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张仲民：《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选刊之八）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

一、思想文化史

Eg.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二、政治与制度史

Eg.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李林《清代武科考试研究》。

三、中外关系史

Eg.孙江《五四时期中日知识界的往还》。

四、社会经济史

Eg.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830-1911）》、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

五、书信日记文献研究

Eg.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六、新领域的研究

Eg.（动物史）邹振环《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冯闻文《洋场上的禁苑：晚清上海租界的季节性野味禁令》；（阅读史和知识史）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近代中国的阅读史》；于京东论文；（微观史）程美宝《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王笛《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全球史）徐涛《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概念史）朱京伟《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初的“共和”与“汉奸”》；李里峰、李恭忠、宋逸炜论文；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历史的概念向量》；（技术史）薛轶群《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1870-1937）》。

七、小结

216 首先是存在一些盲目模仿追风海外史学界尤其是汉学界和台湾学界的情况，而缺乏对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辨析，这些年兴起的阅读史、情感史、环境史、数字人文研究和跨国史研究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比较严重。

216 其次，一些学者在积极从事新领域的研究，但其研究经常只是运用几个新名词或新概念，从近代化或西学东渐等单一的角度立论，缺乏对这些新领域语境及其研究方法和意旨的把握，更没有使用新材料和讲故事的能力，使其研究似新而实旧，且很可能只是邯郸学步或可以为了迎合时髦，把传统研究的长处给丢掉了。另外，一些研究喜欢使用当下比较流行的新词，如货币战争、治理之类词语，这些新词是否适合用来指代我们的研究对象，或者是否会导致或出现以今律古的问题，或者是否太过迎合当下，都值得反思检讨。

216 再次，是低水平重复或在伪问题上打转。很多的研究论题看似很新、也用了很新的材料、很周密的论证、很前沿的理论或研究成果，表达起来煞有介事，但其预设或问题意识都是充满问题，甚至是不成立，引用的理论也往往是一知半解或是道听途说，所以看似精致的研究，其实是自作多情，自我原地打转，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新的认识。但这类研究很唬人，很有市场，经常能忽悠一些编辑和读者，甚至是中国历史学科的领导者。

216 再次，依然喜欢关注宏大问题，依然喜欢谈大叙述或建构某方面的特色，而不考虑当下的实际情况。当然宏观问题的讨论是必需的，宏大叙述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刻意为了某种需要或刻意标榜自我创新，东拉西扯一些或相干或不相干的东西，高谈阔论，再做出学术创新和为国分忧、为学术界指路的姿态，只会误人子弟，更会误导学术界，为害甚大。

216 再其次，不看史料，喜欢结合既有研究谈理论问题或研究设想等“虚”的问题。此类研究近几年颇为流行，表面上是指导后来者的研究，或者美其名曰同国际接轨，实际上大多经不住史料的检验与逻辑关系的推演，很多时候只是作者自己的想当然或自以为是。但这类研究很有市场，尤其容易吸引年青读者和外行人。

216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年随着各种史料数据库的不断推出，各种新材料的整理或影印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由此导致的负面影响，就是很多人做研究越来越不看原始资料、不读常见书或常见史料，而务求新材料，或舍近求远在有大量中文材料尚未使用情况下去利用一些外文材料，或依赖数据库检索打天下。实际上，他们即便在研究中使用一些档案材料或外文材料，也只是用来点缀或包装，并没有对真正一手的资料进行仔细的收集、阅读和消化，并没有充分地使用既有已经出版或比较容易得到的材料。这使得很多研究成果看似所用材料丰富，实际其所用材料同质性很强，多属报刊材料或某一类如档案、或文集、日记等单一材料，不但没有做到材料的多元化，还对所用单一材料缺乏考辨，有盲目采信、捡到篮里就是菜的问题。

按：上述检讨去年Z师“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课程上多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