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惨打工人：升职加薪两个月后，老板说，你得赔公司100万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有位朋友提醒我：在外工作千万要小心，有时候上班也有危险。

我本以为她在说秃头和猝死，但她告诉我，打工人会遇到的危险远不止如此。

她曾接过一个案子，有个女白领就因为帮老板寄快递，牵扯进金融案件，在看守所过的情人节，被关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家。

提醒我的朋友你们也熟，她就是律师李不疑，在她从业10年间，遇到过不少赔钱给公司的打工人。

其中被公司坑得最惨的一位女高管，工作时几乎“把公司当家”，最终却倒欠公司100万，还被老板拉去顶锅——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两个多月，女高管仍对此一无所知。

2019年初冬，我在北京国贸写字楼附近吃午饭，收到了同事钱律师的信息，“客户提前到了，你先接待，我很快就到。”我匆忙结束用餐，赶回律所。

电梯门一开，一个穿着蓝黑色夹克外套、搭圆领羊毛衫的中年男人坐在候客区的沙发上，这身着装一看就能猜到他在体制内工作。我把他请到办公室后，钱律师也赶来了。

我听到中年男人给钱律师打招呼，“这位女同志刚刚领我进来，我们说等您一起聊。”

光是“同志”这个称呼，我就能断定他公务员的身份了。果不其然，他在北京的一个机关单位从事宣传工作，姓马，我们就称他马老师。

我翻材料时，看到过他和妻子冉娜的结婚证，两人都是七零后，年龄没差几个月，三十多岁才步入婚姻。

马老师称妻子前段时间被警察突然带走了。

马老师突然想到了什么，从手提袋中掏出了几份完全没拆封的信件，是银行寄来的催款函。我记下了这几家银行的名称，“欠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马老师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自从他太太被逮捕以后，他每天过得提心吊胆。这几封催款函送上门的时候，他都假装自己不在家，等快递员投到居民楼的信箱里，人走远了，他才敢用镊子小心地从信箱的夹缝里夹出来，给我们看完他还要还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上半年，他的妻子冉娜分别在三家银行借款，总计借款金额100万。

我翻看马老师带过来的拘留通知书，他妻子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一直到被拘留之前，他的妻子身份都是一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财务总监，那是一家不小的网络贷款平台。

马老师还说：“我太太不让我委托律师。”

听到这话，我心里想，“他媳妇厉害啊，真能扛！”

要知道，马老师找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拖过了刑事案件的黄金三十七天。再往后律师要开展工作就麻烦了。我真想问他一句，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光听老婆的，没一点自己的判断吗？

但看着眼前这个手足无措，刚刚才莫名背上百万元家庭负债的男人，我还是忍住了，开始询问他更多情况。

马老师说，妻子被带走以后，他还找过其它律师传话问情况。

妻子却说别请律师来浪费钱了，她被警察带走之前查过，已经暴雷的其他互联网金融公司，一开始也都是带走很多人，最后真的判刑的就是几个股东，和她这样拿死工资的人没关系。

这种情况在他们监室里很常见，陆陆续续很多人都被释放了。她让丈夫放心：“我过几天就能回家。”

我心想，这个说法太离谱了！当时互联网金融项目暴雷案频频发生，公安机关早就开始了严查。更何况冉娜是财务总监，两个多月过去还没被取保成功，那就说明，警方大概率认定她是要承担责任的那批人。

这类互联网金融项目暴雷案件，往往是公司在民间集资，然后再把钱借出去盈利，要真是规范经营倒好说，实际上很多公司吸进来的钱最后都让老板和高管们卷走了。

然而让我注意的是，既然公司资金出现问题，冉娜为什么不及时抽身，还要从银行借走一百万？

马老师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他说妻子不仅没跑，反而还叮嘱他要及时给银行还钱。

这太匪夷所思了。

再问其它的，“她具体在公司负责什么呢？”“她们公司创收多少呢？”

马老师基本一问三不知，只会一个动作：摇头。

他什么都是听从妻子的安排，也是眼下情况紧急，这才来找到了我们。

我想，只有当事人冉娜能揭开这个疑惑。

我们第一次会见冉娜时，只有钱律师进去，我在车里等待。钱律师半个多小时就出来了，情绪有些激动，“你知道冉娜上来问我什么吗？她说你收那么多律师费，是能保证我取保出去，还是能保证我被无罪释放？不能的话就别辩护了，她自己能出来。”

