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图斯抄本：战争、末日与缮写室
在一百年前的1924年，就在各种“反传统”的新画派层出不穷，艺坛大为震动之时，“艺术之友协会”在马德里组织策划了一场西班牙彩饰手抄本展。《比亚图斯》系列抄本拂去历史的蒙尘，从长达数个世纪的遗忘中走了出来。直至今日，人们还会讨论毕加索是否从中受到启发，而当20世纪的画家们需要面对诸如“一群野兽”或是“描绘立方体”之类的刻薄评价时，10世纪的西班牙修士们却泰然自若。
作为不可缺少的补充，本文中我还要加上这个手抄本大家族（在西班牙语中被统称为Beatos）中的两个已经被转卖到西班牙之外的重要摹本。其中一个是这一系列抄本中现存最古老的全本之一，制作于西班牙北部某处尚不确定的地方，几经转手后被皮尔庞特·摩根买下并收藏在他的图书馆（本文称摩根抄本）。另一个抄本制作于西洛斯（现名Santo Domingo de Silos）的修道院，后被收入王室藏书，又被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借着被安排当西班牙国王的机会私自顺走，最终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现在存放在大英图书馆）。这些抄本如今有些以它现在或是曾经的收藏地命名，有些以它的制作地命名，还有的是以它的委托人或是抄写者的名字命名的，这也导致有时一个抄本会有两个或以上的名字，有时两个抄本又会共用一个名字。关于它们各自的链接我会统一放在文末。
与我们容易想到的“书”的尺寸不同，这个系列的抄本尺寸通常都比较大，摩根抄本和西洛斯抄本的高度都在38厘米左右，一些更晚制作的抄本甚至接近或超过了半米高。在大尺寸的羊皮纸上绘制插图会相对好施展，不过这些抄本的绘制者们显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他们并不满足于将图像填满整个单页，以至于多次使用了跨页，这在整个抄本世界中都难得一见。当抄写员完成全部抄写时，书页尚未装订（至少没有被正式装订），绘制跨页插图相较于单页来说，对于画家及书籍装订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在手绘已经由印刷所取代的今天，彩图跨页都依然是一个会让出版方头疼的问题。
一千年前的“绘本故事”
“比亚图斯”原本不是一本书的标题，而是一个人名。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人在公元776年左右编写了一部《〈启示录〉诠释》，并在接下来的约十年间对此书做了修订。但这位作者并未在书中留名，而且声称书中的内容也并非由他本人创作（他在前言中列举了9位原作者，但还有更多）。16世纪时西班牙国王菲利佩二世的编年史官莫拉莱斯（Ambrosio de Morales）研究了这本书的几个抄本，发现在前言的结尾处，作者将此书献给“sancte pater Etheri”，他很快想到了历史上一位名叫比亚图斯（拉丁名Beatus，西语名Beato）的人，此人曾与他的好友，奥斯玛主教埃特里奥（Eterio）一起联手驳斥托莱多大主教埃利潘多（Elipando）的异见。然而莫拉莱斯并未逐一检阅所有抄本，不然会发现在最早期的文本中，其实并没有“Etheri”，而只有“sancte pater”。况且叫Etheri的人不止一个，而奥斯玛主教也并非只有比亚图斯一个好友。但总之，这就是直到如今这一系列抄本都被归在比亚图斯名下，并以他的名字作代称的由来。
我们的这位编者认为《启示录》中所提及的末日将在自创世以来的第六千年来临，而当下的情形——曾经的基督教王国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已落入穆斯林手中，又有像埃利潘多这样的“异端”大主教的存在，很容易让人与《启示录》中的一些描述对应起来。根据他详细的计算，这第六千年，就是公元800年（当时历法的838年）。地球的毁灭似乎已进入倒计时：
“……由此算下来，自第一个人类亚当到现在，即era 824年（公元786年），共计5986年。所以，距离第六个千年只剩下14年的时间了。第六个时代将于era 838年（公元800年）终结。”
然而，80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悄然过去，并没有什么山崩地裂的大事发生，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倒是愈发的繁荣了。在接下来的整个9世纪，这部著作似乎不太受关注，作者的手稿也不知所踪，只有一页完全出于偶然而幸存的抄本残页能证明它在这个世纪依然被抄写过。可当10世纪差不多过了一半，第一个千年即将来临之际，人们又想起了世界末日的可怕预言，这本《〈启示录〉诠释》，正是从那时起突然变成了真正的“百年畅销书”——它从10世纪一直被传抄到了13世纪，至今在全世界仍有三十余个古抄本及残页存世（连纸条那样的残片也算上的话，一共是41个）。