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尔】现象学和德国观念论（下）
【席勒尔】现象学和德国观念论（下）
Alexander Schnell
Hawthorne译自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Phenomenology, CHAPTER 4（另：仅作学习用途。若有不忍请联系发布者，发布者将立刻清道跑路。）
4.2、本体论视角
如果‘悬置（epoché）’和现象学还原悬搁（suspend）了“世界命题（worldthesis）”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现象学的诸收益是以‘使现象在本体论上缺乏保障’为代价获得的，那么就会产生以下问题：适配于彼现象的存在意义是什么（What sense of being pertains to the phenomenon）？尽管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厘清‘存在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在现象学中的地位”的指导性线索，但实际上它支配了谢林对费希特的批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争论的利害攸关之所在，有必要在此回顾一下费希特和谢林的先验观念论的基本含义（meaning）。
对于谢林以及费希特来说，任务是找到或创立先验知识并使之合法化【证成】，也就是说，不是‘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关于任何对象的知识），而是‘作为知识的知识’，即，‘使得知识成为知识的东西’【the task is to found and legitimize transcendental knowledge, that is, not objective knowledge (knowledge of any object), but rather knowledge as knowledge, i.e., what makes knowledge knowledge. 】。对费希特来说，这个目标想要是可构想的（并且是可能的），就只有通过展示知识“从内部”自我-证明耳（knowledge self-justifies “from the inside”）——于此，他的意思是说，知识的证明无需求助于一种“对象性的（objective）”存在、一种“内容（content）”、或任何“外部的”影响（ “external” influence）。只有这样一种对“纯粹知识”的起源【发生】学理解（a genetic understanding），才有能力完成康德的先验观念论。
相比之下，对谢林来说，费希特式立场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正如在1800-1年他与费希特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Vater and Wood 2012））。 在《先验观念论体系》（1800年）（Schelling 1993）中，谢林提出了一个旨在避免这一危险（pitfall）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后来极大地影响了黑格尔和《精神现象学》。这一解决方案对‘客观内容在知识的创建中的作用’实施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构想（This solution implement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the role of objective content in the founding of knowledge.）。事实上，根据这一概念构想，知识的内容在理解“大写自我对其自身的把握（the Self’s grasp of itself）”【方面】上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里，先验者在两个层面上运作。首先，诸先验行为在‘自然的处于自我反思状态的一系列努力的层面（the transcendental acts at the level of the series of nature’s efforts at self-reflection）’上，因此在他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中。其次，诸先验行为在‘大写自我之自我-对象化的序列的层面上（the transcendental acts at the level of the series of self-objectivations of the Self）’，因此是完全地在他的“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中。第一个序列的每个环节在第二个序列中都有一个相应的环节，反之亦然。“枢纽点（“pivot” point ）”是自我意识的行为（the act of self-consciousness）——它是自然哲学的顶点（最高力量），并且是先验哲学的起点。后者的最高“力量（power）”则是这样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中，‘大写自我’与所有（已经被包含在自由且有意识的‘自我意识的行为’中的诸）规定性一起被设定【“that power in which the Self ‘is posited with’ all the determinations which already were contained in the free and conscious act of self-consciousness.”】。因此，该基本理念是，“知识之合法化【证成】（the legitimation of knowledge）”——甚至尤其是‘反过来能够合法化所有知识的知识’之合法化【证成】（and even and especially of the knowledge that in turn is able to legitimate all knowledge）——“以一种绝对性的方式预设了作为了这一合法化【证成】本身的、已被识知的结构的‘不同的【合乎】逻辑的和实在的（！）诸规定性’”/“预设了，已知事物的‘不同的【合乎】逻辑的和真实的（！）规定性以一种范畴性的方式结构了这一合法化【证成】本身。”【“presupposes that the different logical and real(!) determinations of that which is known structure that very legitimation itself in a categorial way.”】。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说，先验地【进行】建构的东西，在本体论上，受到了被先验地建构的东西的污染（what transcendentally constitutes is ontologically contaminated by that which is transcendentally constituted）。