钱律师反问，“你的计划是什么？进展顺利么？”随后，他直接把几家银行银行的催缴信息甩给了冉娜。隔着玻璃，冉娜拖着椅子，凑过来确认了好几次，“他们居然没再还钱？”

钱律师点了点头，她被管教连人带椅子拽回了原位。

冉娜只是消化了一小会，很快，便机关枪似的向钱律师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第一，转达公司老板的爱人，公司困难时让我贷款，我没有推辞，现在我有困难了，希望公司继续还贷款。

第二，找渠道联系老板的律师，询问辩护方案。

第三，尽快做取保，我要出去处理贷款和公司事务。

……

我听到这一连串的命令都懵了，“咱们就只用帮她带话？”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大姐在看守所待了两个多月都无人问津，还对还对老板寄予希望，还想着出去参与公司事务，置自己老公孩子于不顾，这是不是太负责了，被洗脑了。

冉娜身上的不可思议，更让我想亲自见见她。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我终于在看守所见到了冉娜。我提前来到与冉娜谈话的窗口，举着一张写着“冉娜”名字的A4纸寻找她。

只见她不紧不慢的从小门出来，脚链声叮叮啷啷响，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也刺耳。

她很淡定，没有像其他嫌疑人一样有对律师强烈的需求。她步伐沉稳的走到窗口坐下，把审讯椅上的横栏关上锁死。

会见室的玻璃已经磨花了，我看不清冉娜的脸，只觉得她在打量我。这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忽视这种怀疑的审视，直接告诉冉娜，同为被告的几位股东的律师，不愿意加微信，称“业务探讨可以在法庭上进行”。我们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被警方驳回了。

听到这些话，冉娜沉默了一会儿，冷静下来她用命令式的口气说，“你在纸上记点东西。”冉娜有强大的气场，这个命令让我有点失措。我反应过来后，拿出准备好的A4纸，记录下她一道道指令，这让我有一种我妈站在对面训斥我的感觉。

会见期间，我一直在写，一次都没有抬头，写到最后，手都麻了，什么信息都没有获得，完全成了传话筒。她太有主见了，这让我理解马老师为什么对案情一问三不知了。

冉娜的记性也很好，还还记得三家银行的贷款金额，也记得还款日期、使用的账号，她让马老师先用家庭存款还银行的贷款，别让她留下失信记录。

她还让我记录几个投资人的姓名和出资额。她相信公司的兑付能力，才介绍这些朋友东拼西凑把家当投进去，指望高额返息惠及这些朋友。

公司资金出问题时，冉娜尝试兑付给他们，但没有成功，她反复强调这些朋友也有困难，她要求马老师帮忙解决。冉娜操心的事情特别多，其实马老师对有些事情也无能为力。

冉娜还对辩护思路提出了想法，当她意识到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小，平静地说，“我可以接受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尽量少判几年。”

说完案子，她又开始安排家里的琐事，示意我继续在纸上记录。

“让母亲做今年的全身体检，侧重心脏，记录近期血压、体重、心率情况。”

“如果母亲身体有何不测，让马老师向看守所求情，申请见老人最后一面。”

随后，冉娜说了一连串的药名，她语速很快，我的笔速完全跟不上，只能大概记下关键词，再跟她核对。

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虽然一直跟冉娜弟弟同住，但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冉娜张罗。她怕弟弟不知道母亲的常用药和日常体检安排，口述下来让我转达。

“还有，让婶婶去家里一趟，如果茜美来例假，告诉我。”

冉娜的女儿茜美正是小升初的年龄，可能快来月经了。于是她托我给马老师带话，请婶婶过来帮忙，教女儿一些生理知识。

她对女儿也是一通安排，她紧接着又说，“给茜美买书，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中英两版，先读中文后读英文，我也在读，以后按这种方法读书，写信给我讲读后感。”

“茜美过生日给她开一张存折，教她养成储蓄习惯。”