2015年，因其“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意义”，“伊比利亚传统的《比亚图斯》手抄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今天很少有人能直接读懂《比亚图斯》抄本中的文字，但它的插图仍然足够引人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一种猜想达成共识——作者在编写此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它需要配有插图。虽然，在相信仅剩十余年所有的一切就将灰飞烟灭的时候，还为书籍绘制插图似乎是一种反常之举，然而《启示录》中所书写的，正是约翰所看见和听见的——“听见”可以通过诵读和听人诵读来复现，而“看见”——与“想象”并不是一回事，则需要借助于插图来达成。抄本不同寻常的大尺寸，更是保证了当它被公开展示时，这些插图能被在场所有的人“看见”。在10世纪或10世纪前，人们对这份著作又进行了扩充，加入了圣哲罗姆所作的《〈但以理书〉诠释》等内容，这些新添加的内容同样被配上了对应的插图。
最初的插图也许是简朴的，甚至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在最现存古老的9世纪残页（下图）中，与实物形象最接近的可能是上面那个大大的“T”形——它是中世纪早期的祭台从侧面观看的样子。画面上半部分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身首分离的人物，象征被杀害的殉道者。而画面中的那些“小鸟”其实并不是鸟，而是殉道者的灵魂。
至于我们看到的那几个像是由链条悬挂着的，下方还有吊坠的圆盘状物体，则被认为是一种有感恩和还愿之意的献物，如由黄金和宝石制成的祈愿金冠（corona votiva），它们通常被悬挂在祭坛上方。
这幅插图的设计在洛尔旺抄本中被再现，只比之前复杂了一点点（可是已经过了三个世纪！），看起来有点像某种神秘的仪式。
而在摩根抄本中，所有插图都要具象化不少。画家将画面下半部分原本只有脑袋的人物画出了全身，而位于画面中心的那个人物形象——研究者们并不确定他是谁，画家自己也许也不清楚，但还是照着样子画了下来。从留下的痕迹看，画家曾为祭台和祈愿金冠贴过金箔或银箔。
摩根抄本的画家迈乌斯（Maius）被我们这一主题的著名研究者之一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提到了极高的位置，他将一些他认为的“创新设计”全部归于迈乌斯，尤其反复强调边框和条带状底色这两大特征。威廉姆斯称最早的插图传统是“没有边框和底色”（without frames or painted grounds）的——这样的图确实有不少。但威廉姆斯这样总结的时候似乎忘了两个问题，一是在9世纪残页中就已经出现了边框和底色，且在它所在的支系的一些抄本中得到延续，只不过底色通常是单色而非条带状（如前面的洛尔旺抄本，和下图的埃斯科里亚尔抄本等）；二是如果迈乌斯所复制的范本中并没有边框和底色，是他添加了这两样的话，那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创新设计”仅仅被应用在比亚图斯的著作部分，而书中其余的《圣经》相关插图都放弃了这样的创新——恰恰这些部分是后来才新增补的。为了给新加的内容配上插图，迈乌斯（或他的前人）借鉴了彩绘《圣经》，这些插图在《圣经》抄本中就没有边框和底色，而到了摩根抄本后，也一样。
至少有一点肯定是迈乌斯的“创新”——他在同一幅图中能用上的色彩比谁都多，其中还包括了使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来勾线。这也让一些复杂的场景，比如上一幅，看起来会有些费神。当然，在配色这方面每位画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在人物形象方面，有经验的画家也会画出自己的特点。以构图相似度较高的摩根抄本、法昆多抄本和西洛斯抄本为例，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每位画家各自的手法和色彩偏好：
一些经典的插图就这样被一代代传了下去，但也有复制复制着就走了样的时候。上面这几幅插图对应的经文说的是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西洛斯的画家虽然让天使们握着一个角状物，但还可以看到“角”的里面裹着的是风；可是到了一个12世纪晚期的摹本时，竟然变成天使们吹号角了。插图外圈表现的是大海，在早期的抄本中都画出了鱼（虽然有时因为用色的关系第一眼不容易发现），在这里也只剩下一个蓝环：
在摩根抄本与西洛斯抄本的一幅插图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圣哲罗姆的《〈但以理书〉诠释》部分有一章讲述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令他惧怕惊惶，但无人能解，最后找来了但以理。上一章的抄写在这一页的左上1/4处便结束了，但迈乌斯——他同时也是抄写者——并没有继续写满这个页面，而是在右上的1/4处先用红字写下新一章的标题，然后在下方画了一幅小图，是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王释梦的场景。这个设计也像是一个预示，读者需要翻过这一页才能看到对这个梦的描绘和解读。
