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费尔贝恩-对一例生殖器官异常患者的分析[3]

作者：W. Ronald Fairbairn

年份：1931

翻译：公众号梦旅小栈

这个形象给梦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她被清教徒当局囚禁了，理由是她与弟弟做出了一些大胆的事情，但不算是反常的行为。对于梦者来说，她似乎是一个即将遭受苦难的殉道者，因为她大胆的反抗了狭隘和过时的习俗，那些习俗几乎被沉浸在狭隘迷信的群体奉为神圣。梦者还认为她的殉道对人类产生了广泛影响，分析显示梦中的大学生朋友代表着梦者自己，法庭的指控是她自己与弟弟之间口腔施虐罪疚感的投射。因此这个梦与前面提到的那个梦是相似的，但是这个梦中患者的自恋获得了更为夸张的表达。幻想中的救世主色彩表明了一种想要获得第二秩序的全能幻想，即在此全能幻想之下被压抑的施虐愿望以及她的自我理想的要求都应该获得同步的满足。当然，完成这一目标的障碍在于她无意识罪疚感的强度，就如前面的梦一样，投射技术被用于处理这种障碍。然而，在后者梦中的夸大幻想已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者梦中显示出的被害妄想，因此这个分析阶段的病历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偏执状态演化的例子。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患者的偏执状态似乎已经过去了，最后提到的梦境的出现表示着一个危机，患者被迫意识到她采用了妄想想法作为罪疚感的防御。只有在面对着巨大的阻抗时她才意识到了她精神态度中妄想元素的存在，其中合理化的技术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她所获得的洞察力是巨大的，因为实际上她面对男人的尴尬几乎消失了。也许可以希望在咨询室里能够对核心元素进行更公开的处理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无意识罪疚的根源转移到了咨询室内。

在结束目前的阐述之前，注意到本案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似乎很重要，即患者将自己心理各方面进行了拟人化的倾向。这个倾向首先出现在梦中，在分析过程中被患者有意识的采用了，最明显和最持久的两个形象分别被她描述为“调皮的男孩”和“批评者”。前者的形象（似乎一直存在于她的梦中）是一个青春期前的男孩，完全没有责任感，永远在恶作剧和取笑他人。这个男孩经常被患者描述为他的恶作剧惹恼了她，或者是男孩被一些更严肃的人追赶，他则一边跑一边嘲笑他们。和这个男孩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别的形似的角色，他们经常是滑稽的，比如小丑和音乐大厅的喜剧演员。“调皮的男孩”被患者看作是自己幼儿自我的代表，无休止的嬉戏似乎是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实际上就像是她童年时期的处境。选择男孩作为她幼儿自我的代表无疑是因为男孩拥有作为魔法附身符的阴茎，在她看来，拥有了阴茎就打开了欢乐之门，可以将生活转化为无尽的快乐。这个梦境角色的举动高度暗示了一个轻躁狂者的行为，患者在回忆中认识到她早期躁阶段的行为是被自己内部“调皮男孩”的活动决定的。

被患者拟人化的描述为“批评者”的是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形象，“批评者”本质上是一个女性角儿。然而，有时候一个她曾经工作中的校长以及一些其他相似的男性角色也在她的梦中充当过这个“批评者”角色。当这个角色是男性时，他始终是一个有权威的父亲形象，患者急于获得他的好感。然而“批评者”的典型代表是一个严肃的、可怕的、清教徒般带有攻击性的中年妇女。有时候这个妇女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她公开的批评着梦者。但是她更经常的被一些实际的女性角色所代表，这些女性是患者过去曾服从过的，比如女生宿舍的舍监，或者是一个高级教师，还有些时候她被母亲的朋友所代表。因此“批评者”是典型的带有母性权威的人物，她母亲在梦中直接扮演这个角色也并不罕见。

