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农神庙的漂流与东西方建筑的共振 | 《艺术与文明》Vol.04
继续范景中《艺术与文明》的读书札记,这一篇介绍以帕特农神庙为代表的希腊建筑。
希腊艺术中最典型的建筑形式就是神庙,也是西方古典建筑的代表。这种神庙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而雅典卫城里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则是其高峰期的代表作。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与波斯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波斯人攻入雅典城后放了一大场火,许多建筑都被焚毁。最终希腊人在雅典与斯巴达这两座城邦的领导下战胜了波斯人,雅典的地位也随之大大提升。希波战争之后主政雅典的伯里克利决定在废墟上重建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

雅典卫城建在雅典城中一座人工堆积的山上,帕特农神庙是其中最大的一座神庙,帕特农的意思就是「少女」,一方面象征着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另一方面也指代守护这座神庙里小金库的少女们。
卫城的入口处有一条很长的台阶,台阶顶端的山门也建成神庙的样子。山门旁边是一座小神庙,即胜利女神神庙(Temple of Athena Nike)。在帕特农神庙边上还有一座小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ion),著名的女像柱就位于这座神庙,非常优雅。卫城下方有一座顺山势而建的露天剧场——狄俄尼索斯剧场(Theatre of Dionysus)。


经过两千多年的各种战乱洗礼,雅典卫城的许多建筑与雕像已经倒塌或残破不堪,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几座主体建筑的样貌。帕特农神庙因为地势高、体量大,又临海,成为了驶向雅典的船只的航标。它也是西方古典文化的象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LOGO 就用到了它的造型。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帕特农神庙已不复完整的样貌。它曾变身为拜占庭帝国的教堂,也曾被土耳其人改造为清真寺。在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战争中,土耳其人将其作为存放火药的仓库,威尼斯人知道后用大炮瞄准了帕特农神庙,炮弹命中、火药爆炸,神庙的中间部分就此被炸毁,许多大理石雕塑都掉落下来,散落在周围。

希腊神庙建筑通常由柱廊所围成。帕特农神庙正面有 8 根柱子,侧面是 17 根,依据当时的主流规则,侧面柱子的数量是正面数量的两倍再加一,即 8 × 2 + 1 = 17。从入口进入,再越过一排柱子才是大门,进门后就是神庙的大厅。里面立着巨大的雅典娜神像,由当时著名的雕塑家菲狄亚斯(Pheidias)雕造,并用象牙和黄金装饰,极为华丽。帕特农神庙上的许多浮雕、圆雕也都是菲狄亚斯的团队所作。神庙的后半部分就是雅典和其领导的提洛同盟的小金库,存放各种金银财宝。
说到希腊建筑,不得不提各种数学比例。古希腊人很重视数字,认为美就蕴含在其中。毕达哥拉斯就认为数字是万物的本原,柏拉图也有类似的观念。帕特农神庙的设计中就有很多和数学相关的东西,例如它的长宽比为 9:4,就是两个最小的质数的平方之比。在其正立面的许多构件上也体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这种依据精妙比例设计建筑平面与立面的方式也延续到之后古典时代的诸多建筑中。

神庙正立面由柱子支撑额枋(Architrave),额枋上方有一排三陇板(Triglyph),三陇板之间的板间壁(Metope)上有许多浮雕。最上方的三角形山花(三角楣,Pediment)中间则有很多圆雕。这些雕塑在当时都是彩色的,如今经过时间的侵蚀,都褪为白色。这些雕塑描绘的大都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东面山花描述的是雅典娜诞生的故事,西面山花则是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守护神的故事。传说雅典娜因为送给了雅典人一棵橄榄树而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因为橄榄树可以榨油,没有太多耕地的雅典人正好可以借这种经济作物来贸易,获得所需物资。

帕特农神庙所散发出单纯高贵的古典之美让两千多年后的人也无比倾心,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就如此描述帕特农神庙带给他的震撼:
⽬标的⼀致产⽣了激情,以坚定的毅⼒来雕琢⼤理⽯,从⽽达到更纯洁、更清澈、更简洁的效果。⼈们做了献祭,清洗到⽆法再⼲净的地步,只剩下那些精练⽽强烈的东⻄,像铜号⼀样发出清脆⽽壮烈的声⾳。
到了 19 世纪,帕特农神庙山花上的许多圆雕已经散落在神庙周围。这时有一位英国驻土耳其的公使,埃尔金勋爵,对雅典卫城的古典艺术品非常感兴趣。当他弄到可随意进出雅典卫城的特许状后,就雇了一批人进行发掘,搜集各种雕塑,同时也拆掉了部分神庙建筑上的雕塑,将其打包在一起运回了英国。最后这批石雕被英国政府买下,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埃尔金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大英博物馆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展馆来展出这些帕特农神庙的雕像。

这个展馆严格按帕特农神庙的面积来开辟空间,相当于把这些雕塑放在了与原来环境同样大小的空间里,做了一个复原的效果。两侧墙壁上的浮雕就是原来神庙侧面额枋上的浮雕,而两端的大理石圆雕正是东西两面山花上的圆雕,虽然并不齐全,但也按原来的位置摆成了三角形。