摩根抄本的这一页翻过之后就是一棵引人注目的大树，是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见的，但以理告诉他这棵树其实就是他自己。本文之前放过这张插图。怪异的是，摩根抄本之后的三个保存状况相当好的抄本——巴尔卡瓦多抄本、法昆多抄本和西洛斯抄本，居然都在这个位置缺失了一页。从缺失的文本长度判断，三个抄本很可能都画过那棵大树。不过，西洛斯的画家将尼布甲尼撒王和但以理对谈的场面放大到了一个整页，这里的尼布甲尼撒王，看起来是不是也有点像是一棵大树？
我们或许要为西洛斯的插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惊叹，但其实这幅画是有参考的——它参考了一个《圣经》抄本（因其完成年份和收藏地而被称作“960年的《莱昂圣经》”）中的所罗门王的形象（下图）。西洛斯抄本中还有其它参考自非《比亚图斯》抄本的插图，本文不便逐一列举，但可见插画家并不局限于从他复制的书本中获取原型。
西洛斯抄本的制作由于院长的突然离世而进展不顺。它的文字抄写在1091年4月18日结束，但插图直至1109年7月1日才由一位署名彼得（Petrus）的人完成。修道院中，抄写者和画家在他们完成的抄本上留下的身份大多是司铎或执事，而彼得当时的身份是prior，也就是仅次于修道院院长，并能代表院长的人。根据抄本上留下的信息，彼得是被院长约翰（Iohannis）——这本抄本开工时的院长的继任者的继任者——叫来“完成这个抄本”的，尤其是完成了“全部的彩饰”（compleuit et conplendo ab integro illuminabit）。那时的彼得显然已是一个经验老道的人。
边防线上的缮写室
在许多手抄本的装饰仅限于首字母和寥寥几幅图的年代，《比亚图斯》抄本中的插图数量之多、画幅之大，着实令人惊讶。然而，这些颇费功夫的抄本却往往不是在一个安稳舒适的环境，而是在时刻准备应战的环境中完成的。在基督徒对穆斯林发起的反击中，阿斯图里亚斯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 I de Asturias，739-757年在位）曾率军攻入半岛腹地，夺取了许多城镇，然而以王国当时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长期守卫那些新征服的土地。据一部9世纪时的编年史记载，他将阿拉伯人置于剑下，将基督徒带回自己的王国，随后将由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和格雷多斯山脉（Sierra de Gredos）所包围的大片区域摧毁，使其荒芜，变成横亘在基督教王国与穆斯林领地间的一道天然防御屏障。这些地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鲜有人居住，直至奥多尼奥一世（Ordoño I，850-866年在位）及其子“伟人”阿方索三世（Alfonso III el Magno，866-910年在位）统治期间着手重建城市，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之后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将都城南迁至莱昂，改称莱昂王国（Reino de León）。杜罗河（Duero）成为了莱昂王国与南方穆斯林领地的天然分界线。
精明的阿方索三世采取了兴建一系列修道院的方式来确保他王国的南部边境，这些修道院将直面善战的摩尔人的威胁。塔瓦拉（Tábara）的圣救主修道院（Monasterio de San Salvador）就是这个边防体系中的一环。在一部完成于970年的《比亚图斯》抄本的末页，一位名为埃梅特里乌斯（Emeterius）的修士画下了他在这座修道院的缮写室中工作的样子，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描绘中世纪缮写室的作品。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带有防御性质的建筑。它有一座五层高的坚固塔楼，既是钟楼也是瞭望塔；楼层之间通过木梯相连，这些梯子在遭遇危险时也可以被撤掉。在塔楼高处，有一圈可以用来巡视瞭望的围栏，上方还有两口大钟，有人正在拉绳敲钟，这些钟在平日里可用于报时和预告祭礼，在战时则可用来报警。紧挨着塔楼的是修道院缮写室所在的建筑，其中缮写室位于二楼，与一楼同样是通过一把木梯相连。房间里有两位正忙于抄写或装饰书籍的修士，其中位于右侧的就是埃梅特里乌斯本人，与他相对而坐的人名叫塞尼奥尔（Senior），看起来像是他很想画下的工作伙伴，但未必是这个抄本的参与者（在前一页，一位名为Monniu的人署名是他完成了抄写，而塞尼奥尔则署名了赫罗纳抄本的抄写。他非常有辨识度的书写特征似乎没有在塔瓦拉抄本出现过。另外，关于最后这一页是否属于这个抄本也存在争议）。在他们隔壁的房间还有一个模糊的人像，通过这幅画的一个摹本我们得知，那是一个正在用剪刀剪开羊皮纸的助手。
