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577）：细数妖孽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回过头再来说一说久违的北宋朝堂。
当辽国和新生的金国正在你死我活地相互撕咬时，当宋朝和西夏正在西北大地刀兵相向时，宋朝的都城开封却是另一番景象。人死之前大多都有回光返照的迹象，一个国家或朝代在灭亡之前却未必会如此，它可能是一步步地缓慢趋于衰落直至腐朽坍塌，也有可能是在盛世繁华中因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蝴蝶效应而突然猝死，但在这盛世繁华的背后其实早就埋藏了不为人所觉知的亡国之根。北宋的灭亡便是属于后者，正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此时宋朝的都城和朝堂之上便是一副妖孽横行的乱象。
后人在总结北宋灭亡的根源时习惯于归罪于所谓的“北宋六贼”，也就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六人。蔡京和童贯我们就无需多言了，老实说这两个人其实有那么点冤屈，他们虽然有可憎之处，但对国家其实还是有贡献的，但剩下这四人却是实打实的超级大害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之巨妖。事实上，蔡京能够成为六贼之首很大程度上还得感谢他的好儿子蔡攸，这个人远比蔡京更有资格位列这张贼人榜。六贼当中其破坏性唯一能够和蔡攸并肩而立的就得属王黼，至于朱勔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刻画了他的丑陋嘴脸，这里不再赘述，而梁师成和李彦我们则是鲜有提及。
李彦我们先放一边，梁师成我们待会儿再讲，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结合时间的先后来分别说一说在辽国灭亡前以及在金国与宋朝谋求建立同盟关系之前发生在宋朝的一些事。
公元1116年4月，也就是在童贯受命节制西北所有兵马之时，宋朝名义上的宰相、太宰何执中正式告老致仕。赵佶对于自己少年时期的这位授业恩师可谓是恩礼甚厚，他封何执中为太傅并赐爵荣国公，然后许其在京养老并每月于朔望两日赴大朝会一见，而且何执中退休后的一切待遇都与其当宰相时别无所异。
何执中告老之后，比其年龄还长的蔡京却舍不得放下自己手中的权柄，相反他还想取代何执中成为名正言顺的大宋宰相，而不是以太师的身份兼领宰相之责。不过，很注意吃相的蔡京并没有厚着脸皮要官要权，而是也假意上表请求告老，赵佶当然没有应允。他虽然没有让蔡京出任宰相，但却再次重申了蔡京的地位和权力：诏京遇朔望赴朝，正公相位，通治三省事，三日一知印当笔，不赴朝日，许府第书押。简而言之，蔡京掌领三省，每三天去政事堂的办公室打一次卡，平日里则可居家办公。
蔡京正在暗爽之时，仅仅只是七天过后，赵佶的另一道诏令却让他突然间就面容失色：令郑居中为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刘正夫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
蔡京顿时清醒了，这赵佶显然还是在防着他，所以这才让他的政敌郑居中和刘正夫来分他的权。为了防止蔡京专权，赵佶甚至不惜违背“外戚不得秉政”的祖宗家法，郑居中也由此成为了北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以国舅爷的身份当上宰相的人，他盼了好久等了好久的宰相之梦终于成真了。
蔡京不敢公开质疑和反对赵佶的这个任命，可他的怨气和愤怒也是需要发泄的，所以他再度请求告老。赵佶这次可没有惯着他，难道宋朝没有你蔡京就天下大乱了不成？对于蔡京的请求，赵佶置之不理，而郑居中则是借由蔡京赌气罢工的这个机会挥舞手中的权杖以整肃朝纲的名义好好地表现了一番自己的执政能力，史称其“存纪纲，守格令，抑侥幸，振淹滞，士论翕然望治”。
在放手让郑居中一展身手的同时，赵佶又将蔡京的另一政敌侯蒙提拔为中书侍郎。赵佶的这些举动无疑都是在向蔡京传达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讯号，那就是大宋的这片天即便没有你蔡京也照样不会塌。
见威胁无效，最后蔡京也只好厚着这张老脸向赵佶表示服软，他向赵佶上奏说道：“前些日子老臣因为年事已高且旧疾发作特请求告老，但陛下却体谅臣的难处让臣三日一赴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老臣感觉自己的身体现在又行了，所以恳请陛下还是容许老臣以后每天都去上班吧！老臣一定把陛下交付的差事都办得妥妥的！”
这段话的重点就在这最后一句，原文是：治事即依已降指挥。这就是说，赵佶说什么他蔡京就干什么，他绝不反对，也不擅作主张。蔡京这完全就是在向赵佶表忠心，他在向赵佶保证自己从此不专权也不擅权，只当一个服从最高领袖意志和命令忠实办事员。一个曾经的权臣能够拥有如此觉悟也是让赵佶大呼痛快，既然老蔡同志能够迷途知返，那你就赶紧回来上班吧！