很快，会见时间到了。她交代的大事小事，我写了一整张A4纸，该核实的案件信息却一点没核实。

隔着看守所已经被磨花的玻璃，我看不太清冉娜的脸。但我知道，她还不信任律师。

会见结束后，我们约了马老师在律所见面。

马老师听到冉娜要求他还贷款、还要帮其他受害人兜底时，控诉说，“她以为自己还在公司当领导呢？这个公司没一个人管她！”

2019年9月，也就是冉娜进去一个月后，马老师收到了银行的催款函，算下来每个月大概要还4万元。当时马老师认为案件会很快宣判，还了两个月左右。

为了还钱，马老师赎回了理财产品，用家庭存款还贷。很快，马老师意识到，相比于贷款，家里的积蓄有点杯水车薪。

冉娜进去后，马老师独自支撑家庭开支，负担孩子教育。他在体制内的收入并不算丰厚，将来还要给冉娜缴纳罚金、交律师费，这些钱都不是小数目。思考再三，马老师停止了还款。

那天马老师离开律所时很失落，或许源于我们没有获得有利于冉娜的更多案情信息，或许源于冉娜还幻想着公司能救她，或许生活的负担越来越重，或许他还有更多苦楚无人诉说。最后马老师丢一下一句，“让冉娜死心，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对于律师来讲，案情并不清楚，我们一样有很多困惑，需要冉娜的配合和支持。可谁又能戳破冉娜的幻想呢？

那个阶段，我们唯一听到的好消息是马老师与冉娜的女儿考上了重点初中。在没有妈妈陪伴的这段时间，马老师肯定给孩子付出了很多精力。我嘱咐马老师把女儿的成绩单带来，下次会见冉娜时带给她，说不定能让她有些转变。

再次与冉娜会见前，马老师邀请我们一起吃饭。

除了女儿的成绩单，马老师还带了冉娜的病例。我曾告诉过马老师，患有严重疾病是取保候审的条件之一。

冉娜之前由于工作压力大，患过免疫系统疾病。看守所的条件不好，饭菜营养跟不上，马老师担心冉娜免疫力下降。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冉娜生病取保。

原本我以为马老师的左右为难，夹杂着对冉娜深深的爱意。在饭局快结束，马老师从手提袋里掏出了一封信，拜托我们带给冉娜。“还有个事情需要拜托两位，我要和冉娜离婚。”听到这句话，我手里的手机差点摔地上。

离婚肯定会影响冉娜的心态，作为冉娜的辩护律师，我不希望马老师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我很犹豫要不要接受马老师的请求。

马老师看出了我们的为难，道出了实情。他在体制内工作多年，40多岁了还在副处级别，年底提级考核通过后，他或许有机会再晋升一步，但是体制内的晋升是一定要政审的。

要是冉娜的事情在提级考核时被查到，他就算是被彻底发配边疆了。他补充道，“这只是假离婚，律师费、退赔款都是我出，你们帮我带个话儿就行。”

马老师再三恳求，我们只好答应转达。我心里想，冉娜绝对是个理性的人，或许她会接受这个要求。更何况马老师的信里提到，冉娜早在预感公司出事时，就提出过假离婚的想法，而马老师没有同意。

我们再一次在看守所见到冉娜，紧张的气氛多少有些缓解。冉娜听到马老师给她带了信，也非常开心。冉娜先提到她在里面偷偷给马老师“庆祝”了生日。

看守所里条件有限，冉娜买了一盒方便面，特意申请零点时段值班。她借着值班的时机，在零点之前泡了面，跟着墙上的表倒数秒针，在心里默默的祝马老师生日快乐。

我手心里都有了汗，马老师的信来的不是时候。最终，在冉娜期待的目光下，我忐忑地读出了马老师的信，“娜娜，展信佳。”

“有个事情通知你一下，我提了离婚诉讼，估计法院很快就会向你送达这个消息。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真正离婚。事发时你提过，当时我不同意。现在，你的同学和朋友都让我们先办了离婚手续。”

“你现在要静养身心，别考虑其它的事。你的事我会管到底的。”

“以后别这么仗义了，你要以自保为主。先到这里吧！”

我的目光不敢离开信纸，更不敢抬头看到冉娜的表情，希望隔着的玻璃能更模糊些，别让我看到冉娜失落的神情。我还是抬起了头，她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了。

