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在新时代“六地”建设中的更大担当与作为

　　新时代新的发展格局下，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必须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打造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这是党中央在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途中赋予辽宁的独特战略使命。国有企业作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市场应用者，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夯实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资金统筹能力、提升原创技术成果的系统产出与集成转化能力、增强国企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的过程治理能力。加速布局锻造一批具有战略先导性的基础应用技术、前沿技术、长板技术策源地，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满足国家战略性需求、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我省国资国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基础支撑与制约因素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原始创新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长期研发投入和持续的积淀赋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五”“二五”期间，辽宁形成了以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等行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体系，构筑了“共和国长子”装备制造的产业底蕴和知识积淀。近二十年间，随着信息技术加速推进，基础装备、交通设备及汽车零部件、船舶重工、工业机器人等装备制造产业同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不断融合，一批领军型企业专注攻关的“卡脖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由产业园、创业基地、工业区、科技园、院士工作站、创业孵化团队等多样的创新空间载体，以及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国家医学检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这些平台服务数千家科技企业、产学研团队、联合创业团队。一部分头部国企通过自主创新或联合研发，已掌握了行业前沿技术，推动行业新兴技术前瞻布局。

　　从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看，国企创新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创新研发投入不足、创新突破不够、投入产出传导机制不畅、治理体系机制乏力等层面。

　　一是研发投入强度不足、结构分散。我省研发投入总量不足，在研发投入结构与方向上同其他省份还有较大差距。上市国企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小，制造业细分领域研发投入分布不均衡。制造业研发中流向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类的研发投入较低，特别是基础应用型研发效率较低，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二是产学研用创新传导转化机制脱嵌不畅。产学研用创新传导与转化机制存在脱节。其主要原因在于研发风险责任与收益分担机制没有厘清，合作主体间更多基于委托、转让、合作开发等短平快“交易”方式来获取短期成果，而对能够促进深度协同创新的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忽略无视，缺乏长期合作研发的内生动力。另外，在研发初始、中试、商品化、产业化等不同环节，有效的风险投资等的金融支撑不足，对于研发成果能够转化的收益，激励覆盖面与延展度均不足。

　　三是技术基础设施支撑不足。共性技术缺乏，基础技术薄弱。具有关键竞争优势的基础产业创新突破不足。研发投入增长没有引致创新内生性增长。缺乏关键技术突破的投入增加导致行业内卷化。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尚未形成具有独特优势和较高市场溢价的创新。由于一些基础核心器件进口替代率较低，且主要分布于中低端领域，面向下游行业缺乏议价能力，在面向下游高端产品的覆盖范围上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夯实创新能力打造创新策源地

　　面向应用基础研究的基础应用技术，基于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构筑全过程产业链的长板技术，在实现方法、路径、机制等方面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集中力量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行业基础技术的研发，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完善创新发展链条，着力破解制约创新发展的瓶颈。

　　夯实“源头和底层”推动协同攻关联合研发。“源头和底层”创新的关键驱动在于人才和研发要素持续投入。可行的思路在于一体两面地实现制造与研发融合迭代。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数据验证和反馈，实现产品与服务的迭代升级，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性能。牢牢掌握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以及重点应用标准的研发、制定权重。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部件的标准制定权，将标准作为国企应用技术研发计划的重要产出，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建设，形成结构优化、先进合理、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在厚植这些优势的同时，必须通过融合创新、创新协同来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通过顶层体系协调、横向信息梳理、纵向机制对接，形成架构清晰、流程顺畅、责任明确、运行高效的协同创新路径。

　　挖潜研发创新平台促进网络链接深度学习。充分发挥两个主体作用。以市场主体提升创新链产业链水平，以产业主体发挥骨干企业引领支撑功能，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开发，深度学习。一是完善细化研发支撑平台，开发更加多样的研发经费资助模式。二是推动核心技术头部企业向平台型企业拓延。利用行业影响力和产品核心竞争力，发挥研发核心技术的平台性能，打通底层技术；确定各个资源板块的优先级，通过数据共享、端到端的流程整合，实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平台整合；面向创新链、供应链的卡点瓶颈，组织协同攻关，借助平台优势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赋能产业成长空间。三是链接“制造—服务”一体化推动创新平台的定制化、协同化、共享化。从主要面向要素的投入转为更多面向生产性服务的投入，通过平台的系统化集成方案实现定制化服务、金融支持服务、网络化协同制造、全生命周期服务等。

　　创新机制推动“制造—研发紧密型”产业发展。明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的主体地位。在体系设计、投资规模、运作规范等层面，政府需要加大研发基础投入。开发多样的政策工具包，增进政策组合的灵活性和可落地程度。根据不同产业特点、所处市场周期、企业面临的瓶颈问题等，采取直接资助、补贴、奖补、税收优惠等不同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鼓励研发创新，抑制政策便车或政策寻租。

　　营造利于投融资的创新环境，规范股权投资、进入退出、交易等环节的机制安排。积极促进社会资本与项目对接合作，为项目和资金拓渠道、搭平台，强化投融资合作的平稳落地。推动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工具要引导创新资本更多进入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方向和项目，职能部门细致研判宏观政策和流动性的边际变化，对创新项目不同阶段对应估值的动态变化进行科学评估，强化金融监管，防止国企融资杠杆的变相增加与反弹，降低创新泡沫破灭造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