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对立可以这样被概括：对费希特来说，只有当这种‘合法化【证成】’先于‘对知识的客观内容的所有规定【性】’时，知识才能够从根本上被合法化【证成】——求助于这种内容【即‘the objective content of knowledge’】会使我们脱离先验的视角，并导致一种经验主义。谢林反对这样一种“形式主义者（formalist）”的观点，继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在这个方案中，‘先验者的实在的可规定性’指涉回了“知识自身的内容的逻辑范畴性”焉（the transcendental refers back to the logical categoriality of the content of knowledge itself）——一种对内容的“指回（referring back）”，凭借这种“指回”，先验者由内容构成，并从字面上（literally【确实；诚然】）获得其“客观实在性（objective reality）”。
此外，谢林的立场在先验哲学传统中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而列维纳斯辄能够在现象学意义上识别并利用这一视角。谢林发现了一种先验论的形式，其特征被描述为一种“构成着的先验者与被构成者之间的‘相互制约’（a “mutual conditioning”of the constituting transcendental and the constituted）”（‘相互制约’这一理念实际上是由列维纳斯（【在】1969年）明确表述的）。尽管谢林没有明确地强调这一点，但胡塞尔却恰好充分地意识到了先验者的这一簇新意义（正如列维纳斯在《与胡塞尔一起发现实存》（1998）一书中令人信服地展示的那样）。现在，让我们来检验一下“相互制约”这一理念的含义。
对 “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每一次批判都谴责了“把实在的意义的构成唯独分配给相关性的‘主观’极点的”行为（the act of assig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real to the “subjective” pole of the correlation alone）。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单方面的立场，我们必须非常准确地把握“‘意识’或‘思维’与其客观内容的【相】联系的方式”的含义（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way in which “consciousness” or “thinking” relates to its objective content）。这既不是一个‘个人调用（personal appropriation）’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单一】的‘经验性的生成-意识（empirical becoming-conscious）’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 “我们（we）”与这一客观内容相“联系（relate）”的方式的问题，以及这一内容反-污染彼相关结构的方式方法（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content counter-contaminates the correlational structures）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确认三个基本环节【要素】：第一，现象学的真理概念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 of truth）；第二，‘构造者（the constituting）’和‘被构成者（the constituted）’在内在领域以及前-内在领域中的相互制约；第三，这种相互制约的发生化【起源化】（genetization），或最深刻的发生【学】分析。虽然前两个环节是由胡塞尔发展起来的，但第三个环节则要归功于列维纳斯在《异乎存在或超出本质（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Levinas 1978）中的论述。
首先， 我们必须转向《第六逻辑研究》，以评估‘真理’在澄清意向相关性的本体论基质（the ontological substratum of intentional correlation）方面的作用。胡塞尔的论点恰恰在于，在“心灵（mind）”与“事物（thing）”之间的具体适切化（concrete adequation）之前，将‘显现的客观性的必然性之合法化【证成】（the legitima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objectivity of appearing）’与‘现象学的真理概念（the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 of truth）’相结合。当意向性关系是“恰当地（correct）”、是“准确的（accurate）”时候，真理（Truth）就是被实现的东西（what is realized）。