冉娜语气坚决且肯定的说了四个字：“我不同意！”接着就是沉默，空气即将凝结的时候，冉娜嘱托我记下一封信，转交给马老师。

她一字一句地口述，“小马哥，展信佳。”

“承蒙老天眷顾，年轻时有父亲呵护，后来有你陪伴。

你生日那天，我买了一盒方便面，回监室的路上摔了一跤，泡好的面都撒了。但也算是和你一同庆祝了。

这几个月我想了很多，目前最好的结果，是取保后不起诉，最坏也罪不至死。你要相信，我会有翻身之日，我们会一同度过眼前的困境。

我自小畏惧父亲的威严，渴望得到他的认可。结婚后我怕你，也崇拜你、敬佩你，渴望得到你的肯定。

如果离婚是因为你不爱我，我同意。如果只是一种保全手段，我不同意……”

冉娜字字锵锵，眼神坚定，身上那层坚硬的外壳又重现了。在谈到方便面撒了时，她停了好久，嘴张开又哽咽地闭上。那层外壳可能在她心里已经破碎。

冉娜可能感觉被世界抛弃了。

冉娜贷款前，老板们满口答应，会把她的贷款的事情放到第一位，结果老板们没有替她还这笔贷款。

冉娜信任这些老板们，他们都是大院子弟，学历高，也是同龄人。冉娜虽出身不及这些老板们，也是高官家的孩子，父亲在老家官居高位。

冉娜从小畏惧父亲，极度想获得父亲的认可。而冉娜学生时代并不出众，仅拿到了大专文凭。后来父母离异，冉娜跟着母亲，父亲娶了同为政府高官的继母，她获得父亲认可的机会也慢慢变少。冉娜自学考了会计证，从事财务工作。

她跟着这些大院子弟工作，或许能闯出一番事业，也让父亲看看。

这也能让马老师对她刮目相看。

30多岁时，冉娜认识了同岁的马老师。当时马老师在机关单位做事，年轻有为。两人互相欣赏，恋爱结婚。

老板们没有让冉娜彻底死心，父亲的人脉也多少让冉娜认为案情在自己可控范围内。所以我们律师很难获得她的信任。

她刚被抓时，还给马老师留下了一份关系名单。马老师隔几天就打一通电话拜访他们，特产高档水果送了不少，但他们都含糊其辞，“上面盯得紧”、“现在时机不成熟”打发了他。

现在站在冉娜身边的，可能只有马老师了。

从看守所回来后，我把冉娜的信和要求在电脑上整理好，发给了马老师。我还顺便跟他提了一下，冉娜在会见室一直揉搓手指关节，监室里潮湿阴冷，她的风湿复发了。

马老师回复了三个字，“知道了。”

2019年年末异常难熬，疫情突然而至，延缓了案情的审判。

2020年开年，随着复工复产，警察把案件提报给检察院走程序，一边做补充侦查。

冉娜还没有做好配合我们的准备，在会见她前，我们先去检察院看了卷宗。我们终于在卷宗里，发现了有关冉娜陷入这次牢狱之灾的关键信息。

冉娜的公司主要做网贷业务，向金融办申请下来了营业资质证书。原本公司账上还有现金。

2019年初，大批借款人没有给公司及时还款，导致公司的现金都没了，出资人们拿不回应有的利息和本金。这家公司的网贷规模很大，过了半年，报案量已经达到1000多起。

此时，冉娜担任公司的财务总监，只拿固定工资，并不参与分红，按照过往案例，她只要退还工资，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家公司前后招了几任CEO都相继离职，老板便说让冉娜来暂代CEO，给她升职加薪。

我们与冉娜约了线上会见，对着派出所老旧的台式机，屏幕里冉娜只有个头顶，除了两个旋儿，什么发型也看不到。我们正发愁怎么开口，会不会又被她打断，没想到她主动和我们谈起她的工作。

她说自己前几年恰好踩上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风口，起初做行政岗位，并不直接接触市场和项目。她很快发现了上一家公司的业务不合规，于是跳槽来了这家公司。

冉娜告诉我，这次不一样。这家公司专门申请了资质证书，几个股东各自有金融、法律背景，老板还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入职时她相信这家公司的前景，年会上老板端着酒杯说，We are family！

