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摘要和笔记（20240209）

无论在政治、科学还是公共领域，重返工业社会的选项都得到了压倒性支持。同时，这个选项也超越了党派对立。事实上，为此可以援引一大堆可靠论据。首先是这个选项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它自觉的从过去两百年的进步与文明批判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它又建立在对不可动摇的市场约束与经济条件的评估之上。……投靠“进步”总是可以提供一些慰藉，但就连这种慰藉也被用来为重返工业社会的选项增加筹码。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发问：我们应当做什么？对此，进步信念是这么回答的：“维持现状，只需更大、更快、更多。”这足以说明，我们在这一场景中是在就可能的未来作辩论。

在现代化的连续性外表之下隐藏着质的断裂。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种表面上不言而喻的“如从前一般的形式方式”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矛盾后果。

在此，经济政策的优先性占据了前台。经济政策的指令辐射其他一切议题，以至于为了就业政策的缘故，经济繁荣甚至成了第一位的事项。

经济政策持续确立方针，同大规模失业的斗争表现出明确的重要性——事情越是这般发展，企业获得的处置机会也就越大，政府在技术政策中的行动余地也就越小。结果，政治不断朝自我削弱的方向滑落；同时，其内在固有的矛盾却加剧了。

风险处在政府行为的管辖之下，动用这种管辖权会反过来要求对风险的生成背景即工业生产进行干预。为了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人们早已放弃这种干预。……与此类似，当公众对风险日趋敏感的时候，政治对研究淡化风险的需求也在增加。可以说，科学确保了政治的正当化主管角色。

对处境和发展趋势的历史误判日益显现。在工业社会时代，经济和政治或许还可以这样“并肩作战”。但在风险社会的条件下，这么做就像是混淆了基础乘法表和乘方。只要跨越了经济和政治的制度边界，相应的处境就会出现结构上的分化，这就像特定的行业和群体会有其独特的利益一样。

风险界定激活了责任问题，同时，它也按照社会的建构创建了非正当的系统条件区。然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些系统条件迫切需要改变。因此，风险界定并没有使政治行动瘫痪，风险界定也不应当在系统性焦虑的公众面前遭到掩盖。……相反，风险界定开启了新的政治选项，从而可以重新赢回并巩固议会民主制的影响力。

技术-经济的革新是持久的社会变迁的动力，但从一开始，这种革新就已经被排除在民主协商、监督或反抗的可能性之外。

现代化被认为是“理性化”，尽管这里随系统而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我们的清醒认识和控制。一方面，工业社会只能被设想成一种民主体制；但另一方面，工业社会总是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社会从推动它的缺乏知识的状态，转变到设想中的启蒙与进步诉求这个对立面。这种局面即将来临。对于这场已经开启的运动的进步属性，选择信仰抑或不信都会再次与当前的社会形式构成冲突，因为这种社会形式史无前例的把知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当作自身发展的基础。【工业社会也是通过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取得的科技进步为基础的，但同时它也借助于组织的官僚体制和科层制、现代管理学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是一种覆盖面更广泛的社会形式，它不受制于官僚体制，而更多取决于科技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及人们的学习和处理能力。】

科学是让万事万物运转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关注后果，它只会求助于决策。毕竟，现代性让一切都变成了决策。因此，重要的是——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开放决策基础的获取渠道，这里的依据正是现代性的处方所拟定的“民主化”。

由技术-经济的亚政治（经济和研究）构成的辅助政府或替代性政府可以补足议会的职责。如果这种亚政治可以凭借其投资与研究自由而行使辅助政府的职责，那么，它至少需要在民主制度面前，就“理性化进程”中的基本决策进行自我辩护。

民主化能够实现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我们应当打破公共政治讨论落在研究与投资决策之后的现状。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在作出有关微电子学或遗传工程的应用等根本性决策之前，它们的后果和影响范围等事项需要提交议会审议。这样做的结果不难预测，科层化的议会制会阻碍企业的理性化与科研工作。

我们可以设立执政机构，授予它们职权，从而有效的抵抗工业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我们可以仿效社会保险设立一种保障体系，以便应对因环境和食品污染而引发的健康问题。当然，为此我们还需要完善现行法律基础，从而不再让受害方承受过于沉重的举证责任。【风险社会自身的发展是超越了目前社会结构和体系的，它们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能力去应对，它需要的是一种无边界的组织和社会，而这对社会的发展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现有的基于科层制的社会形式需要改革和提升，否则对于日益增加的风险我们将越来越难以招架。】——“破除政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