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Z 世代”网络语言狂欢化背后的话语自救

网络语言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在我国，随着移动网络设备及 4G网的普及，早已成为一种能有效反映社会心理的文化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网络语言在“Z 世代”中有着逐渐“溃散”的倾向，通过网络语言塑造的流行“人设”，有别于多年前的“吐槽”、自我萌化，从偏小众的顾左右而言他的“抽象话”，再到废话文学的流行，再到发疯文学的泛滥，似乎网民的精神状态也逐渐紊乱，直至彻底解构。例如“领导夹菜我转桌”“阴暗扭曲爬行”“好美的精神状态”，还有仿照精神病人直抒胸臆的大段输出，或是扮演冷漠杀鱼的劳工人员，总之，热衷于发疯文学的人似乎想远离原有的身份，远离过去“Z 世代”父母所期望的身份模版——遵守长幼尊卑，上进、阳光、体面的白领形象。这种对社会认可形象的疯狂拆解，使人联想起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语言，带有明显的反叛色彩。

从正面看，这是“Z 世代”的一种精神自救，是平日受到权力压迫与规训，在不断被挤压的话语空间中创造出一片小小的话语“领地”。但要注意，这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争夺”，说话者似乎已经放弃在常规领域通过据理力争来积极谋取权益，这已经是一种对规训的内化，即相信压迫者是不可打败的。与之对应，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很难通过个人的力量争取到想要的生活，而是为生存被迫“内卷”、挣扎。在劳动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大环境中，“打工人”只能被动忍受“996”、低工资无社保、试用期辞退、公司单方面毁约等不公平现象。而另一部分通过考试逃避就业的学生，也在数量剧烈扩张的考研、考公大军中苦守书桌，消耗一年甚至多年光阴，除了极少数“上岸”者以外，只能沉入水底。前两年流行的“00 后整顿职场”已悄然转向了“职场高情商学习”，只剩下一部分想要脱局者呼喊“脱下长衫”，似乎可以自愿选择。

因此，这种反叛是消极的。

其一，是所谓的“发疯文学”并非真的文学，而是通过非原创的方式病毒式传播。“发疯文学”有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对经典的改写，例如对林黛玉的戏仿，“博主这话是单对我一个人说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虽拉近了网友与名著之间的距离，却对林黛玉形象进行了降格，使之庸俗化、刻板化。再比如对《安塞腰鼓》的大段引用，“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是脱离了原文中热情洋溢的大自然与艺术语境，一种套路化的简单重复。又因为非原创，传播方式以复制粘贴为主，大量的“发疯文学”是难以找到作者和“原本”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化不同，数字时代，不涉及肉身，狂欢变得更加疯狂，却过目即忘。不触及心灵深处的“发疯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文学，不如说是一剂短效的精神止痛剂。

当然，“文学”这一提法也是对严肃文学的嘲讽，正如对《安塞腰鼓》原意的背离，走向庸俗，并不是因为个人“选择”成为类似韩炳哲口中的“功绩主体”，而是复杂的就业市场、教育环境积累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其二，是“发疯”的语言取代了反抗的行为。回看网络用语的流行史，从“萌”到疯癫，是进一步的自我无害化。人们选择在口头上“发疯”，比起现实中的发疯，除去了攻击性，而以自我攻击取而代之。例如自我矮化成“阴暗爬行的鼠鼠”，发展出“窝囊组”“胡言乱语组”“发疯组”等。从表面看，这一方面可以发泄情绪，避免成为真的疯子，另一方面又不用为此受到指责：无知无能者会得到豁免。这种压抑之下的精神扭曲与越来越保守的现实环境是对应的，现实中，年轻人的“穿衣自由”普遍倒退了几十年，千禧年间常见的吊带、短裙、烫染发等现在已经被视作“特立独行”的标志；在网络中，对个体的苛责愈发强烈，有个性的“网红”、明星纷纷销声匿迹，大众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有节制、有选择，能被看出来是在玩笑的“发疯”，非但不是个性的体现，反而证明了自身对环境的依从。

发疯文学可定义是一种相对健康的自我调侃，然而，若严肃视之，这种庸俗化、自我矮化的语言最终导向的却是逃避和虚无。通过胡乱的口头发泄，我们彻底放弃严肃的权利，将自身消解为一个完全无害的婴儿形象，以此逃遁到更加安全却也更狭窄的虚拟空间；另一方面，经过了主动的自我攻击，我们获得了无敌之身——当我已经摧毁了我自己，你就再也无法伤害我。

个人是弱小的，我们常常哀叹自己的无力，但更应该选择艰难一些的道路，在勇敢的探索与主动的试炼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坚韧。面对虚无与压力，仍然有一些相对更有效的抗争方式：例如发展席勒意义上的美育，实施创造性、非暴力的行为艺术等，让肉身与话语再次统一，在真正的文学、艺术之美中，找寻灵魂的根基。路也有诗句写道：“弱小的人，在大地上总是失败／抬起头仰起脸来／白云爱我”，我愿将其改写为“勇敢的人，在大地上总是失败／抬起头仰起脸来／我爱我”，即使最终连文学也不可信，我依然坚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