尽管戒备森严，然而就在埃梅特里乌斯画下此画后不到二十年，灾难便降临了。一位野心勃勃的摩尔将领，以摄政的名义独揽大权的阿尔曼苏尔（Almanzor，939-1002），在他辉煌的一生中总共向北方的基督教诸王国发动了五十余次讨伐，向东洗劫了巴塞罗那，向西火烧了圣地亚哥，莱昂王国和潘普洛纳王国各自的首都也都被他的大军践踏。一长串的受难名单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边防线上的修道院，也就是这些10世纪的手抄本的制作地（而晚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洛斯抄本，也正是在被阿尔曼苏尔的军队摧毁的修道院重建后的缮写室中制作的）。塔瓦拉的修道院自然也逃不过这样的厄运。实际上，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无论是考古学上的还是文件记录的——能指明那座消失了的修道院的具体位置，不过一些学者果断推测，并让大家相信，塔瓦拉的圣玛利亚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ía de Tábara）的罗曼式钟楼正是在埃梅特里乌斯所描绘的那座高塔的残余部分上建立起来的。为这种推测增添一点说服力的是钟楼的底部还留存着一个马蹄形的拱门，标记着它与那个时代的联系。另外，在加建门廊之前，整座建筑从侧面看起来的样子倒确与埃梅特里乌斯所描绘的有些相似，只是或许矮了几分（埃梅特里乌斯曾描述圣救主修道院的塔楼是一座“高耸的石塔”）。
塔瓦拉抄本是现存的《比亚图斯》全本中损毁最为严重的，它失去了许多页面和几乎所有的插图，剩下的几幅也遭遇挖孔和被用坚硬物体刮去了颜料。除了那幅缮写室的插图外，完整的仅有两幅，其中一幅是《伯沙撒王的宴席》：
杰里琳·D·多德斯（Jerrilynn D. Dodds）在为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相关展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提醒人们注意摩根抄本中的《伯沙撒王的宴席》。它与塔瓦拉抄本中的很像，因此我们可以放在一起看：
在这个时期的手抄本中，所有的拱门都是马蹄形，虽然它们可能会让人想起伊斯兰教建筑，然而这种拱形在伊比利亚半岛其实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最早在古罗马时期的墓碑上就已出现，随后逐渐被应用到建筑上，中世纪正是它的鼎盛时期，无论是清真寺、教堂还是犹太会堂中都有使用，制作这些手抄本的修道院中用的也正是马蹄拱。但是多德斯强调，这个抄本中所描绘的建筑通常都是“概念性的和图像学的”，唯独在“伯沙撒王的宴席”这一页，我们看到了一个由绿色柱子支撑、红白相间的马蹄拱。多德斯认为，它能被看出“直接参照了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该建筑最能代表倭马亚王朝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霸权”。
我想补充一下的是，尽管它的形象和用色确实能让人想到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中的拱廊和石柱，但哈里发可不会在清真寺里大摆宴席。而且，考虑到这个抄本的完成时间被推断为945年左右甚至更早，那时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还没有开始后两次扩建，因而并没有像今天这样霸气十足的规模。迈乌斯所想描绘的，也许正是哈里发自己的宫殿。拉赫曼三世在科尔多瓦郊外建造的壮观宫殿群，丝毫不逊色于扩建完毕的大清真寺，而且也使用了红白相间的马蹄拱门。这同时也让人想到，迈乌斯本人可能是一位来自科尔多瓦的移民。不管怎么说，这一页中的拱门确实是整本书中，唯一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实例的建筑。
如果人们能通过这座真实描绘的拱门，将伯沙撒王的宫殿与哈里发的宫殿等同起来的话，那么人们肯定也会想象这之后即将发生的事——按照《但以理书》的记载，伯沙撒王正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筵，突然看见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但以理讲解给他，那些文字的意思是他的国到此就完结了，他会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他的亏欠。果然就在当夜，伯沙撒王就被杀了。这样的结局如果很快就将应验在哈里发身上，无疑会给阅读此书的基督徒们带来信心和希望。
一位女性画家
在二十余本带插图的比亚图斯抄本中，有几本比其它所有的都更受关注和更多地被研究，其中之一便是赫罗纳抄本（完成于975年，因现藏于赫罗纳主教座堂而得名）。除画风别具一格以及拥有更丰富的插图外，引人关注的还有它的署名处。在一道深色的底色上，红色的大字写着：
“EN DEPINTRIX ET D(E)I AIUTRIX FR(A)T(E)R EMETERIUS ET PR(E)S(BI)T(E)R”
