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经历

近来读了黄灯的新作《去家访》，书中学生的求学经历让我有一种冲动，记录下自己的求学经历。我所读过的各个学校，从来没有老师去我家家访，现在我已毕业步入社会，学校老师们更无家访的可能。黄灯老师跟着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想要看到学生们来时的路，对于学生而言，这何尝不是一次梳理来路的一次契机。我决定自己动手梳理，唯恐随着时间流逝，我对中小学的求学记忆逐渐模糊，甚至不再想起。

我2000年9月开始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幼儿园，学前班要读一年，读完才可以上小学。那年我五岁，学校规定六岁才可以上学前班，但那个年代并没有严格要求，我便开始了求学之路。我比同龄人早一年上学，原因在于我奶奶。我哥比我年长两岁半，2000年他已经八岁了，但还没有去上学。因为我哥是长孙，他满入学年纪时奶奶舍不得送他去上学。长到八岁，父母觉得必须要上学了。于是一并把我和哥哥都送去了学校。此后，中小学共计十年，我们兄妹俩有九年时间都在同一个班级。

学杂费

在2006年9月1日之前，我们上学要交学杂费，每学期交一次，一年要交两次，具体明细已经记不清了。对于学杂费我只有一个记忆，2005年9月开始，我和哥哥读五年级，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读三年级。春学期前，父亲领着我们仨到学校去交学杂费，隐约记得本学期的总费用为八百三十五块钱。在那时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家里种两季稻，清明前后播种第一季，农历六月播种第二季。第一季所收稻谷出售，之后的自吃。我家农田面积为一亩二，收成最好时亩产约800斤，国家发改委员会网站显示当年粳稻最低收购价为每市斤0.75元，这么推算我家稻谷一年收入约600元。玉米、木薯的收购价格更低，一年下来也不过两三百元的收入。学杂费对农村家庭而言是很大的负担。好在2006年9月1日，修订后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在这之后，我父母才大松一口气。

我的小学

我所读的小学位于江边，上游的水电站还没建成，每年夏天整个村庄都会被洪水淹没。学校也不例外，所以学校的外墙和内墙上都有一条水位线，每年都会变化，线以下是被洪水泡得发黄的墙体。学校常年只有两位代课老师，社芳老师和寿年老师。社芳老师年纪较大，七八十年代我爸念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所小学代课了。学校开设有语文、数学、音乐和劳动课，各年级语数课均由这两位老师分工担任，音乐和劳动由较为年轻的寿年老师担任。生源多为村里的孩子，偶尔会有随父母到此地伐木的外乡孩子。在我读书的七年时间里，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36人。在我上学的早几年，学校生源较为稳定，每年都有孩子读学前班。之后随着生源的流失，学校便开始隔年招生，也就是同一学年内，学校里要么只有学前班和二四六年级，要么只有一三五年级，并无连续班级。校舍仅有两间平房，两到三个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每节课老师先教完一个年级，布置好作业之后，再教另一个年级。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叫复制班。操场设有两个篮球板和两张兵乓球桌，但都无法使用，一来篮板和乒乓球台简陋不堪，二来学校里也没有篮球和乒乓球。由此，学校里也不设有体育课。2006年以前，学校老师用方言教学，普通话是语文课上学的一门外语。直到六年级时，社芳老师退休，乡里派来一位年轻的教师，我们这才开始正式接触到普通话教学。直到我读研究生，我的普通话仍有很重的口音，前后鼻音发不清楚，音感很差，不知道是不是学普通话太晚的缘故。

每天早读之后会有早操和晨会。早操由高年级的同学轮流带领。晨会一般强调纪律、安全等问题。我念高年级时，乡里让每个村小记录晨会的内容。老师便把这项工作交给我，给了我一个新的教案本，让我记录每日晨会内容。晨会之后开始一天的课程，上午两节课，下午三节课，上下课时间由老师敲钟提醒。午饭各回各家吃，饭后需回到教室午睡。桌椅是两人位的长凳长桌，同桌二人轮流睡凳子和桌子。下午放学后，值日生需洒水打扫卫生。周四最后一节为音乐课，全校学生搬上自己的凳子集合到一间教室里，老师把歌谱和歌词写在黑板上，从谱子开始教学，教《义勇军进行曲》《打靶归来》《我的中国心》等红歌，也教《浪花朵朵》之类的流行歌曲。周五的最后一节课为劳动课。周五中午吃完午饭从家里返校时，中高年级的孩子需要把家里的劳动工具带上，一般要带镰刀、水桶和铲子，镰刀用于割杂草，水桶用于从江边打水回来冲厕所、洒水扫地，铲子则用于铲垃圾。劳动课的任务是把教室和厕所打扫干净，把操场的杂草随时清理干净。除了每年寒暑假，三年级以前，我们还有农忙假，不过那时我还小，已记不太清楚了。