反过来，适切的意向性关系又预设了“使之为真”的对象【客体】（陈述/话语）【为前提】，虽然适时“这里并不涉及任何个体性的、具体的主体性，而是‘先验的’诸规定性具有一种‘匿名’的地位”这一点是一言而喻的【"the adequate intentional relation presupposes the object “which makes true”(the statement/utterance)，while it is understood that no individual, no concrete subjectivity is involved here, but that the “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s have an “anonymous” status."】。真理是每个‘与世界之关系’的先天形式（Truth is the a priori form of every relation to the world）。这一理念【观点】对于理解“先验者之更新（renewal of the transcendental）”来说是决定性的，“先验者之更新”发生在我们已经呈现过的那两个层面上。因为，这一理念确立了“真理并非源于‘以一种预先-给定（例如）的、实在的内容为基础的’规范制度”，而是【确立了】“‘实在存在（real being）’与‘其必要性之合法化【证成】’相互中介”。在这方面，如果【说】胡塞尔的提纲沿袭了谢林的纲要，但它仍然偏离了谢林的大纲，因为现象学并不要求对实在序列或理想序列进行“演绎”，而是履行这样一种分析，即在该分析中，现象的客观内容在直观（无论这是直观的还是建构的）中以现象学的方式展示出来。让我们进一步深化这一视角的本体论意蕴【意涵】。
在胡塞尔看来，“先验（transcendental）”者不仅指“被带回一种先验自我（brought back to a transcendental ego）”的东西（将构成性的和先验性的诸运作提升到一个清晰且截然不同[distinct]的意识层面上的东西）。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还指示，为了意识的每一种在场【性】都“隐含（implies）”着潜能（potentialities），而这些潜能并没有以完全清晰的状态将自身呈现于意识（do not present themselves in all clarity to consciousness）。正如列维纳斯已然正确强调的那样，先验者之概念的这种“更新（renewal）”意义开启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存在不仅被设定为一种思想的关联物，而且【被设定为】已经创建着构成【/构造】它的这一思想（being is posited not only as a correlate of thought, but as already founding the very thought that nonetheless constitutes it）”（Levinas 1998: 116)。思维与存在，意识主体与意识客体，恰恰处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但是，如何才能更精确地说明或规定这种本体论之概念呢？
在《笛卡尔式沉思》第20节中，胡塞尔已经确立（在意识的内在领域层面上）——在每一种意向性关系中，一个被意指者的意向者当然会发生（the intending of an intended takes place,of course），但相对于被明确的意图的东西而言，被意指者的特征在于 “过度/过剩（excess）”。这意味着，在先验【/超越论】现象学的这一方法中，一个“视域”打开了，它预先勾勒出意向性构成【/构造】，从而它“激发（motivates）”【了】会以关联于这种“过度”的方式而被定向（oriented）的‘意向性构造’——【this “excess”】它使所有单方面被指导的构造（consititution）相对化（relativizes），并指涉回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则涉及内在的意向性意识和同样以一种内在方式显现的东西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是一种以一种本体论的方式精确地“创建（founds）”了意识的每一个运作或功能的、“先验地被构成的（transcendentally constituted）”存在，【该存在】在通过悬搁和还原（在其中独断式的存在概念被中性化了[neutralized]）所开辟的领域的中心绽放（blossoms）。在列维纳斯看来，“现象学本身（phenomenology itself）”（Levinas 1998: 116）完全就是由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的（“phenomenology itself”consists through and through in this relation of mutual conditioning）。【18.现象学中的“新本体论”中的这一“互惠制约（reciprocal conditioning）”之概念并不应该与梅洛-庞蒂关于“互惠性（reciprocity）”和“可逆性/可恢复性（reversibility）”（它也具有非本体论[anontological]的目的）的思想相混淆，例如，我们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见Merleau-Ponty 1968:130–55）中就可以发现这种思想。这是因为梅洛-庞蒂对本体论基础与先验构造之间的关系问题挖掘得不够深入。】他是以一下方式表述它的：“意向性意味着，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种事物的意识，但最首要的是，[每一个对象都发出了呼唤而且可以说是产生了意识，它的存在通过该意识而闪耀（shines），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显现]。（Intentionality means that all 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but above all that every object calls forth and as it were gives rise to the consciousness through which its being shines and, in doing so, appears）”（Levinas 1998: 119; 斜体/[]为原文所加)。