这些年希腊人一直想让大英博物馆归还这些文物,而大英博物馆则一直拒绝。如何确认流失海外的文物归属是近些年颇具争议的话题。范老师在这本书中用了不那么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讲述这种「文明的漂流」。
回到 19 世纪初的历史场景中,希腊人当时还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雅典很可能会再度陷入战火。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都没有办法来保护、修复这些文物,埃尔金勋爵将这些散落四处的残破雕像收集起来、好好保存,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作用。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破坏不可移动文物的手段,这是很让人非常痛心的。
在对待埃尔金大理石的问题上,有很多复杂的细节,让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同额尔金火烧圆明园划等号。后者的残暴令人发指,而前者是处在历史的偶然性波动之中,要评价它的对错不是那么容易,历史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19 世纪雅典卫城的知名粉丝有不少,马克·吐温也是其中一员。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就专程来到雅典卫城朝圣:
1867 年夏日,月光皎洁,一位冒险的美国游客悄悄地从被隔离的船中偷偷上岸,他躲过警察,大步疾行来到雅典,贿赂过卫兵后登上卫城。骤然之间被月光如水下的废墟迷住,对眼前的景色惊诧不已。他在游记中写道:「成排地矗⽴着,成堆地叠放着,遍布雅典卫城⼴⼤区域的是数百件⼤⼩不⼀、雕刻得精美绝伦的残破雕像」。
曾经如此辉煌的文明失落了,总让人黯然神伤,但这些废墟仍然如纪念碑一般,一一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这正是今日组成我们文明的一部分,不能像已倒塌的神庙那样被岁月遗忘。
提到文明的漂流与交融,我也分享一个自己的视角。

在希腊建筑中,柱式(Order)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元素。最主要的柱式有三种:多立克(Doric)、爱奥尼(Ionic)和科林斯(Corinthian)。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柱头的装饰:多立克柱式简单朴实,没有多余装饰;爱奥尼柱式用了对称的涡卷纹;科林斯柱式则用了仿茛苕叶的装饰。从多立克经爱奥尼到科林斯,柱式变得越来越美观、柔和。

后来的罗马建筑也继承了这三种古典柱式。古罗马建筑大师维特鲁威在其经典著作《建筑十书》里就提到不同的神庙要用不同的柱式:为密涅瓦、玛尔斯、赫丘利这些以力量见长的神所建的神庙,要用多立克柱式,简洁粗壮,有力量感;为朱诺、狄安娜这样的女神所建的神庙,就要用爱奥尼柱式,显得柔和一些;而更精致的科林斯柱式就得献给更加柔美的女神,如爱神维纳斯和花神芙罗拉。维特鲁威在这里给这几种柱式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可以看到,为雅典娜而建的帕特农神庙确实也主要使用多立克柱式。
此外,神庙建筑的规模体量跟柱式的尺寸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许多神庙中,柱子的高度、间距与柱子的直径都是倍数关系。因此在当时的建筑设计中,柱子的直径是一个基本单位,由此来确定整个神庙的尺寸。

我们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会发现这种比例关系在中国的古建筑中也有类似的体现。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考察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想要详细了解这部分内容,可阅读:独乐寺考察 Vol.2 | 斗栱与柱式:发掘中国建筑的结构理性)
中国古建筑中有一个特有的构件非常重要——斗栱。它位于柱子和屋檐之间,起联络支撑作用。在考察独乐寺建筑的报告中,梁思成就把斗栱的作用与西方建筑中的柱式做了类比:
⽃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 Order 之于希腊罗⻢建筑;⽃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 Order 之影响欧洲建筑,⾄为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斗栱像柱式一样,起到了结构上的支撑作用。中国早期的建筑为了避免雨水对墙、柱的侵蚀,需要将屋檐做得深远,就得靠大斗栱将屋檐撑远一些。另一方面,梁思成发现中国古建筑的规模尺寸也与斗栱有关。尤其是栱的断面宽度,是确定整个建筑尺寸的基本单位,这就和西方建筑中的柱子直径非常类似。
梁思成的这个类比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创见。他想要用一种强调结构理性的方式去研究中国建筑史,所以就借用了西方建筑中非常典型的术语。
除此之外,东西方建筑还有很多相似点。中国古建筑有两种常见的做法:生起与侧脚。生起就是指两边的柱子比中间的要高一些。侧角则是指柱子并不完全垂直于地面,而是会向建筑内部稍微倾斜。有了生起和侧角两种做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建筑的檐口并不是平直的,而是一个向下凹的弧线。这样整个建筑就有一个向心力,会非常稳固。

有意思的是,帕特农神庙的柱子也不是完全竖直的,而是同样微微向内倾斜,额枋、台基也不是平直的,而是带有一定的弧度。

除了结构上的稳固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为了纠正观看角度带来的视觉偏差。如果柱子都是竖直的话,前去祭拜的人走到神庙大门口,往上一看,柱子会有向外倾斜的效果,这样整个建筑看上去就头重脚轻,不美观(下图右)。于是希腊人为了纠偏,就将柱子做了向内倾斜的处理(下图左)。这样在正面抬头看,柱子的视觉效果就正好是竖直的了(下图中)。

同样的,无论是在希腊神庙中还是中国古建筑中,柱子通常会做一个卷杀处理,就是给柱子的表面来一点弧度,让它中间鼓起来一点,而不是单纯的直线。这同样是为了在视觉上达成美观的效果。

由此看来,东西方劳动人民的智慧确实有不少相通之处,在艺术史漫游的过程中将其对比着看也颇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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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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