（En，（女）画家和天主的婢女；修士埃梅特里乌斯，司铎。）
我们又一次遇见了埃梅特里乌斯的名字，同时，在那幅缮写室的图画中坐在他对面的塞尼奥尔则是这个抄本的抄写员（他在正文结尾的空白处用醒目的大字写明了这一点）。而那个占据了大半个页面的希腊字母ω（omega）——希腊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字母，象征着终末——的画法则与塔瓦拉抄本中的如出一辙（稍后会看到这一页），因此人们几乎不会怀疑赫罗纳抄本出自同一个团队。但是，“depintrix”和“aiutrix”都是阴性名词，也就是说，这次有一位女性参与其中。早年她常被人称作“Ende”，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她的名字应该是“En”。有学者指出，“En”在那个时期、那个地区，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性名字。
除了名字存在一些争议外，这位画家的女性身份还让她遭遇过不少研究者的偏见，他们只将她视为埃梅特里乌斯的助手，有人怀疑那个在缮写室隔壁剪羊皮纸的人就是她，有人毫无根据地说她是埃梅特里乌斯雇佣来的修女。还有些作者索性只提埃梅特里乌斯，直接无视了她的存在。可是在署名处，En的大名分明排在埃梅特里乌斯之前，说明她才是主要的创作者。与之相反的，在另一些关注女性艺术家的文章中，又将所有插图都作为她的作品展示（尤其是非常可能出自埃梅特里乌斯之手的女人骑兽——这幅插图在本文开头），这对埃梅特里乌斯同样是不公平的。
从整体上看，赫罗纳抄本选用的画风与埃梅特里乌斯此前所使用的完全不同，而与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抄本Codex Vigilanus（976年完成）比较接近，这种风格能看出一些罗曼式艺术的雏形，也是日后一些比亚图斯抄本画风转型的方向。这种选择显然是有道理的，但这也意味着埃梅特里乌斯需要放弃他此前惯用的风格。从塔瓦拉抄本来看（虽然有最后一页是否属于同一抄本的争议，但无论是比照画法还是插图上标注的字迹，这些插图都是一致的，应都出自他之手），埃梅特里乌斯的手法比较成熟，线条圆滑流畅，下笔自信，赫罗纳抄本中只有少数插图具备这样的特征，以及在细节上可以找到一些他曾使用过的画法，主要集中在正文的开头部分（如十二使徒、女人骑兽、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者等，不包括卷首的一系列插图）。而大多数插图的画法还略显生涩稚嫩，画家似乎不是在带来新风格，而是正在努力且认真地尝试并实践这种风格——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女画家En。说到这里还有另一个争议，有人指出“depintrix”这个词以及它对应的动词“depingere”并不绝对指绘画，偶尔也用于指书写，那么En的身份会不会是抄写者？但是，用这个词指书写的情况虽有却少见，而塞尼奥尔署名的方式——“Senior presbiter scripst”（由塞尼奥尔司铎抄写）才是常用的。虽然抄本的前半部分确实有另一两个人的笔迹，但最早抄写的人不留名的情况很普遍。而在绘画方面正如之前所说，有相当多的插图不像是出自埃梅特里乌斯之手（虽然所有插图上的文字都是他写的，或因En不会书法？），这种情况比较符合有一个人可以将名字留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排在埃梅特里乌斯之前的事实。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插图在这个抄本中的占比要远胜过在它之前的所有抄本，除了将一些原本穿插于文本间的插图放大数倍、竖版的整页插图扩充为横版的跨页插图（这本书打开后的尺寸足有40×52cm）外，还新添加了不少插图，其中许多并非与比亚图斯的文本直接相关。这些插图显然需要从其它地方寻找参考。
另外，尽管有记录称塔瓦拉的修道院是一座双性别修院（既有修士又有修女居住，这在当时并不罕见），然而并不能据此断定这位画家就是一位修女。有人指出，“Dei aiutrix”也可以是一些高地位女性（如贵族）的尊称，但其实它所能明确传达的就是这位女性拥有虔诚的信仰，而且她也愿意为此投身到这样一部与她的信仰紧密关联的书籍的制作中。她留给我们的全部个人信息，只有这几个单词和书本完成的年份——975年。值得注意的是，她也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早有名字留存的女艺术家。
“我与此书的故事”和“请记住我！”
我们注意到中世纪西班牙有不少抄本都有这样一个在手抄本的历史中并不是很常见的习惯：抄写员和画家们会在书页的开篇或是末尾处留下这本书籍制作的相关信息，有时还会画上自画像，或是借机抒发一些情感。在那幅塔瓦拉的缮写室图画的另一面，埃梅特里乌斯就用一大段文字缅怀了他已故的老师，并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接手这部抄本的。