但这还不是全部。这种互惠中介的关系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允许我们看到（one that allows one to see that），这种“新本体论”在现象学中也在适当（properly）的先验构造层面（即，在所谓的“前-内在【性】领域”）上发挥作用。事实上，通过悬搁和还原，在另一种意义上开辟了一个“主观的地带【地形】（subjective terrain）”，我们可以用胡塞尔的术语将其称为意识的“前-内在【性】领域”；并且，同时，【若】回到列维纳斯的术语，它则是“比任何客观性都更加客观的（more objective than any objectivity）”（Levinas 1998: 117)。特别是，这意味着，彼对象【客体】并不简单只是主体的关联物，而是【意味着】存有着一种中介关系，顾凭借这种关系，彼主体不是一种“纯粹”的主体，彼对象【客体】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对象【客体】（Levinas 1998: 118)。这里的、在进行中（in play）的“存在（being）”已不再被考虑为“存在（being）”。它需要一种更加彻底的还原（radical reduction）。因此，胡塞尔在晚期手稿中的各种不同要点处将其称为——这显然是受了芬克的影响——一种“前-存在（pre-being）”。【19.特别要参见《C手稿》第62号文本（Husserl 2006: 269），以及《胡塞尔文集》第15卷第35号文本中的一个注释（Husserl 1973b: 613)。】从一种构造的观点来看，这种“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先于世界的存在（this “pre-being” precedes to some degree the being of the world），并摧毁了一种认识论视角与一种本体论视角之间的对立，因为它既涉及匿名的、先验的“主体性”，也涉及这种主体性所构成【/构造】和创建的关联物。
因此，对实在的客观内容的规定【性】（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bjective content of the real）既需要一个构成性的、主观的操作（operation），也需要一个本体论基础，【该基础】将一种客观实在性赋予由此被构成的事物。并且，它是以一种‘共同【/联合】源初的’方式来做到了这些的（it does these in a co-originary way）！先验构造是一种本体论创建（founding）。让我们强调：只有因为（先验地被构成的）存在“创建”了意识（并且此中包含着比任何由先验主体性单方面构成的客观性“更客观的客观性”），意识才能“构成（constitute）”显现的存在【it is only because (transcendentally constituted) being “founds” consciousness (and in this consists the “objectivity more objective” than any objectivity that is unilaterally constituted by 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 that consciousness can “constitute” the being that appears. 】。因此，“构造（Constitution）”意味着，彼对象【客体】不仅仅是用作为一种抽象的指导方针（guideline），它还污染了先验的诸操作或诸功能。此外，这一理念【观点】平行或相似于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最近从康德开始阐述的“epigenesis【渐成论】”理念（Malabou 2016）。这正是这样一种发生的理念、【即】一种由超越（“epi-”）‘先验始源（transcendental origin【本原/principle/arche/Ursprung】）’之上的客观内容所中介的发生理念，它是硬币的另一面，可以说【是】，‘根据该概念构想客观性以一种范畴性的方式被构建’的这一概念构想的另一面（"This is the idea of a genesis that is mediated by the objective content beyond (“epi-”) the transcendental origin, which is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so to speak, of a conception according to which objectivity is structured in a categorial way."）【静态、发生】。
最后，正如费希特所设想的那样，“相互制约”可以被整合到先验起源【/发生】之中。正如列维纳斯在《异乎存在》一书中通过他的“历时性（diachrony）”之概念所勾勒的那样，这种‘相互制约’反过来又被发生化了（费希特会补充说：通过‘（自身-）反思’[(auto-)reflection]的方式）。事实上，每一次制约【行为】都意味着层次或辖域的不同【/差异】，以至于每次都会产生一种存在【/在场性】和一种撤回（制约者【/制约行为】或被制约者二者之一，取决于彼被假定的观点）【"every conditioning implies a difference of level or of register that each time brings into play both a presence and a withdrawal (either of the conditioning or of the conditioned, depending on the point of view assumed)"】。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事实（正如费希特反思康德式先验论时的作品就是这一情况），即，先验者【/超越者】意味着一种毁灭和一种生成（annihilation and engendering），因为它不允许/不承认任何可能的经验（费希特反思康德式先验论时的作品就是如此）；适时，加之，这种毁灭和产生只适用于这样那样的（such-and-such）一类先验条件。