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逆潮》5记录

美国过去40余年中货币政策能专注于经济增长，不用受通胀压力的约束，其实隐含了数个前提条件。第一，商品性通胀主要来源于需求侧通胀，供应端扰动带来的极端通胀事件并未出现，因此调节经济状况也就是在调节需求侧的通胀。；而让人忽略的第二点，则是没有高企的服务性通胀。

大滞胀之后，美国诗人非农企业部门平均时薪快速下台阶，时薪同比增幅的变化保持在1%-4%。新冠疫情初期由于财政补贴的大量发放，薪资曾大幅增长。而自2021年中以来，随着美国劳动力的不断紧俏，超预期就业数据和劳动力缺口再次将薪资增速提高至大滞胀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薪资增速能在1982年迅速下台阶，保证了服务性通胀的稳定，也让专注于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实行，背后的原因依旧是得益于美国的美元债务循环体系以及全球化红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分工。一方面通过2.0版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全球获取了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则通过美元的对外输出增大了海外美元债务的购买基础。 2.实际购买力并未减弱。尽管薪资增幅水平在1980年之后稳定在1%-4%的低位区间，但依靠全球化和大量进口廉价商品和服务，美国薪资的实际购买了并未大打折扣，它依靠全球化输入通缩来对抗薪资增速下降。 3.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完善。通过美元债务循环，美国政府增加的债务支撑了更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以贸易逆差获取了债务红利，这是美元全球化下海外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必然结果。对美国居民部门来说，社会保障体系的增加和完善，叠加并未削弱的实际购买了，成为薪资保持低增速的土壤。

而新冠疫情后美国凸显的薪资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产生的压力，以及疫情增加的逆全球化进程而导致的。

从长周期时间维度看，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也助长了薪资的账户。全球化是过去40余年中低通胀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逆全球化风潮的加剧，地缘政治的撕裂与分化，毫无疑问将影响商品在全球的供给和分配格局，局部区域通胀中枢上升，甚至可能出现“一边通胀，一边通缩”的情况。对通胀更加敏感的底层群体，面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便会产生涨薪的需求，进而强化了通胀-薪资螺旋式上升。

持续加息且通胀高企，对于杠杆率普遍较高的收入群体来说并不友好，利率水平的抬升并不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在高利率环境下，依赖杠杆的中产阶层及以上人群遭受的打击更大。

亚特兰大联储统计的薪资增长率显示，自2014年底开始，收入后25%的群体的薪资增长速递开始超过收入前25%的群体，增速差在2022年7月达到3.6这一顶峰。尽管现已有回落，但底层群体薪资增速依然较高层群体有1.2%增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