他写道（其中的第一行用了红色书写）：“噢，那真正有福的人！他正静卧在回廊中的石棺里，他想看到此书被完成和装订。这位杰出的大画师玛吉乌斯（Magii），司铎和修士，就在圣福斯图斯的节日（10月13日），即月中日前的第三天，放下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永远地走向了基督。”
尽管存在拼写上的差异，但传统上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位Magii（Magius）就是摩根抄本的画家Maius。威廉姆斯更是不忘强调，Maius当然是配得上“杰出的大画师”（arcipictore onestum）这个名号的人。从插图方面看，仅存的几幅插图与摩根抄本中的相比既有风格上的延续，但也存在手法上的差异，说是迈乌斯的学生所作，似乎说得过去，但证据还有些薄弱（我对此仍持谨慎怀疑态度）。
埃梅特里乌斯在第一段结尾处写下了他的老师去世的年份——era 1006年，即公元968年。以上这些都是用大写字母书写的。随后他另起一段，用小写字母写道：“而我，埃梅特里乌斯司铎，由我的老师玛吉乌斯司铎所培养的人，被想为他们的主人（也有人认为是天主）完成这本书的人叫到了塔瓦拉的修道院，（修道院）在圣救主的主保之下。我见到了刚起步的工作。从5月初始直至7月27日，我用他所教给我的全部，完成了此书。这样他应配得上与基督一起为王，阿门。”
主要的事差不多已经说完了，但是纸下方还有几行空间。埃梅特里乌斯又继续拿起笔写下去——“噢！塔瓦拉的塔，高耸的石塔！在那第一个房间，埃梅特里乌斯连续三个月，弓着身子坐着，动用全身奋力挥笔……。此书完成。……970年7月27日，第八（或第九）时辰。”有人从他自画像上方的简注中隐约辨认出“FATIGA...”等字，似乎也是想写下自己此时已精疲力尽。
（*注：以上两段译文中的年月日均已经过换算。最后两行有部分字迹已消失，在此用省略号表示。年份和时间在页面下方被修补后已无法辨识，其中970年得到公认，具体时间则存在一些出入。）
埃梅特里乌斯这段声情并茂的讲述不仅是一份重要的记录，更是被视作一条难得的线索——正是这一页让三个抄本（如今与它装订在一起的这个争议抄本、摩根抄本和赫罗纳抄本）的制作地被定位在了塔瓦拉。约翰·威廉姆斯正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推行者——作为遗愿，他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了塔瓦拉，而塔瓦拉政府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圣玛利亚教堂周围的广场作为致敬。当然，严谨的学者还是会在标注时加上一个问号，表示并不确定。埃梅特里乌斯关于这三个月来艰苦工作的描述（incuvior sedit et cum omni sua membra calamum conquassatus ... fuit）像是他也参与了抄书（其中提到的“笔”是写字用的羽管笔/苇杆笔，但这个词是否也用来称呼画笔？），如果这一页属于另一个抄本的话，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摩根抄本——威廉姆斯所相信的由埃梅特里乌斯的老师所绘制的抄本，其中同样留下了不少抒情的话语。作者的名字被用醒目的红色大字嵌入了每一段的句首——M、A、I、U、S：
这段文字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让信徒之声回响，萦绕不绝! 让Maius——尽管着实渺小*，但热切——欢呼，歌唱，回响，呼喊！记住我，基督的仆人们，你们这些住在最高信使——大天使米迦勒修道院的人。”
（*注：此处用了双关语，因其名字也有“大的”、“主要的”的含义）
迈乌斯在这里提到了一座以大天使米迦勒之名命名的修道院（扉页的文字迷宫中也出现了这个名字），这也是为什么它在西班牙语中会被称作“埃斯卡拉达的比亚图斯”（Beato de Escalada）的原因。埃斯卡拉达的圣米迦勒修道院（Monasterio de San Miguel de Escalada）同样是那一时期的“前线修道院”之一，其教堂建筑至今依然存在，曾经人们认为这部抄本就是在那里制作，或是为那座修道院而定制的，不过这种推论在后来遇到一些质疑。迈乌斯的讲述的后半部分几乎像是谜语，同样引发了不少争论——可能没有人能有十足的把握将他要表达的意思翻译出来。限于篇幅我只好略过。
另外在这个抄本的第233v页右下的空白处，还有不知道是谁用大字写上的“MAIUS MEMENTO”（记住迈乌斯）。由于比亚图斯的著作内容正是在这一页结束，因此有一种猜测是，迈乌斯原本可能打算以这种简单得多的方式让人记住他。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后来又继续抄写了包括《〈但以理书〉诠释》在内的许多内容（中间还留下两个空白页，似乎是安排不周所致）。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在《非凡抄本寻访录》一书中称这两个词“字迹与先前的稍有不同”，可能是其他人所写，而我从这一页与左侧文字的对比中并未察觉到能下此结论的差异（迈乌斯在书末写下那段文字时换用了只被他用在正文的红色小字和插图标注上的安色尔字体，但这两个词用的是书写大标题时用的字体，我认为是一致的）。
