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Shanghai Baby —— 记音乐清唱剧《Emigre》（上海！上海！）纽约首演

也不知道是几个月前何时看纽约时报链接到这条演出信息，当时就订了票。不得不承认，因为读书时曾经以保尔·策兰为课题写过论文，我对犹太人的苦难历史，一直有种个人的感情在里面。每次想到策兰这样的犹太人，掌握继承的本是德语文化，最后却被这个国家彻底背叛、撕裂。其痛苦的程度，到底和托马斯曼那种“我之所在是德国”有所不同。策兰最后以跳塞纳河结束生命。在我，是一种终极的叹息。

现在，巴以冲突又上升到一个级别。任何相关话题都显得敏感。于是，在这个日益动荡不安的世界背景中，这个剧能够上演，无论其艺术价值如何，存在之本身就已经有了历史意义。

回到这个首演。我本来担心到点会疲倦不堪，所以礼拜四中午又喝了杯咖啡。事后证明多虑。我何止毫无睡意，可以说是全程感慨万分。

• 演出前的Q&A

林肯中心特地在首演前请来了卡特总统时代的前美国财政部长Michael Blumenthal，和哈佛法学院教授、多次担任最高法院顾问的Laurence Tribe作为Q&A嘉宾，同时也邀请了《The last king of Shanghai 》一书作者 —— Jonathan Kaufman 教授作为主持人。

Kaufman，Blumenthal, Tribe 左到右

这场Q&A，是我想记录此文的重点。

Michael Blumenthal 今年已经98岁高龄。思维依旧敏捷。走路都几乎不需要拐杖支撑。可以说是人群中一望而知不凡的。他应该是当时寄居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中最著名的一位。

1939年，Blumenthal一家变卖在德国的全部资产，换了100英镑，几经流离，最后在上海落脚。访谈中，Blumenthal说，当时他13岁，还记得父母船靠岸时的担忧和绝望的心情，他倒是还好，挺兴奋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并且总算能收留他们。在宾馆住了五天后，他们搬到了一个很小的出租屋里，随后全家出动去找工作糊口。

Kaufman教授问：在上海的8年岁月里，有没有接触到城市繁华开放的一面？

Blumenthal说，没有，作为难民，他见到是充满贫穷，脏乱，尸体和犯罪的社会，以及勾结的政府。—— 就算是换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府，其内部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也正是因为目睹、经历了这样的社会，他日后学习经济，想要知道经济在其中的作用，再学习公共政治，试图在政治中寻找答案。总而言之，这八年的在上海的难民生涯，让他一点点了解了自己的志向所在。

与Blumenthal相比，Tribe“年轻”很多，今年84岁。面貌温和，态度低调而睿智。是出生在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差不多呆到5岁半。据他介绍，自己的父母是沙俄犹太人，之前生活在哈尔滨，他母亲甚至出生在哈尔滨。日占东北后，犹太难民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因此父母继续逃难至上海。因为年幼，他没有Blumenthal那样的观察和记忆，就记得街上有人卖竹竿上吊着一长排的蝈蝈，觉得太酷了，竟然有这样的pet。不过，他特地提到，他父亲因为有美国身份，日占上海后，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长达一年半之久，在他仅存的孩童记忆里，随母亲探监时肮脏混乱的监狱，老鼠四窜，犯人们受到残酷的刑罚，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 —— 这些模糊而深刻的印象，也许都在无形中影响了他日后对职业生涯的选择 —— 学习法律，通过法律维护人权，同时也捍卫法律。

两位在访谈中也分享了一些小故事。譬如Blumenthal作为财政部长出访中国时，特地又学了点中文祝酒辞，他在上海八年，没有真的学中文，只学了点Street Chinese，最后说完祝酒词后，报纸报道说：财政部长以“带着上海口音”的中文致以祝酒辞。—— 此事也可以为他在上海生活过的岁月做个小小注脚。

Tribe则分享了他2008年随哈佛访学团回到上海他的出生地的一些小故事。在这个短暂的回访中，让他激活了一些童年的记忆。就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温馨的片段。

