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费尔贝恩-战争神经症的性质与意义[1]

作者：W. Ronald Fairbairn

年限：1943

翻译：梦旅小栈工作室

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打算记录下我对所谓的“战争神经症”的本质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很大程度上基于我对于军人精神病理状况的研究经验，当时我在1939年爆发的战争期间以精神病学家的身份前往战时紧急医疗服务的一家特殊医院。我很感激苏格兰卫生部允许我出版这篇基于此段经历的论文，不用说，卫生部对于我所表达的任何意见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创伤因素

“战争神经症”是一个综合性术语，涵盖了各种临床状况。现在精神病学家普遍认为，就症状学而言，战争神经症与和平时期存在的精神神经症和精神病状态并不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因此一些精神病学家提议，说“战时神经症”比说“战争神经症”更为精确。另一方面，有些精神病学家坚持认为，就军人的案例而言，必须做出区分的是（1）被战争激起的精神病理症状群和（2）在服役过程中偶然发生的常见的精神病理状态，而这种状态可能在平民中也是常见的。这种区分的意图似乎基于这样一种观察，即在一定比例的军队案例中（尽管只是一定的比例），精神病理状态是伴随在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创伤经历之后（比如近距离的炮弹或炸弹的爆炸）。与此观察相对比的是，应该注意到“创伤神经症”在和平年代也并非少见。这里必须要记住，如果这种神经症在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更少见，那么暴力性质的创伤经历也是如此。实际上，发现一个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神经症的士兵之前在和平时期就曾遭受过创伤神经症并非罕见。相当大比例的军队案例中，那些导致“战胜神经症”的创伤被发现只是一种偶然与战争处境相关的事件（比如车祸）。然而，如果不停下来思考一下什么构成了创伤经历，那么是不可能排除掉掉创伤经历在导致战争神经症所起到的作用的。

人们常常认为，创伤经历是导致精神病理状态发生的因素。但是，随着艰辛的调查研究，很少会发现之前经历中没有本来就存在着精神病理特征的案例。因此可以合理的得出结论，创伤经历起到了触发病理性反应的作用，通过激活当前潜伏着但是先前就存在的病理性因素。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可以通过这一事实证明，即一些特定的案例中可以检测到其创伤经历的高度特殊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案例1 炮兵 W，27岁，单身

这名士兵担任海上炮兵的那艘油轮被空军击沉以后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并伴有丧失行动能力的恐惧症状。船只被炸弹袭击后，因为货物的易燃性几乎瞬间的变成了一片火海。他最初以为自己会被困其中，但是他设法逃到了小船上，那是唯一一艘成功下水的船。然而，在投放船只的时候耽搁了一阵，他预料逃生船也会着火（事后证明的确如此），他就跳进水里游离了大船。这样做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其他乘坐小船的人都被烧死了。但是当他在游的时候，海面上从船里散出来的火焰追赶着他，结果是他在被烧到之前在与生命赛跑。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他面对了一系列的危险情景：被轰炸、被困到燃烧的大船上、寻找到的最有希望逃命的船也是危及生命的，被燃烧的油火追赶、最后还面对着溺死的危险。从表面上看，这些情景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构成创伤经历，但是在这个军人的案例中实际上哪一个都不是。现在必须补充的是，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成功的脱离了火焰的追赶时，他发现自己正在被一个溺水的中国船员拖拽着。在拼命的自保过程中，他往对方的头部打了一拳，然后看着对方葬身水中，这一特别的情景构成了他的创伤经历。经过研究发现，这个经历构成了创伤经历是因为它聚焦到了一个“谋杀”行动上，是患者指向父亲的强烈而持久的仇恨，这些情感在过去由于其伴随的焦虑和内疚而被深深的压抑了。这个经历让他感到了弑父的情感意义，从而触发了所有压抑中与对父亲的仇恨有关的潜在焦虑和内疚，也激活了各种心理病理防御，为了应对偶然的弑父这些防御已经在内心准备过了。

要证明如本案例中创伤经历的那种特殊性并不总是容易的，但是一旦确立了具体性的原则，这一事实本身可能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在很多例子中一个触发了精神病理状态的情景拥有多少创伤性质是不明显的，即便是一个反复经历的情景，也可能被假定为获得了累积效应。很多被证明是拥有创伤性的经历本身似乎相对的不那么重要。

研究揭示出一些列不同寻常的创伤经历，从我所注意到的案例中，或多或少随机挑选一些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被炸弹轰炸、被困在被摧毁的船中、看到难民被屠杀、为了自保而勒死一个德国哨兵、在困境中对长官失望、被其他士兵指责同性恋、被拒绝回家看望分娩的妻子以及甚至被军士长大声呵斥。当我们考虑这些例子的广泛性时，我们很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那些造成战争神经症的诸多创伤因素中，是否包含着服军役本身。