显然，迈乌斯明确希望阅读此书的人能记住他（并为他代祷）。他还不忘强调他的工作包括为这本书绘制了一系列的插图，“这样明白的人或许会因末日审判的即将到来而心生恐惧”。不过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通过这样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出希望被人记住的“书籍复制者”。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著名的抄写员、公证人兼画家弗洛伦修斯（Florentius）——960年的《莱昂圣经》的抄写/绘制者之一，在他于945年抄写完成的《约伯书中的道德》（Moralia in Iob）中用了整整一面羊皮纸（这个抄本可是有49×35厘米之大！）精心描绘了一个装饰繁复的文字迷宫，就为了留下一句让人在解出字谜后可以不断读到的“记住卑微的的弗洛伦修斯”（FLORENTIUM INDIGNUM MEMORARE），并且将其放置在重要的正文开始之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弗洛伦修斯是否也抄写过《比亚图斯》，然而他屡次加在抄本末尾的一大段著名文字——关于重视抄写员的工作并爱惜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被一字不漏地抄写到了西洛斯的《比亚图斯》中。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抄写员的工作是读者的精神支柱。前者劳累了躯体，而后者充实了思想。从这本书中获益的人，无论你是谁，要让主忘却你的罪，你便不要忘记抄写员。阿门。这样当审判来临时，你会因你的声声祷告而收到回报，届时主会交代他的圣徒们进行分派。不了解抄写的人会以为抄写毫不费力，你若想知道，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抄写工作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它会让人眼花、背驼、胸腹被压垮、肾疼，还会引发全身上下的各种不适。因此，读者你应小心地翻页，并让你的手指远离文字。正如一场雹灾会毁了收成一样，粗鲁的读者也会这样抹坏字迹并毁掉一本书。最终的港湾对于水手来说是甜蜜的，最后一行对于抄写员来说，也是如此。全书终。永远感恩天主。”
不管是从抄写者本人的文字描述，还是从一些手抄本插图的画像中，我们都能想象出他们真实的工作状态：弓着身子，眼睛紧盯着文字，为了不触碰到羊皮纸而让双手保持悬空（至少在墨水未干的时候，这么做是有必要的）。在那幅塔瓦拉缮写室的画中，桌子的高度只到俩人的膝盖，看上去像是只用来摆放被复制的书籍，而抄写和绘画似乎是拿在手中进行的（我们还不要忘记，那是在时刻准备应战的前线）。如此日复一日，对身体累积造成的损伤，让抄写员的每一次抄书任务都像是经历一场漫长又艰苦的远航，甚至有可能在途中失去生命——就像塔瓦拉抄本中记述的那样。在抄写终于完成时，西洛斯的一位抄写员写道：“赞美主，在这项工作中引领我靠港。我要称颂天国之王，是祂让我得以无恙地迎来本书的完结，阿门。”
最后这句看起来也是分外眼熟，因为那位弗洛伦修斯，在与他的弟子桑丘（Sanctius）在960年完成《莱昂圣经》时，也留下过一样的话，甚至带着更为愉悦的气氛。在这本《圣经》的末页下方画着两个举杯庆祝的小人，头顶上标着师徒二人各自的名字。弗洛伦修斯说的话就写在他的右边：“噢！我最亲最爱的学生桑丘司铎，我们要称颂天国之王，是祂让我们得以无恙地迎来本书的完结，阿门。”——除了将“我们”替换成了“我”，西洛斯的抄写员几乎是又一次照搬了弗洛伦修斯的话。
后记
《比亚图斯》不仅在西班牙被抄写，还被带到了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有一个抄本直至2007年才在瑞士的日内瓦被人发现，因而得名Geneva Codex，但制作地很可能在意大利。现藏于柏林的柏林抄本同样是在意大利被制作的。另一个插图独具特色的抄本诞生于葡萄牙的洛尔旺（Lorvão）。不过更著名的还是一个在法国加斯科地区的圣瑟韦（Saint-Sever-sur-l'Adour）制作的抄本，它目前被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人们怀疑毕加索曾经见过它（它曾在巴黎公开展出过），并且在绘制《格尔尼卡》时参考了其中有关“大洪水”的插图形象。然而毕加索在绘制《格尔尼卡》的过程中对曾构图进行了多次修改以至面目全非，直至最后定稿的时候才有一个人物造型看起来略微接近圣瑟韦抄本。
从12世纪开始，《比亚图斯》虽然依然按照与之前的抄本相仿的构图被复制，然而却受到“国际流行样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也与西班牙数个世纪以来“自成一派”的宗教礼仪被正式与罗马礼统一有关），除仍保留了条带状的平涂背景和鲜艳明亮的色彩等少数特征外，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姿势及衣着已经与同时期欧洲的其它抄本插图没有什么区别了。之前那些引人注目的，或是狂野不羁，或是带着稚趣的画风，终究也随着比亚图斯的《〈启示录〉诠释》在13世纪之后的逐渐被淡忘，而被湮没在了岁月之中。