两位也对历史与现实发表了简短而深刻的观点。

譬如纳粹的存在，反犹主义的盛行，那只是病症的表象，其实际的问题是出在社会本身。当一个社会出现了巨大问题后，就会把责任推到种种并不真正相干的人身上。

二位也对美国即将面临的大选颇感忧虑。

最后，主持人问对今天的演出有什么想说的。

Blumenthal说：这个剧是献给我的同胞的。我想说的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上海人民 （not Chinese government）—— 他们自己生活在贫穷当中，甚至比我们还穷 —— 能够接纳我们，与我们共处，虽然不能说彼此融合，但至少相安无事，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和谐”。我们是要永远心存感激的。

• 身边插曲

演出开始前，就算是我这样的视力低下份子，也看到了不少纽约名流。别的不说，其中也有Oscar Tang和他太太。唐先生近在咫尺，望去相貌堂堂，在人群中非常醒目。

虽然和这些人不可能有任何真正交集。但在一场演出时，还是可以同坐一场。这也算是生活在纽约的一个“好处”。

入座后，邻座的老太太主动攀谈起来。知道我来自上海后，她道今天来看演出的很多朋友，或是自己，或是有家人曾出生、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她父母是来自捷克的犹太人，战后，她随父母回到捷克，他们所有当时没能逃出来的亲戚都不在了。

观众席

我的心情再一次沉重下去。低头望去了观众席，我肯定他们当中有很多正是与这段上海犹太难民史有关的人。回思起来，那两万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犹太难民中，不只是日后出了Blumenthal，Tribe这样的名人，其实更多是许许多多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如果当时没有上海，他们又在哪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就和老太太的亲戚一样，化为了焚尸炉里的一缕青烟。

• 作品

唱词重复部分打中文字幕

男主的德语信

作品本身不能说是一个一流作品。《纽约时报》批评甚多，主要针对音乐和剧本。不过我觉得，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或者说意义，不是艺术，而是历史。

大概就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那幅《华盛顿横渡特拉沃尔河》，每次我和参观者介绍的时候，都会特地声明：虽然从绘画技法上，罗伊茨学习的是新古典主义，不能说有任何创新，各种象征寓意的使用也完全不新鲜，但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他传达了历史的精神和历史的意义 —— 在一艘铁皮船上的十三个人代表了美国最初独立的十三州，无论来自何方，何种族裔，何种职业背景，现在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而战。这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的。—— 可以说，历史赋予了这幅画作永恒的殊荣。

与此同理，《Emigre》（中译《上海！上海！》）的主要意义也在于历史价值。通过一部音乐剧（或清唱剧略带表演形式），纪念回顾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同时也纪录了这段上海自己不应遗忘的历史。

（当然我本来也没有资格在音乐上指点江山，个人认为演员演出还是到位的，指挥余隆也十分尽力，纽交也拿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准。）

幻灯片打出昔日上海的片段，老照片中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再一次触目惊心，我全程的心情都处于无法平静的状态中。想到童年往事里，听老一辈家人，亲友口述的逃难史。

当看到幻灯片打出男主角之一给家人写信的开头，是德语“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 (Liebe Mutter, lieber Vater) ——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的亲人早已被关入集中营，不再存在人世，我终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十几年前，阅读保尔·策兰的作品和生平时的种种痛心之处再度闪回。《死亡赋格》里的那种窒息的压抑，此刻在男高音的歌声和交织轰鸣的交响乐里似乎终于能够得到一点释放……

也正因为带着种种的主观情绪，我个人对这部作品还是喜欢的。或者说，我也不忍批评。反过来，如果对这段历史本身无感，那对这部作品也自然会更苛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剧本最后的唱词大意是，只有爱与包容才是解决冲突的途径。这虽然也不是什么新鲜论调，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似乎又有旧瓶新酒的意味。

——

眼下，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三年。巴以冲突则还只是一个开端。在我的青年时代里，我曾经真切相信过“明天会更好”，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想到人到中年时，世界又开启了不安的轮回键。

曲终人散，我给几个忘年交发去了演出信息。很可惜这个演出只有2/29和3/1两天。消息说11月还会去柏林首演。

今天，其中一位前几年去上海开过会的S先生回复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有个朋友有个小游艇取名叫Shanghai Baby。我一直奇怪他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终于有一天忍不住问。他说，因为我是战后出生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啊，我就是这个Shanghai Baby！

又一个“上海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