为自己放弃了自我的部分的存在。我在车窗中看到了自己抽烟的姿势。我想此刻她在享受一些轻盈。此前在男人的烟雾缭绕中仰慕他们，知识，信息，经验，连同的抽烟的姿势和烟雾缭绕。在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她自己走进我自己的烟雾缭绕中，她只感受到轻盈。

V:

晚上下了一点雨。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地还有点湿。我走下野营的地方，到了山脚下，是一片菜园。只有白菜和生菜。我想起妈妈种的扯着长的永远摘不完的豆角，吃到秋天的尾巴的茄子，茄子棵都快干死了还有一些茄子吊着，摘一些回去又一顿饭，是的，我是个农民，我赤脚在乡下田地里长大。这再好不过了。我和大地紧密相连。没有间隙。而大地总是慷慨的。我想我也是。小时候我们玩的是泥巴。这是我最初的关于浪漫的记忆。泥巴有不同的颜色和质地，有些红泥，粘性很大，有些白色的，偏沙质。我们把红泥捏成暖手炉，在火里烧干。等到夜晚降临，我们每人拿着一个手炉，烧得旺旺的，火是红色的，我们在大街上，从东头跑到西头，“东边勒妮，西边勒孩，喝罢汤，都来玩。”幼童的响亮声音穿透夜空，觉得世界都是我们的：当夜晚来临，我们肆意奔跑，喊穿夜空，世界是我们的了。

白天，大人们在地里干活，我们玩泥巴。我们在路边挖个坑，红泥白泥一层层的铺上去，然后拿出来，从中间切开，我们有时候可以看见山脉的样子，河流的样子，有一次我做出一个月牙的形状，我抬头看向天空，和我手里的月牙一样。我想，月亮可能是我造出来的，世界不仅是我们的，可能这个世界，它就在我心里。我的心宇宙一样大。宇宙有多大，我的心就有多大。

我在田野间，脱下鞋子，把脚放在地上，关于田野的记忆涌上来。我想我的脚永远拥有它和土地的之间的接触的记忆。并一直给我力量。当被多年的朋友攻击羞辱的时候我想我就成为这大地的一部分吧，这样你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大地任人蹂躏，它无对自身无能为力但永远给人希望，只要你来播种它。它不知道屈辱是什么因为它只能永远等待着被播种。当我给人讲爱的时候我说，就像你有了一块田地这样去爱吧。当我说实践哲学的时候我说你要验证那些理论就像种田一样劳作吧。

此时我光脚站在离我生长的乡村几千里之外的山地里，我看着周围的植物，巨大的香蕉树。一片叶子就像树一样大。这是热带，是异族的，是新鲜的。之前在泰国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这样的植物总是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上。那是一种猎奇的姿态。在这里的这一刻，我看着这些植物，我不认识它们，它们都是这自然的一部分，于我也不再是新鲜的事物，它们在这里生长为他们的自然，我也成了为这里的自然的一部分。在这里的第三个月了，我没有去海神庙，没有去猴子山，没有去水明漾，没有去火山，没有去梯田拍照，没有去集市打卡，我尽最大可能的活得像一只蜗牛，此刻，被巴厘岛的自然收留了。

VI:

Kalo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周六下午的一点四十，问我有什么安排。我说在工作没有什么安排。他说要不要去玩，他的英语不好。我听到的信息是，开车去一个地方，会唱歌，会非常好玩，我一定会喜欢。如果我去，他就在两点半来接我。Kalo是我在泰国认识的印尼的朋友Yunita 介绍给我的她的朋友，她说他是个Musician（后来发现这个Musian在大家的理解中就是会弹奏乐器就是Musician，而我对musician的理解是produce his or her music.是Dirk。 这里可能有误会。）说有机会让他take a tour 在这里。我说好。他打了很多次打电话给我，让我出去，都是在他在酒吧里有演出的时候，有时候是晚上8点，有时候是10点，有一次是12点。我坚决的拒绝了。我按住自己不动，何况是晚上。但现在是白天，我不能再拒绝了，我总得去一次。