被赵佶这么一番收拾之后，蔡京是彻底老实了，他也老了，不想再折腾什么丰功伟绩了，余生他只求保住自己和家族的荣华富贵并在安乐中死去。这个贪权恋权且已近古稀之年老家伙终究还是不知急流勇退，如果他能在此时像何执中那样归身退隐又何至于为北宋的灭亡背黑锅？至少他不用把最大的那口黑锅给背在身上继而成就他千载不灭的骂名！
这一年距离北宋灭亡还有整整十一年，在接下来的这十一年里蔡京基本上没再兴起过什么妖风，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新生代的时代骄子，具体来说就是属于这帮导致宋朝国将不国、君不似君、臣不类臣的妖孽们。
来看看现在北宋朝堂上的天气：皇亲郑居中成为了大宋的宰相，此举开了宋朝立国以来的先河，这倒不是说郑居中会是杨国忠那样的导致唐朝走向彻底衰落的国贼，况且此人也确有宰相之才，北宋的灭亡可以说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赵佶敢于无视祖制这个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非同小可，此例一开就意味着百无禁忌，就意味着他从此可以毫无敬畏之心随心所欲地恣意妄为。相比皇亲成为执政宰辅，赵佶的另一个会让他的老祖宗气得在九泉之下暴跳如雷的举动便是让一个宦官统领数十万大军并执掌宋朝的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
童贯统领西军是在一年前的公元1116年，而在公元1117年赵佶又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命童贯领枢密院事。考虑到童贯之前的军职就已经是最高军阶的太尉，现在又让他成为了枢密院的一把手，这就意味着宋朝的军事大权乃至是兵权都悉数为童贯一人所把持。童贯在军事领域的这一成就可谓是在太监界里达到了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成就，汉朝的太监最高光的时候只能把持朝政却无法沙场立威，唐朝的太监倒是可以统兵杀敌甚至决定皇帝的废立，但在拥兵自重的各地藩镇面前也只能唉声叹气，九千岁的魏忠贤差点成了万岁爷，但他也不敢说自己可以率兵北伐荡平辽东，可童贯不但可以统兵更可掌兵——这些兵可不是什么戍卫京师的神策军，而是整个大宋的所有兵马。
除了国舅爷做了宰相以及太监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宋朝此时还有一个让人更加瞠目结舌的现象，那便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做了首都卫戍司令并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人想必大家都熟悉，此人就是《水浒传》里大名鼎鼎的高俅。高俅就因为当年给赵佶送梳子并在赵佶面前大秀了一把球技而就此成了赵佶的亲信，如今他早已是直接负责皇城安全的禁军殿前都指挥使，赵佶在公元1117年伊始更是为其加官为太尉从而让他在军阶上与童贯平起平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关于高俅，如果不是《水浒传》的存在，我们甚至都没有什么必要在这里特意地为他浪费笔墨。正如我在这个故事的序文中所说的那样，后世的文学作品和民间艺术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加工润色严重误导了历史的真相，有些甚至就是完全基于个人的喜好对历史予以蓄意乃至恶意渲染，对此我不再多言，我想说的就是高俅也算得上这其中的“受害者”。
历史上的高俅的确算不上是什么伟光正类型的人物，这个在民间如雷贯耳的人在整个宋史里的地位更是低得出奇，他甚至在《宋史》里都没有个人列传，完全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相比北宋六贼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高俅所带给宋朝的破坏性也实在是不值一提。
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讲明，高俅的官职是禁军殿前都指挥使，他所掌管的仅仅只是京城禁军三衙当中的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步军司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另外，所谓的京城八十万禁军更是无稽之谈。即便说宋朝拥兵百万，但宋朝在陕西五路防备西夏的兵力就高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河东路和河北路还有十余万兵力负责防备辽国，京东和京西两路约十万负责拱卫京师，除此之外就是驻防荆湖、益州、两浙、广南等路的禁军。这样算下来最后真正驻军在京城的撑死也就十万，而这十万里面步军司的兵力占大头，马军司次之，兵力最少（但待遇最好）才是高俅掌管的侍卫亲军殿前司。