我忍不住打断，那你当CEO的时候主要做什么呢？

冉娜说，主要是帮股东们传达命令，替下属给股东们汇报。

听到这里，我的笔顿住了，我不知道她是真傻，替股东们顶锅到现在还不知情，还是依然对我们有所隐瞒。

如果是前者，对我们来说也算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冉娜确实有脱罪的可能。

临走前，冉娜和我们提了离婚的事。

前不久，法官提审了她，她明确表达了不同意离婚的意愿。

冉娜又说，“请你转告马老师，我会再考虑离婚的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跟我提了离婚，就要为这句话负责……”

冉娜停顿了一会，我以为她要放下狠话，没想到她说，“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我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精力，可以放一放，但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说这些话时，冉娜始终面无表情。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是马老师提了离婚，才让她意识到真正能帮她的只剩我们了，才开始配合。我正想着，冉娜抬头冲我们笑了笑，“我剪了头发，蛮清爽的吧？”

这次我终于看清了她的发型，头发的长度只到耳朵，传递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她要支棱起来的信号。

对于冉娜的案子来说，现在唯一最重要的新证据，就是让我们等了两年多的审计报告。

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时，吓了一跳，冉娜公司的P2P案件涉及两万多名被害人，金额高达几十亿。而冉娜暂代CEO期间，年薪达到了百万，甚至比几个股东还要高。糟了，又是一个对冉娜不利的证据。

但是从客观材料里，每次会议的参会人员来看，都没有冉娜。这是对我们有利的证据。

后来会见时，冉娜告诉我们当她察觉到公司暴雷，几个股东有卷款跑路的趋势时，她把他们的护照藏了起来。

我听到的时候意外了一下，冉娜说，“我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公司得对投资人负责，不能一走了之。”

这也是为何事发以后，警方能顺利抓到他们。

我记下了这个点，它可能成为冉娜的立功证据。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人数多，金额大，报案人依旧在不断增多，所以案件长期处于调查阶段。

2021年6月，我检索到了老板们的关联公司，发现涉嫌集资的项目与大老板和二老板实控的两家公司很密切。他们由实控的公司充当项目公司，去跟自己的借贷公司借钱，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转移借贷公司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

案件有了眉目，冉娜也逐渐对我们有了信任感。

冉娜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十分充实。

会见时，她告诉我们，她在看守所里找到了差事，当了小班长，每天给每个人安排值班表和床位，忙得不得了。她还把阅读室的书读了个遍，最后没得读了，她指挥马老师给她寄书、寄做手工的材料，给管教逢年过节送面锦旗。

我的会见笔记，也逐渐变成了冉娜的家书。

我们等了整整两年，才接到了法院的开庭通知。

开庭日期刚好是冉娜母亲的生日，她让我们给弟弟带话，“好好庆祝，别提我开庭的事。”

至于陪同的亲属，冉娜只想让马老师一个人来。

跟冉娜最终确认完辩护思路之后，马老师请我们在附近吃了一次涮羊肉。吃饭时，我们才了解到，马老师没有离成婚，也错过了那次升迁的机会，被安排到一处闲职养老。

他只说“算了，都过去了，就别说了。”

说的时候，手里不忘给我们继续布菜，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翻了篇。

2022年冬天，开庭那天一早，我提前15分钟抵达法院门口，马老师已经在安检口等候了。

他穿着一身黑灰色的行政夹克套装，排队等候的时候，问我们能不能跟法官求个情，等庭审结束让他跟冉娜说两句话。我记下了这个请求，按照疫情前的惯例，法官通常会容许庭审结束后签笔录的时候，家属和被告人说上几句话。

我们入场后，法官宣布带被告人上庭。

冉娜进庭的顺序排在最末端。

她站在那群老板们身旁，更衬着她个子小小的，甚至显得格格不入，被掩盖住了。

她进来时，安静的法庭只听到她走路时发出的哗啦哗啦的手铐、脚镣声。她头发白了很多，戴着口罩，露出一双眼睛，似乎在寻找我和马老师。看到我和马老师的时候，她轻轻挥了挥戴着镣铐的手，似乎是想让我们安心。