刚描述过的这个两个角儿被患者看做是从根本上是对立的，有趣的是，从它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调皮男孩”和“批评者”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本我”和“超我”元素是多么的相似。需要补充的是，有些梦境中出现的“我”被表现为“调皮的男孩”，在教学的梦境中“我”经常扮演“批评者”角色。然而，梦境意识充当了独立的观察者，它有时候同情这一边有时候同情那一边。因此这些人格化形象的梦境提供了一出感人的戏剧，梦中主要的角色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人类心理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经济学[模型]非常相似。

患者梦境中的三个主要角色与弗洛伊德对于心理的三分法是吻合的，这必须看作是弗洛伊德理论实际有效性的显著证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刚才提到的梦境形象并不是患者梦境生活中出现的全部的人格化[部分]。因此，最终出现了另一个形象，她将其描述为“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大概五岁，非常稳定的被梦境刻画着。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充满了童年的活力，没有“调皮男孩”令人厌恶的调皮捣蛋。这一形象被患者解释成代表着她自己童年时的样子，自然而天真的自我，对她来说超我也同样代表了自己。或许以五岁的小女孩来演绎这样的角色具有重要的含义，另一个出现在分析第三阶段的人格化形象是“殉道者”，这个殉道者已经在前面提到的梦境中出现过。

这里有必要注意的事实在于，虽然“小女孩”和“殉道者”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但是他们人格化的有效性不亚于“批评者”和“调皮男孩”。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弗洛伊德对于精神的三分法是否没让我们过多的从实体的角度看待自我、本我和超我。这样一种倾向是弗洛伊德用地形学方法展示心理结构不可避免的后果，当然，他的地形学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假说，但是问题在于地形假说否公正的反映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就心理理论而言，这种表述模型是否会被证明存在着误导性。本文所讨论的案例无疑表明了存在着以本我、自我和超我相对应的功能结构单元，但是这一案例也同样说明了不可能将这些功能结构单元看作是心理实体。毕竟，现代科学的总体趋势是怀疑实体，正是在这种趋势下旧的“学院心理学”灭亡了。也许将心理现象排列成几组功能结构是心理学可以尝试的方法， 无论如何，把“本能”赋予实体的地位与现代科学精神似乎是相违背的。根据现代知识，本能似乎最好被看做是一种带有动力特征的行为模式。类似的思考也适用于弗洛伊德对于心理的三重划分，这必须相应地代表着心理结构元素的一个特有的功能分组。自我、本我以及超我确实代表了特有的功能结构单元，这似乎是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案例所表明的，但是这案例也说明了存在着其他功能结构单元的可能性。

对于患者梦中出现的人格化的研究似乎表明，把心理看作是由独立实体所构成的是不可取的，这也似乎为多重人格现象提供了启示。患者所描述的人格特征都呈现出了各自人格的表象，这一事实表明，多重人格可能仅仅是造成目前案例的人格化过程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在《自我和本我》中弗洛伊德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即多重人格可能源于对于自我的多重认同。“批评者”的形象作为本案例患者梦境中的典型人格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因为“批评者”的形象显然大部分基于梦者对母亲的认同。然而，其他形象却不能以相似的方式解释。作为一个整体，人格化似乎最好解释为功能结构单元，因为经济原则的原因，这个单元在整体人格之内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似乎以下的推断是合理的，即产生多重人格的精神过程只是代表了患者梦中产生“调皮男孩”、“批评者”、“小女孩”以及“殉道者”的极端形式。虽然在此案例中这些人格化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如梦境所揭示的无意识领域，但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相似的人格化不会侵入到清醒生活的意识领域。实际上，即便是在她的案例中，这种人格化的部分侵入到清醒状态也确实发生过。因此在她开始分析之初的长时间躁狂阶段里，“调皮男孩”几乎完全的占据了她的清醒意识。回顾这一阶段，后来她自己也说那段时间里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根据如上所诉，似乎患者梦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化不仅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心理结构有共性，而且还包括多重人格现象。而且似乎多重人格本质上属于分化过程的结果，此分化与导致自我、本我和超我相分离的分化过程是一样的。在分析工作中这些分化结构存在的证据持续出现，它们的存在必须不仅被看做特有的，而且还是与是常态共存的。但是必须认识到，本我和超我与自我的区别在非正常个体那里获得了最极端的表达。问题在于，在理论上完全完整的人格（发展没有遭受过任何障碍）之中这些结构能够分离到多大的程度。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事实表明，多重人格的本质现象可能有时候是由“超我”和“本我”临时入侵到意识领域造成的。但是同样的，无意识中独立心理组织也可能形成了分化，这个范围不符合弗洛伊德对于心理的三分法，这种独立组织也可能在多重人格的情形中侵入到意识层。当前案例的事实也似乎表明，躁狂状态可能是由于本我本质的组织侵入到了意识层面。如果这是这样，躁狂似乎与多重人格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在抑郁症的案例中，实际情况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简单的看做是超我对于意识领域的侵入。