一言蔽之，高俅充其量就是赵佶的保安大队长，换作今天也就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仅此而已。因此，这样的一个人能得到上将军衔（太尉）但却又没能在宋史里拥有个人传记也实属正常。所以，如果有人说高俅的地位在徽宗朝时期有多么的崇高绝对是小儿无知之谈，他的身份和地位甚至根本上不了蔡京等人的那一桌。
顺便说一句，高俅的前任正是当年元丰五路西征时跟随泾原军主帅刘昌祚直抵灵州城下的北宋名将姚麟。说这个事的原因就在于宋朝的禁军有一个定制：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姚麟正是凭借自己在西北边境数十年积累下的赫赫战功才能得以成为三衙之一的禁军殿前司最高长官。所以，高俅在赵佶登基之后便被派去西北进行镀金，他也正是因此而与西军名将刘仲武结缘。之前我们说了，高俅是一个感恩且知恩图报的人，他对苏轼和苏轼的后人如此，他对刘仲武及其两个儿子刘锡和刘锜也同样如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高俅后来的有意提携，那么刘锡和刘锜很难在西军当中出人头地以至于后来分别官至熙河路和泾原路的经略安抚使。
那么，高俅为什么会被后人无尽病垢呢？其一，他确实掌军无方，说他荒废军备一点也不冤，他手下的殿前司兵马基本上毫无什么战斗力可言。其二，后人错误理解了高俅的权力，殿前司都指挥使只能掌控殿前司的兵马而不是整个京城的禁军，高俅能祸害的只能是殿前司的兵马。再者，当后来金军进攻开封时负责守城的是步军司和马军司的兵马，高俅的殿前司其主要职责是守卫开封的内城，也就是皇城，所以后人将徽钦二帝的“北狩”归咎于殿前司的懦弱和无所作为也完全说得过去。
高俅又是怎么祸害殿前司的呢？《靖康要录》里面记载了朝臣对高俅的一份弹劾奏疏，其中有言：身总军政，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
这里面的大意就是说高俅占用禁军的营房用来给自己修宅子，而且是动用军士来给他修宅子，为此他专门招募工匠来充军以此免了他本该支付的工钱。另外就是高俅在军中敛财，殿前司的军士只要出钱就能免于日常操练，没钱的就只能去给他当杂役。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殿前司的军士完全没有了军事素养和技能，如遇战事就和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分别。
在这一点上高俅的确是没法脱罪，但即使如此他也不可能毁掉整个殿前司。道理很简单，他的房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修，而且他也不可能让所有殿前司的人都去给他当杂役。此外，殿前司的主要职责是守卫皇城，高俅不可能让从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每天去给赵佶站岗放哨，更何况殿前司的诸班卫士里可是有很多都是名臣功勋之后，这些人是高俅不敢轻易辱没和使唤的。综合而言，高俅即便是毁坏军队也是有限度的，把后来开封城破的罪责归咎在他的头上无疑有失公允，这种论调甚至就纯属乱弹琴。
尽管带兵无方，但高俅在搞花架子上面却还是很有一套，比如说喊口号、走队列、吹奏乐器上面他就把殿前司的人调教得让赵佶极为满意。《东京梦华录》记录了高俅组织的一次由赵佶亲临现场观摩的军队表演秀：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如此可见，高俅这样做简直就是将殿前司整成了一个军队文工团，可昏庸的赵佶对此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高俅这事干得很漂亮。
以上这些便是高俅在各类史书和民间文学笔记里所留下的“累累罪行”，倘若他把京城的禁军都给祸害成了这个样子，那么高俅无疑应该被万民声讨，更是要为北宋最终的亡国背负很大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概而论之，高俅以苏轼的书童为起步，后来通过驸马都尉王诜与时任亲王的赵佶结缘并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但他对宋朝的国政和军事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根本不足以让他为北宋的灭亡而承担罪责。因此，如果要说高俅祸国殃民着实是太过抬举他了，说他贪财并沉溺享乐倒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根据有限的史料分析，高俅虽然是赵佶的保安大队长，但他却没有和童贯、蔡京以及后来的王黼、蔡攸、李邦彦之流混迹一处，他似乎只沉醉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逍遥自在，他的野心也仅限于给赵佶站岗放哨并以此常保富贵。在另一边，赵佶对于自己青年时期的这位球场票友也是相当信任，高俅执掌殿前司长达十余年直到赵佶后来南逃江南时他仍然护卫其左右，如此倒也算是一段君臣“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