恰恰相反，在这里，在涵盖了‘先于内在意识的整个领域’的辖域中存在一个跳跃，这使得“在场”与“不-在场”（“回撤”）之间的一种交替发挥作用（that puts into play an alternation between “presence” and “non-presence”(“withdrawal”)）——恰恰是凭借每一个“制约【行为】（conditioning）”的一种自反性深化（a reflexive deepening）。因此，列维纳斯不仅将这一双重形象识别为制约【行为】的本质，而且还通过在其著作中多次唤起“无条件或条件（uncondition or condition）”【20.顺便提一句，这一表达指的是用“安置或非-安置（place or non-place【场所或非-场所】）”【的措辞】（或进一步说，“安置和非-安置（place and non-place）”）来表征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Levinas 1978: 45).】（Levinas 1978: 5,117, 122, 128, 183, 184），他将这一形象“历时性地（diachronically）”置于其始源（origin）之处，这假定（assumes）了“原则或非原则（principle or non-principle）”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列维纳斯所谓的“安那其（an-archy）”的形式。这种“跳跃（leap）”，因此是起源【/发生】的基本含义，它不是由某个“旁观者（spectator）”（无论多么“无私（disinterested）”）从外部落实（carried out）的。相反，它在一种“反思之反思（reflection of reflection）”（这一术语再一次地取自费希特）中实现了先验者【/超越者】的根本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则在于可能性化的表征性加倍【行为】（"it realizes, in a “reflection of reflection”,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nscendental that consists in the characteristic doubling of possibilization."）。【21.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介绍“可能性化（possibilization）”的另一个维度。】 也就是说，先验者的规定性在于这一事实，即，‘对某一事物的可能性诸条件的真正理解’总是同时联立地揭示出‘进一步又使这些可能性诸条件成为可能的东西”（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s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always simultaneously exposes what in its turn makes possible those very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4.3、形而上学结论
这种双重分析（关于知识及其本体论基质）的结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识知其对主-客体相关性（the subject-object correlation）的地位的意蕴（implications）。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肯定】了，这种相关性（correlation）构成了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方面。鉴于前-内在【性】意识领域的开放以及其“前-存在”的地位，人们可能会特别想知道（wonder）——而且我在早前已经提到过的——前内在的意识领域是否是一个“非主观的（asubjective）”的领域，或者说，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赋予它某种“先验主体性”的地位。费希特已经回答了一个与之相同的问题、即关于“绝对自我（absolute Self）”的问题，他在上文所引述的段落中肯定了——科学学说（the doctrine of science【知识学】）始终如一地承认‘自我（the Self）’是纯粹的，仅仅是因为它是“被产生的（engendered）”【案：仅仅在它是被产生的这一范围内这么说】，而且，该学说将它【Self】置于其演绎的顶点（apex【最高点】），但不是其自身的最高点，顾其实是就“生产性进程将永远立于被生产的东西之上”这一限度范围而言的（Fichte 2005: 106)【"bu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roductive process will always stand higher than what is produced”" 】。这意味着，费希特区分了科学学说所落实的“诸演绎”和‘科学学说自身的核心’：它们分别对应于‘被产生者（the engendered）’和‘产生者（the engendering）’。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三个层次：经验【性】层面、“被产生的”事物【/产物】的层面和“产生”者的层面。科学的学说产生了其自己的诸操作【/运作】，但就其本身而言（as such），它并不会将自身与诸演绎相混淆。若以自在且自为的方式被思考（Considered in itself and for itself），该学说实际上是纯粹的产生（engendering）、起源（genesis），即纯粹的活动（pure activity），亦即本原行动（Tathandlung）。因此，演绎并不涉及科学学说的终极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开启于一种起源（genesis）——【它】先于所有演绎，它由一种“非主观的主体性（asubjective subjectivity）”所支配（ruled），而这种主体性的特征是由一种不确定性或一种不可还原的偶然性——在这种偶然性的核心开启了一种必然性——所描述的（"an “asubjective subjectivity”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determination or an irreducible contingency at the heart of which a necessity opens up"）。我们在现象学中再次发现了同样的视角。【22.关于这一点，首先对胡塞尔来说是如此，因为对于上述提及的三个层次（经验层面、产物层面和产生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分别有经验意识领域（在悬置的支配方式之外[outside of the regime of the epoché]）、内在【性】领域和先验意识的前-内在领域与之对应；并且，海德格尔的观点也是如此，原因将在下文被介绍。】