马老师看到冉娜的手铐脚镣，嘀咕了一声，“上庭了手铐脚镣都不给人家摘。”他心疼冉娜。

这是一次漫长的庭审，前后开了好几次庭。

法官在讯问第一被告人张总时就卡住了，他对罪名和犯罪事实均有异议。

张总是70年代人，高大魁梧，面色红润，长相远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说着自己生意手段上的创新之举，非常自豪，把检察官说的一愣一愣的，半天没有接上话，只得问道，“那你们怎么会暴雷？”

“大环境影响，借款人还不上钱，资金链断了呗。我都立了几百个案子追款了，还没等拿到胜诉判决，你们就把我抓了。”张总讲话的语气与他的年龄实在不相符，一副二十啷当岁的刺头样儿。

讯问张总的环节里，我最重要的任务是，从张总口中印证冉娜的责任范围有限，只是领固定工资、按指令行事的中层员工。所幸，张总倒也是债多了不愁，他无意为难冉娜，能往自己身上包揽的，通通揽了过去。

马老师坐在旁听席，摊开一个手机大小的皮面本子，全程埋头苦记。

检察官却没有轻易放过冉娜，“如果冉娜负责的工作那么少，为什么她领取的工资最高？”

冉娜陈述了自己兼任几家公司的财务总监，领取的是多家公司合并发放的工资，后来当CEO也只是股东们的传话筒，依旧没有说服检察官。

休庭时，马老师拿出他一直在记录的本子，翻开来和我们讨论。没想到他笔记本里记录的庭审重点不比我少，一条条提出看法。如今的庭审局面大体在预料之中，我跟马老师简单解释过后，他悬着的心似乎稍稍放下，只是感慨了一句，“她的头发都白了啊”。

又一次开庭，检察官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公司的许总。

许总的履历十分漂亮，背景也很大，学历很高，还有法律背景。他的回答非常狡猾，无论检察官问到什么，他总能迅速绕开话题，然后将矛头指向冉娜，说公司情况财务总监应该知情。

我想到了冉娜此前提过的一件事，“您在被公安机关传唤前，曾定过一张机票，为什么没有出行呢？”

这份证据并不在案卷材料中，许总被问得措手不及，“谁定过机票啊，没有的事。”

我向法官和检察官呈上一份情况说明。

早先冉娜告诉我们，当她察觉到公司暴雷，几个股东有卷款跑路的趋势时，把他们的护照藏了起来。那时她一厢情愿地觉得，公司得对投资人负责，不能一走了之。这也是为何事发以后，警方能顺利抓到他们。

“在本案中，张、许二人的地位比冉娜高，参与程度也更深，在公司爆雷前，冉娜以个人名义贷款用于偿还投资人的损失，但张、许却订了机票要走。冉娜藏起二人护照劝阻二人，他们才没有走成。请求法庭考虑冉娜的退赔及立功表现，给予她从宽处罚。”但这些信息没有引起法官、检察官任何反应。

最后，法庭给了每个人自我辩护的机会。

冉娜站起身来，她有一个转身的动作，仿佛在寻找马老师的身影。只不过法警迈了一步，挡在她的视野前，呵斥住她的举动。冉娜默默从袖管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团，展平后读了起来。

冉娜态度诚恳地忏悔自己的过错。那一刻，她的真诚和张、许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几个老板，曾经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从小习惯占用资源，对钱财看得很轻，唯独惧怕父母，想要做出成绩，听取表扬。

冉娜这份忏悔书，表面上听着是对法官说，其实有些话是说给马老师的。他们在法庭上不能说话，已经两年多没有见过面，夫妻之间的思念之情也体现了在忏悔词上。

曾经的冉娜认为，父亲不认可自己，在丈夫面前也拼命证明自己。在她眼里最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工作，却让她陷入了绝境，老板们一心设局让她背了黑锅。

她强硬的外表，案发初期的意气用事，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被马老师触动了。或许在爱人面前不需要证明。

随着“当”的一声，法槌落下，漫长的庭审终于结束。

我本想示意法官通融一下，让马老师和冉娜说句话，没想到庭审一结束，法警就把冉娜他们带出去了。马老师顾不得许多，第一个冲出了旁听席，还被木栅栏绊了一下。他紧追在法警身后，跑出去好远。