他快三点的时候来接我，先去了他的家，是一个有大院子里的房子，三个卧室，进门左手边有个个阁楼，是他的工作室，院子里也有个亭子，他说，朋友们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亭子里唱歌喝酒。有个半开放的living space，有餐桌和沙发。我就坐在餐桌前，等他下一步的安排。大概坐了半个多小时，他骑摩托车带我去了一个地方，也在canggu，是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住的房子非常小，就一间屋子里有床，厨房和厕所，像是贫民区。到那里我说要用下厕所，他的朋友说，sorry, my home is small。我忙说，我住的地方也这么小。又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朋友开了个车过来，我们便上了车。有个21岁的年轻人坐在后备箱。开了大概半个小时，在一个便利店前面停下，我们坐在那里等。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Elis 和Andrew 开车过来，我和Kalo 上了他们的车，又开了快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野营的地方，天已经黑透了。

在山上的时间随意而散漫，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好像整个野营他们所有的计划就是来野营的这个决定，到这里大家都在时间里流淌。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响起来，吉它在大家手里轮转，大家在亭子里坐着，篝火旁坐着，或者躺着。连吃饭用手这样的事情都不觉得奇怪，因为这也非常自然，就跟他们自然地靠近自然地躺下一样，她把冰拿出来在我们坐着踩着的看着就脏得不行的毯子子摔碎就放在她的酒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起来在上海的时候参加toastmaster 的经历。那是一个需要严格控制流程组织严格的活动。两个小时的时间被分成几个时段并严格控制执行，有个时间官的职位负责提醒发言超时的人，这个机构有数千个小的俱乐部组成，分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给了无数的人实质性的帮助，语言障碍的人在此训练克服语言障碍，学习英语，交朋友，找对象，社交，通过这个组织认识的人找工作机会，我那时候有严重的社交恐惧，到了和陌生人说话都发抖的程度，在公司里每到吃饭的时候都吓得在坐位上发抖，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要跟人聊什么。我在那个组织为了对抗自己的恐惧呆了有四五年的时间，都这个严密的组织接纳，包容，我从开始的说话发抖到了比赛的阶段一级一级的征战。后来都差点到了脱口秀的舞台了。我先是去了一个toastmaster 会员组织的一个类似ted 演讲的地方，凭着一个《一张车票》的演讲把台下的人讲得又哭又笑。下一步就是她的老公讲脱口秀的舞台了。我热情高涨的时候那个组织者把组织散了就追求更高的自由了。我的热情也散了。那个严密的组织在我的生命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整个病的非常严重的阶段帮我重启了一次。我无数次的赞美它，关于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此时我在组织的另一极。Elis 躺在地上说，这两个人是我的Crazy brother，这个是我的丈夫。我说你是个bad girl。她哈哈笑，说是的。

从早上起来，到中午，就不停的做饭，吃饭，弹唱，抽烟，喝酒。东西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往回走。先开到中间停留的那个朋友家里，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在那里走了。但想起来沟通困难，便不说话，等他们安排。在那里停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一行人又开车到了Kalo家。我想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又见他们把酒拿出来倒上，烟也拿出来，Elis 又招呼我去抽烟。我问她，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她说，不堵车的话一个小时，我说那你们是不是要走了。她说，i just want to enjoy now. 然后就躺在地上了。说，你脱了鞋子上来。她老公买了食物回来，她又顺势躺在他身边。我说，你觉得你老公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她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公，最好的闺蜜，最好的一切。我说you are bad girl he is always quiet. 她哈哈笑。说，我很幸运，我老公支持我做任何事情，我抽烟，喝酒。她说我上学的时候去party 穿9cm 高的高跟鞋子跳舞，我说你是party queen哦。她笑。她说，我17岁就开始抽烟了，生孩子的时候戒了，之后又开始抽。她老公在旁边安静地微笑。

我看他们在这里又是一场新的party我赶紧说，我要回去工作了。

VII:

回到到家里过去的24小时内抽的烟喝的酒开始让我不适，离开喧闹友好的人，一个人的家里顿觉清冷。我躺在床上，感觉到身体的每寸肌肤包裹下的心灵都暴露在外被细密的针刺过了。蜗牛爬过地面是不是会感觉到身体的刺痛。我感觉到眼泪流了出来。或许是悲伤。我躺在床上等待刺痛过去，也因为疲惫很快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冲了咖啡，炒了鸡蛋。蜷缩在壳子里的蜗牛重回日常，一股喜悦从心底流淌出来，穿过我的身体。我重回平静的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