先验意识领域之开放——归功于悬置和现象学还原——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特征是意识与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所描述的】（这就提出了先验的支配方式中的对象的“实在性”问题），而另一方面，如果先于内在【性】领域，一个前-内在【性】意识领域开辟了（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个领域的“实在性”问题），那么人们可能会想知道，是什么构造了这个双重的先验领域（内在和前-内在）的统一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考虑到“最低限度的（minimal【最小差别；最低强度】）”现象学限定[constraint]（正如让-图桑-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所说），它包括将‘主体性之回归（the return to subjectivity）’与‘其相关性结构（its correlational structure）’结合在一起。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它（考虑到与上文所分析的诸视角之并置）：一方面，认识论要求合法化【证成】知识，另一方面，本体论需要揭示组成双重现象学领域的一切的存在（the being of all that makes up the double phenomenological sphere），如何才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处在德国古典哲学核心位置的‘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的诸草图’中，我们在此将强调的是费希特的答案，因为它考虑到了这里的讨论中的所有元素。在《知识学1804/II》中，费希特上升到了先验哲学的最高层面，却没有为通达先验领域的问题而烦恼。在1794/5年撰写《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十年之后，他不再称这个领域为“绝对自我（absolute Self）”，尽管他保留了它的主观维度，现在他称之为“光（light）”，即存在（客体）与思维或意识（主体）的相关性的“统一与分离点”的层面（the level of “the point of unity and disjunction” of the correlation of being (object) and thinking or consciousness (subject)）。特别是，该目标是要叙释‘识知的对象’的调用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object of knowing）、“一切实在性的承载者”的本体论创建的原则（of the ontological founding of the“bearer of all reality”），以及知识的最高原则的先验合法化的原则（of the transcendental legitimation of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knowledge）。这就发挥了“意识的自我-湮灭”与“存在之‘沉淀（deposit）’（Absetzung【罢黜】）”之间的链接作用，【即】“一切实在性的承载者（the bearer of all reality）”；和“可能性化”的一种加倍（ a doubling of “possibilization”[Ermöglichung]）——费希特将 “作为（Als）”置于其中心——以及，【对】‘知识的可能性诸条件的自我-合法化【证成】’【进行了】一种让渡（giving over）。
在《形而上学之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又回到了“可能性化（possibilization）”这一概念（notion），并以一种完全非凡卓越的方式回顾了它的费希特式意义。在费希特与谢林的通信中，一种激进的先验主义者立场（以可能性化为中心）与一种本体论化（an ontologizing）【立场】之间的不可兼容性一直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且、如果不放弃这两种立场中的一种，似乎就无法克服这种不相容性。在现象学传统的核心，在‘胡塞尔的建构现象学的方法’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的方法’之间，同样的争执再次明显爆发啦。此外，很明显的是，在1929/30年课程的第76节——海德格尔文献中一个绝对重要的文本——中，海德格尔试图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思考。这并不简单地【就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受限制的努力（This is not simply a limited effort of thought）。相反，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它启动了人类“进入一种更源初的此在（into a more originary Dasein）”的这一变革[transformation]（Heidegger 1995: 350)。