本文现在可以将前文的描述总结为主要几点：

显然本案例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患者是一名有着生理缺陷的妇女，这种缺陷显然至少包括了阴道和子宫的缺失。出于谨慎，相伴随的内分泌异常的证据暂不描述，这些证据自然会诱使更普通的医学头脑将此作为她紧张症状的原因。但是这种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与她有着同样生理缺陷的姐妹却没有遭受精神障碍。而且对此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揭示出的材料表明，即便是这个案例，神经症状的发展也可以用精神分析概念进行满意的解释。在这个特殊患者的案例中，毫无疑问的是，她的生理异常只在其存在构成了精神创伤，而且必须排除了正常性生活的可能性时才会与之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名没有阴道的妇女案例中，在很多程度上伴随着她无意识中对于阴蒂的高估。她的无意识中阴蒂与阴茎的等价性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证实了阴蒂与阴茎不仅生理上而且在心理上也是同源的。鉴于她的身体缺陷，似乎阴道而非阴茎才是是无意识中的嫉羡目标。但是实际上阴茎嫉羡似乎由于阴道的缺失而得到了促进，而非相反。因此可以推断的是，对于一个身体正常的妇女而言，对于女性性欲的压抑是阴茎嫉羡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说阴茎嫉羡是促进女性性欲压抑的主要现象。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女性阉割情结”的经典概念似乎需要修改。

鉴于患者抑郁和躁狂的频率和持续时间的短暂性，以及这些阶段在分析过程中的出现和消失，这个病例是不寻常的。这些特征使得研究躁狂抑郁的过程成为了可能，而且可以说是在显微镜下的观察。

患者第三阶段的分析为躁狂状态的演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型。

对患者的分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对伴随着被压抑的口腔施虐而产生的罪疚感的阻抗远远超过了对于压抑愿望本身的阻抗。这一事实有力的表明，超我本身受到了部分自我的压抑，在一些特定的案例中超我可能通常比被描述为“被压抑物”的力比多内容受到了更大的压抑。

对此案例的分析以惊人的方式揭示出了超我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力比多发展阶段而分层建立起来的。它同样揭示出超我的核心起源于前生殖器期，属于口腔层次，因此必然是在口腔阶段建立起来的。

这个案例提供的资料表明存在着两种秩序的全能幻想，（a）原始力比多目标的全能幻想、（b）通过“升华活动”实现的全能幻想，它同时为原初力比多目标和超我的目的提供了满足。

鉴于那个在事情发生不久前的施虐梦境，分析期间患者对于死去的弟弟的反应尤为重要，其特别重要性在于实际上它为基于纯粹精神分析思考的推论提供了实验性的证据。

患者梦境中出现的稳定的人格化似乎说明了多重人格现象的起源方式，它表明这些现象是意识领域遭受到一些列功能结构的入侵导致的，这些功能结构在无意识中由于经济原则的压力而形成了分化。它还表明弗洛伊德对于精神的三分法应该被看作是代表一个相似性质的特有的结构组合，而不是代表了把精神分解为不同的实体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