为芒果守夜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一批芒果苗。我们可以认领果苗，种到花圃里，自己负责养护。花圃里还可以种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记得我种过太阳花和玉米。于是校园里就多了好多芒果树，一年之后竟结果了。芒果结了果，但还未成熟，当时村里物资匮乏，需警惕村里人来偷果。于是，老师便安排高年级的同学守夜，每两个人一组，带上铺盖，夜间睡在教室里，为芒果守夜。芒果成熟之后，便由老师们进行采摘，按个头和数量平均分发给每一位学生。在物质匮乏的童年时代，这是非常幸福且有成就感的事情。

带弟弟妹妹上学

村庄在两市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严格的计生政策也没能影响村里人的生育热情。抓计生的人往往选择在凌晨开着面包车突袭村子，在人们熟睡的时候上门抓人罚款。不过，因为只有一条道路进出村子，凌晨寂静，村民很快就发觉车声，互相打电话通风报信。村庄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到处都是可以藏人的地方。就这样，即便政策严格，村子里多子女的家庭依旧很多。碰上农忙，高年级的姐姐们上学时除了带书包，还得带上幼小的弟弟妹妹。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读六年级时，我最小的妹妹才三岁。父亲外出打工，母亲一人操持农活，她忙的时候便让我带着妹妹去上学。上课时，我让妹妹坐在我和同桌之间，一边上课一边哄她玩，以防她哭闹影响课堂秩序。午睡时，她也跟着我在学校桌椅上睡。我一般会去借用老师的办公室，那里有闲置的桌椅，可供妹妹睡午觉。

蜡纸印刷

我的小学没有一台机械化的印刷设备。一旦需要印刷试卷，就得用钢板和蜡纸。老师放学前会把需要印刷的样卷和一张蜡纸给我，我回家之后找个硬质板子，把蜡纸铺在上面，然后用没墨的圆珠笔或水性笔在蜡纸上抄写卷子，蜡纸只有一张，并且第二天要印刷出来给大家做卷子，须小心工整地写，不然印刷效果不好看。相较于普通的纸张，蜡纸偏厚，写的字要刻穿蜡纸，我力气小，每次抄完卷子都觉得手指酸疼。当时也没有通篇检查的习惯，不像现在每提交一份材料都要反反复复检查好几次。那时可没有这么细心。第二天早上，我把刻好的蜡纸拿回去给老师，印象中老师也没有检查错漏。那个简陋的设备忘记具体长什么样子了，印象中需要用一块钢板，把蜡纸方方正正地贴住钢板，蜡纸下方是白纸，然后用一个大刷子在蜡纸上刮墨，墨水透过蜡纸上的字迹印刷在白纸上，然后把印刷好的卷子拿到旁边晾干，一份蜡纸钢板印刷的试卷就印好了。卷子要一份一份地印，刮一次墨，印一张卷子，从刻字到印刷，全是手动。班里平时用的卷子好多都是我这么印出来的。小学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想起这些，直到最近整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旧报纸，发现不少报纸是用蜡纸印刷出来的，才联想起小学时代的经历。

我的童年活动

我小学时代除了买教辅资料，自己只买过一本课外读物，也就是在隔壁乡镇的书店上买的《格林童话》。除此之外，我的课余读物只有父亲买的《故事会》和《知音》。如今想来，《知音》是成人读物，质量堪忧，我读这本杂志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情节，只是当时手头能接触到的文字资料非常少，把它也列入了阅读范围。读物稀缺，课余分配在学习上的时间也很少，更多的是干农活和玩游戏。我每天放学后，不是去打柴、淋菜就是跟母亲到地里干农活。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傍晚都要去挑水淋菜。菜地在江边，我需要从江里打上两桶水，挑着水沿着水泥台阶走上高高的堤坝，然后沿着一米宽的堤坝走三四十米到达菜地。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段时间每日挑了八担水，因为只有挑这么多水才能浇完那一片菜地。插秧、割稻子，耕地锄地，种玉米、花生、红薯，种菜浇菜，在农活方面，我很早就已经是熟练工。如今，对耕种细节和时令仍记得清清楚楚。稻谷收割时，我需要协助母亲把收割好的稻谷挑到晒场里。挑着稻禾的扁担一旦上肩，途中不能随意放下休息，因为放到地上一次就意味着谷子会触地掉落导致浪费。因为心疼母亲一个人劳作，这样的农活我做了许多。稻谷收割之后，母亲让我到田里捡各家遗落的稻谷，一根一根地拾，就跟法国画家米勒所画的《拾穗者》一样。运气好的话，能捡到三五斤，回家手搓出谷子，用来喂鸡。我还去地里捡过花生，一般跟我妹妹一起去，多的时候能捡到十斤，用来榨油。黄灯在《去家访》这本书里，认可农业劳动对个人品格的教育功能。我作为亲历者，这种农业劳动实践，多年以后还深深刻在我记忆里的不是那时的忍耐和坚持，而是大滴大滴往下流的汗珠，酸到无法直起的腰，和被扁担压得寸步难行的痛苦。