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主观的”维度（它摆脱了独断的实在论）与宣布放弃一种意识分析的需要是不可能调和的，除非从这种双重视角是依据一种“基本发生性（fundamental occurrence）”（Grundgeschehen）的角度（terms）来详细解释的。【23.在1929年夏季学期（紧接在《形而上学之基本概念》这一课程之前），海德格尔明确宣称，与费希特和德国观念论的“争辩对象（object of the debate）”（Auseinandersetzung），也就是“形而上学问题和人类问题（“problem of metaphysics and the question of mankind）”，始于“形而上学与自身的基本发生（fundamental occurrence (Grundgeschehen) of metaphysics with itself）”（Heidegger 1997: 131ff.)。海德格尔从此中看到的无非正是其时当代哲学与德国观念论相关的困难情境的核心。(参见，课程标题和Heidegger 1997: 47.)】
这一“基本发生性（fundamental occurrence）”的地位是怎样的？其地位与支配着晚期费希特（“柏林的”）知识学的“概念--光--存在图式（concept-light-being schema）”极为接近。它涉及“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每一种关系的原则，由一种被称为“光”的‘前-主观的知识原则（pre-subjective principle of knowledge）’所中介。然而，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所有其他的命题都将会从中被衍生出来’的第一命题，而是一个既是先验的又是形而上学的配置（configuration【构型】），并且它统辖着每一个‘主-客体’和‘世界-意识’的关系（which presides over every subject–object and world–consciousness relation）。海德格尔称其为“基本发生性（fundamental occurrence）”，正是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同一思想，尽管其“源初结构”不同于费希特的“概念--光--存在图式”（its “originary structure”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Fichtean “concept-light-being schema.”）。
海德格尔将基本发生性的“单一特性（unitary）”设想为一个“Entwurf【筹划；投企；开抛】”（计划[project]），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每一个意义计划的可能性化（possibilization of every project of sense）”。这个“计划（project）”的特点是由一种双重运动所描述的：【24.这种双重运动让人强烈地联想到费希特在《知识学说》（1797年）第二导言中所写道的“‘大写自我（the Self）’从自身涌现又返回其自身”的情况【/的双重运动】。】一种“背离（turning away from）”（Abkehr）和一个“在被转向（being turned toward【扭转？】）”（Zukehr），【即】这样一种双重运动，它不是反身性的，而是可能化的（a double movement that is not reflexive, but possibilizing）：“在计划中被规划的东西迫使我们先于可能的现实，也就是说，计划束缚了我们——不是【将我们】束缚于可能的东西，也不是【将我们】束缚于现实的东西，而是束缚于可能性化（what is projected in the projection compels us before what is possibly actual, i.e. the projection binds us—not to what is possible, nor to what is actual, but to the possibilization）（Heidegger 1995: 363)。”实在【者】的命令性质和束缚性质（The imperative and binding quality of the real）——即，其必然性（necessity）——假设了可能性化【为前提】：“彼计划的目的是.......一个可能性化的开放（The object of the projection is . . . an opening for the possibilization）”（Heidegger 1995: 364).
与此同时，加之海德格尔的第二环节与第一环节有着内在而紧密的联系，这一计划揭示了“存在者之存在（the Being of the being）”（Sein des Seienden）：【25.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43节（前文已经提及的）中指出的“每个存在的‘先验’”者的意义上。】站在必然性之前的这一事实与‘存在之激发性【高潮/自然】（the upsurgence of Being）’密不可分。在这里，海德格尔将其与《自由论》中的谢林建立了明确的联系：“计划是对‘可能-可能化’之光的考察（the projection is the look into the light (Lichtblick) of the possible-possibilizing）”（Heidegger 1995: 364)。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超越了他在《存在与时间》第53节中关于可能性化【方面】建立的东西，因为他的视角不再单纯地关注这种现象的“确然性（certainty）”。相反，他更接近于【26.段末】费希特意义上的“可能性化（possibilization）”，因为这个术语在这里确切地指的与《1804/II知识学》中的“可能化的加倍（possibilizing doubling）”一样。正是这种‘存在者的敞开-存在（being-open to the being）’具有一种“前-逻辑（pre-logical）”维度，【至于该维度】海德格尔【会】因此明确地将其与“可能性化（possibilization）”联系起来（Heidegger 1995: 351ff.).