***
部分比亚图斯抄本的在线浏览/下载链接：
Beato de San Miguel de Escalada / Beato Morgan / The Morgan Beatus ：埃斯卡拉达抄本，也称摩根抄本（约945年）
https://www.themorgan.org/collection/commentary-apocalypse/110807/thumbs
Beato Emilianese / The Vitrina 14-1 Beatus ：第一个埃米利安抄本，为避免混淆有时也直接以馆藏编号Vitrina 14-1相称（10世纪上半叶或中期）
http://bdh-rd.bne.es/viewer.vm?id=0000047185
Beato Emilianese / Beato de San Millán de la Cogolla / The San Millán Beatus ：第二个埃米利安抄本，也称圣米良-德拉科戈利亚抄本（该抄本包含两种风格迥异的插图，据风格推断，更早的那种绘制于10世纪的最后一个25年，更晚的那种绘制于12世纪的第一个25年）
https://bvpb.mcu.es/es/consulta/registro.do?id=409855
Beato de Valcavado / Beato de Valladolid / The Valcavado Beatus ：巴尔卡瓦多抄本，也称巴利亚多利德抄本（970年完成）
https://uvadoc.uva.es/handle/10324/591
Beato de Tábara / The Tábara Beatus ：塔瓦拉抄本（约970年）
http://pares.mcu.es/ParesBusquedas20/catalogo/show/2610212
Beato de El Escorial / Beato de San Millán / The Escorial Beatus ：埃斯科里亚尔抄本，也称圣米良抄本（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
https://rbdigital.realbiblioteca.es/s/rbme/item/13137
Beato de Fernando I y doña Sancha de León / Beato Facundo / The Facundus Beatus ：莱昂王国的费尔南多一世与桑查王后的抄本，也称法昆多抄本（1047年完成）
http://bdh-rd.bne.es/viewer.vm?id=0000051522
Beato de Ginebra / The Geneva Beatus ：日内瓦抄本（11世纪中期）
（注：现存的抄本是将两部不同的书合订在一起的，从149r页开始才是《比亚图斯》的内容。）
http://www.e-codices.unifr.ch/en/bge/lat0357
Beato de Saint-Sever / The Saint-Sever Beatus ：圣瑟韦抄本（11世纪下半叶）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5441p
Beato de Silos / The Silos Beatus ：西洛斯抄本（文字抄写完成于1091年，插图完成于1109年）
以下链接因大英图书馆遭遇网络攻击，在修复完成前可能无法打开
https://www.bl.uk/manuscripts/FullDisplay.aspx?ref=Add_MS_11695
https://www.bl.uk/catalogues/illuminatedmanuscripts/record.asp?MSID=8157
Beato de Manchester / The Rylands Beatus ：曼彻斯特抄本，也称瑞兰抄本（约1175年）
https://www.digitalcollections.manchester.ac.uk/view/MS-LATIN-00008/1
Beato de Navarra / The Navarre Beatus ：纳瓦拉抄本（12世纪晚期）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5072186#
Beato de Las Huelgas / The Las Huelgas Beatus ：拉斯韦尔加斯抄本（1220年完成）
https://www.themorgan.org/collection/commentary-apocalypse/112348/thumbs
Beato de Arroyo / The Arroyo Beatus ：阿罗约抄本（13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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