马老师冲出去的举动，让我很意外。这不是将近50岁的中年人做出的举动，更不符合他的性格。可能他想见见冉娜，哪怕一个眼神对视，也能缓和三年的分离。

马老师没有如愿，只是喊了冉娜的名字。

2023年春节，一审判决书下来了。

办公室外寒风冷冽，屋内暖气却热得让人感到焦躁。我撸起袖子，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判决书，在工位附近走来走去，半响说不出一句话。

张、许二人都是公司的创始人，还担任董事，拿着分红，在有问题的几个项目中都牵涉了关系。但最后的判决中，冉娜和他们的刑期却没有拉开差距，都被定性为主犯。

该重的张总刑期并不算重，该轻的冉娜刑期也不算轻。

钱律师从办公室走出来，问我什么意见，我冷着脸。

就在这时，我的心里话却被另一个人讲了出来——“上诉，这是一定要上诉的！”

我转头望去，马老师手正快步向我们走来。

马老师的态度令我意外，事实上，冉娜在开庭前和我透露过关于判决的想法，她累了，无论什么结果她都愿意服判。没想到这次，马老师在没得到冉娜消息前，就提出了要为她上诉。

其实我也想为冉娜上诉。

冉娜罪有应得，但也应该罪当其罚。我不能接受她平白背上本应属于张、许二人的刑期。

但是一审结果出来后，全国爆发大感染，所有人都病倒了，我没能赶在出判决后再去会见一次冉娜。

两审中间的真空期，律师不能会见，我真怕冉娜不上诉，其他被告人也不上诉，那我和马老师的希望恐怕就要落空了。

终于，我打通了12368诉讼热线，接线员告诉我案件已经处于二审流程中了，我赶忙预约了会见。

再次坐到会见室时，看守所已经更新了基础设施，换掉了磨花的玻璃。

这一次我终于清楚的看到了冉娜的脸。她比我预想的更加苍老，小小的个子坐进椅子里直接被淹没，头发比开庭时白了许多。我拿着和马老师商量好的二审辩护意见，小心翼翼地询问她的意见，“马老师主张上诉，您怎么想？”

冉娜告诉我，她已经通过管教提出了上诉。

幸好，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二审期间，我频繁往来于法院、检察院、看守所，想要促成二审开庭。也依旧像过去一样，给马老师和冉娜相互带话。他们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马老师频频替冉娜觉得不值，“她一片真心掏给人家，真金白银的去贷款，他们老大不值情，法官也不认可这算退赃，自己背了一身的债，就她傻。”

“她就是这样，外人一说就信，我管她倒像是害了她，现在知道谁亲谁热了。”

冉娜都只是听着，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对案子做出安排，只是聊家常似的隔着我同马老师说话，关心关心双方父母的身体，孩子的成绩，还有马老师的健康。

冉娜案子的二审没有开庭。

2023年夏天，二审结果下来，冉娜最终还是被判了五年多，罚金十几万，算不上一个好的结果。但冉娜被关到监狱以后，马老师带着女儿去见了她，这是他们一家三口四年来的第一次团圆。

而她也有了出狱之后，和家人一起的展望：“我计划五年之内还清大家投资进来的钱，然后东山再起。”

她交代马老师帮她留意各个学校食堂的承包政策，“我考虑了四个方案，第一是承包大学的食堂，第二是做养老社区。当然，你一定又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宏大了，我也有些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野心，比如说做小饭桌和连锁早餐。”

我逐渐意识到，至少对于冉娜来说，她终于知道应该要对谁负责了。

李不疑告诉我，在案件结束时，她很心疼冉娜。

冉娜在证明自己这件事上，太用力了——

为了向家庭证明，哪怕在看守所，她也不和律师聊案情，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关注家庭琐事上；

为了向老板证明，她贷款也要倒贴公司，不但搭上了自己的积蓄，还要坐牢5年。

她试图向很多人说明“我可以”，唯独忘记保护好她自己。

写完这个故事时，有一句话，李不疑特别想告诉冉娜：

“想证明自己没关系。但请记住一个前提，别伤害到自己。”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大耙子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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