【26.之所以说“甚至更接近”，是因为海德格尔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种可能化加倍的理念【观点】，而在《存在与时间》第 53节中，他坚持的恰恰是可能性化可以被确定的方式（the way in which possibilization could be certain）。】
最后，海德格尔还确认了“基本发生性”的第三个环节。因为这种‘开放-存在’源于一种‘可揭示性（revealability）’（Offenbarkeit），而这种可揭露性则被建立在一种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world）”的‘整全性（wholeness）’（Ganzes）之中。彼计划也是一种规划一种整全性的配置（the project is also a Bilden (configuring) that projects a wholeness）——海德格尔甚至进一步说，彼整全性、世界，首先使可揭示性成为可能（Heidegger 1995: 353)。并且，在所有这些运动的核心处的是“作为（As）”的概念（notion）。当然，海德格尔主要是在与该概念相关的对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展示（logos apophantikos【透露真情的】）”的分析中处理这一概念，但它也（尤其是）呼应了费希特的“‘作为可能性化的原则‘作为（As）’”——凭借于它，对“‘作为’的本质的阐释与关注存在的‘是’的本质的问题走到了一起”（Heidegger 1995: 334）这一断言找到其全部的含义【"Fichtean “As” as the principle of possibilization—in virtue of which the assertion that “the elucid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As’goes together with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the ‘is,’ of being”finds its full meaning"】。我们必须在可能性化中寻求“作为”的 “共同根源”和存在的“共同根源”——只要它结合在一起——在费希特的语境下，【将】一种调用【占用/挪用】原则，存在，和一种合法化【证成】原则【结合在一起】；或者，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下，【将】必然性，存在，和一种整全性的前逻辑的配置【结合在一起】（The “common root” of the “As” and of being must be sought in possibilization, insofar as it holds together, a principle of appropriation, being, and a principle of legitimation; or, in the case of Heidegger, necessity, being, and the prelogical configuring of a wholeness.）。通过这种对必然性、存在和知识之合法化【证成】之间关系的显著深化，这种对“基本发生性”的分析因此构成了现象学中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顶峰。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本章试图为这一论点提供论据，即借助 于处在德国古典哲学核心处的某些有力贡献，可以澄清现象学方法中的某些“未深入思考的（unthought）”的东西。 未深入思考的诸因素既涉及对先验者的准确理解，也涉及“‘可能性’之（具有许多切面）概念（the concept (with numerous facets) of “possibility”）”与先验“主体性”之概念之间的关系。三个问题导向了这些反思：直观明证性如何包含一种合法化的力量（How can intuitive evidence contain a legitimating power）？悬置之下适配于现象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What is the sense of being that pertains to the phenomenon under the epoché）？我们如何可能将“知识的‘正当来源’的（认识论）问题”与“可能将一种本体论的下层建筑归属于‘先验意义上被构造的东西’的（本体论）问题”结合起来（How may we bring together the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 of the “rightful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the (ontological) question of the possible attribution of an ontological substructure to that which is transcendentally constituted）？诸问题尝终结于这一问题，即识知，相对于【且不是】一种具体的“自我”【的】先验“主体性”场域包含着怎样的地位状况（knowing what status the field of transcendental“subjectivity”contains as opposed to a concrete “ego”）——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先验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一个“场域（fiel）”，而一个具体的“自我（ego）”则构成了处在这个相同【/同一】场域的核心处的意向性相关性的一个“极点”（a “pole” of intentional correlation at the heart of this same field）。无论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还是现象学中，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唯一的作者提供的。这些答案分别调用了“建构（construction）”（“发生学的（genetic）”或“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之概念、一种“新本体论【新存在论】”中心的“相互制约（mutual conditioning）”之概念以及“可能性化（possibilization）”之概念，也就是被理解为“可能化加倍（possibilizing doubling）”的“反思之反思（reflection of reflection）”之概念。谢林，尤其是费希特，因此，为先于‘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划分’的诸分析开辟了道路（opened the way to analyses prior to the division between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它启发了现象学家们（尤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并在某种程度上“在他们背后（behind their backs）”已然这样做了，当涉及到根据其诸思辨基础反思先验现象学的统一性的时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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