在玩游戏方面，我的经历也匮乏可陈。小学里有一个瘪了气的篮球，我们用来玩扔球游戏。按人数分为两组，选择一个长方形的场地，一组负责在场地的两个短边扔球，所扔的每一次球都必须触地一次，另一组则全员在场地内，被球打到则出场，在球触地前双手接住球则可以为出场的组员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直至场内所有人都被打出场，两个小组才互换一次。回到家，一般就是玩弹珠，抛石子，打扑克牌，看电视，下自己制作的简易象棋。算得上智力活动的只有一项，那就是玩地图。我家有三幅地图，广西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小伙伴们围在一起，一人选一个地图上的地名、河流或山脉名称，让其余小伙伴找。我一般选的是特别偏僻的地名，找起来相当不容易。这个游戏玩了好久，以至于我中学学地理课程时，我对课本里的地图已经很熟悉了。

我小学毕业之后的几年，学校陆陆续续翻新，建起了新的水泥校舍，甚至还安装了电视。但在2014年，也就是我小学毕业七年的时候，这所学校因为生源短缺而关闭了。农村生源流向城镇，大量乡村学校关闭。

我的中学

因为我所在的乡镇没有什么好的中学，父母打听到二十公里之外的一个乡镇中学，师资还算不错。于是，我跟哥哥便到那里上了初中，再过几年我的两个妹妹也去那里上学。从屯里出发，先是步行一个小时或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到圩上，然后坐船过江，在江对岸码头搭乘三轮车到隔壁乡公共汽车站，之后搭乘班车去往学校。一般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周日我们吃完午饭，两点左右从家里出发，四五点到校。为此，母亲总要给我们打包饭菜，让我们带到学校当晚饭吃。没有保温盒和微波炉这种东西，周日晚饭都是吃冷饭。为了方便接送我们，母亲还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让邻居教会。摩托车质量不好，她力气又小，总是打不上油，很难启动。摩托车总在我们出发前掉链子。初中同学都来自本乡镇，听说我来自江对岸，十分好奇，没想到离他们二十公里之外居然有一条大江。农村孩子没有郊游旅行的概念，除非是江对岸有亲戚，才有机会看到大江或是坐船渡江。每周回一趟家实在是太折腾了。我有两个姑姑住处离学校半小时车程，家里跟姑姑们打了招呼，让我们周末过去寄宿。那时候没什么零花钱，偶尔车费也不够用，周日返校时要问姑姑们要钱。问的次数多了，我大姑姑心生不满，为此还跟我母亲吵了一架。之后我宁愿独自留校，也不愿意去亲戚家过周末了。

学校宿舍非常老旧，上下铺，公共卫浴，十八个同学住一间宿舍。大家带的被子都不够厚，冬天就两人一组共用两床被子，挤在一块儿睡觉。浴室小隔间是破破烂烂的小瓦房，不遮风也不避雨，更没有门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帘子，洗澡的时候，用洗发露或衣服固定在隔间门口两侧，自己做了个简易的遮羞帘。学校不提供热水，南方的冬天阴冷无比，女孩子受不了冷水澡，中午就打一桶冷水，拎到有太阳的地方，就这么晒一下午，傍晚用这桶水来洗澡。天天洗澡的观念深深地刻在岭南孩子的头脑里，即便是阴冷的冬天，所有人毫无例外都会每天洗澡，没有人想过要打破这一古老的习惯。初三的时候，同学当中开始流行用“热得快”煮水，但宿舍区只有门卫室有插座，我们只好排队插电热水。排不上队的时候，依旧是洗冷水。学校的食堂也很简陋，只有排队打菜的地方才有石棉板盖着，也不设有餐桌椅。学生们在哪儿吃饭呢？要么是打饭回宿舍坐在床边吃，要么是在食堂周边的花圃里找个地方或蹲着或站着吃。每日使用餐票打饭，早餐吃素粉，午饭晚饭只有一个荤素搭配的菜，比如土豆鸡块、胡萝卜猪肉之类的。开饭前，食堂大叔把一桶一桶米饭搬出来，让学生们自己打饭。一到放学时间，饿坏了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去打饭，一群人围着一桶米饭，吵吵闹闹，毫无秩序，很像饿死鬼。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才在食堂旁边建了个大棚，内设餐桌椅，这所学校才结束了学生蹲着站着吃饭的历史。还在食堂的另一侧建了个大水箱，食堂烧煤煮热水给学生们洗澡。但供不应求，水箱前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

汶川地震那一年，我正读初一下学期。那天午睡起床，学校广播召集全校学校在操场集合，向大家传达这则新闻，之后便呼吁各班级捐款援助灾区。散会之后，回到教室，留下周末回家的车费，我把我身上仅剩的二十块钱交给了班主任。在第一轮捐款之后，年轻的班主任杨老师统计了总款目，认为同学们积极性还不够，于是声泪俱下地给大家鞠躬，呼吁大家再次捐款。那年我才十二岁，从小活在小山村里，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甚至不曾经历过一次亲人的死亡，不知道如何响应远方发生的灾难。我口袋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在那一刻，班主任号召的社会责任和我自己的切身贫困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让我不知所措。《读库2304》第一篇文章题为《饥饿的高中》，作者回忆了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读高中时所经历的生理饥饿和生活贫乏。我在2007-2010年上初中，这三年里我体会到是饥饿、寒冷和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