婴儿依恋的因素

根据我在私人心理治疗过程所收集的数据，我逐渐的发现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成年人的精神病理发展在根本上都根基于一种在后期生活持续存在的情感依赖，这种情感依赖是儿童特征的，尤其是属于婴儿期间的。区别于儿童需求的完全依赖无需更多强调，这是一种生物事实，人类婴儿在出生的时候是极度无助的，这嵌入到了人类社会结构之中。这是一个法律机构特别注意的事实，而且为最基本的家庭社会机构提供了基本原理。与家庭构成原初的社会这一事实相对应的是，孩子的依赖主要集中在父母身上。他依赖父母获得不亚于生理的心理满足。他在他们那里寻求不亚于生理的道德支持，他很大程度上在他们那里依赖着对于自己行为的规范和对于任性欲望的控制。特别是，他的情感生活围绕着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不仅是他最初的爱的客体，也是他最初恨的客体，是他最初的恐惧和焦虑相关的客体。在个体依赖父母（以及父母的替代角色）的一般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相对独立的成熟期的递减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情感释放很少是顺利进行的，因为即便是处于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总是存在一个冲突：（1）由于很多强加的限制而逐渐增加的放弃婴儿依赖的冲动，（2）因为婴儿依赖提供的很多便利而想要退行固着的冲动。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这种冲突的占比会被放大，会伴随明显的焦虑并导致夸张的反应。无论从这种性质的激烈冲突中产生何种调整和妥协，最重要的后果是在情感领域中一直存在着婴儿依赖的态度，这一态度呈现在心理的深层，甚至会存在于更表层的心理层次，那时它会被过度补偿为一种准-独立态度，这种准独立态度代表了对于更深层次的依赖[态度]的否认。我认为正是这种过度的、持续存在的婴儿依赖是造成所有精神病理发展的根本因素。而且，根据这一观点，所有精神神经症和精神病症状必须从本质上被解释为（1）持续存在的婴儿依恋状态的冲突所造成的影响以及（2）对此冲突的防御。

在1939年爆发战争的时候，我已经接近了我刚才所阐述的那个观点了，当时我的职责是去调查军中大规模的“战争神经症”，我正在构想着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适宜的时机我有着独特的机会去检验我最新的观点的有效性了。我的观点最初基于对普通环境中相对较少的患者群体的深入研究，而我现在可以通过大量的患者对这些观点进行全面的核实了，这些患者突然间脱离了正常环境，与他们的爱的客体分离，隔绝了依赖个体通常可以依赖的习惯性支持与帮助。这几乎是一种带有条件控制的实验室实验，可以无偿的以此检验我的结论。这些经验以一种最引人注目的方式证实了那些结论，也许对一个病例的描述能更好的说明它，在这个病例中，依赖性占据到如此大的比例以至于无需再怀疑它的病因含义了。

案例2 机枪手A，24岁，已婚18个月

这名士兵曾经的平民身份是个体户，由于业务原因他的征召文件被推迟了三个月。当他最后去报到的时候，他坚持要妻子陪他着一起去军营，军营距离他家大概有250英里。他还坚持让她留在那个军营所驻扎的镇里，直到最后的六个星期情况要求她不得不回家为止。预感到她的离开让他十分不安，以至于他为此申请了周末假期打算去陪伴她。他的申请成功了，因此他能够将分离的日子推迟几天。休假期间他从未离开房间，因而当假期结束时他费了很心力才离开妻子。回到部队以后他近乎疯狂的用电话与她保持着联系，除了环境决定不准许的情况，他每天都给她打长途电话。十分有趣的是，他满脑子都是对妻子的思念，以至于无法集中足够的注意力给她写信，无法集中注意力还导致了他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机枪操作课程考试的人。而且因为他的失败，再加上他对于枪的恐惧，他被分配到了日常的电话工作中。他整天想的都是妻子以及他与她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晚上他发现自己因为这些想而不能入睡。他很难为情，觉得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他常常觉得自己不需要同伴，他在军中除了一个比自己大十五岁的人以外就没有别的朋友，他感觉从参军那天起就“抑郁”了。在没有妻子的陪伴下，他觉得自己彻底的陷入了“孤独”。对于他来说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与他对着干，而且他觉得维持生活的希望仅仅维系在再次看到妻子的希望之上，对这一事实他自己提出来解释，“她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妈妈”“她是我的一切”。

这名士兵在服役三个月后入院，他在入院前十天报告生病，原因是连续几天发生的两次晕厥，第一次晕厥发生在他坐在电话交换机的密闭空间里。后来得知，自从第一次他15岁的时他看到一个妇女摔倒在街上起，他这类眩晕他曾遭受了九年。这个场景造成他的严重焦虑，这种焦虑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他的首次晕厥发作。相似的发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频繁发生，他被禁止上学，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不准离开家。当他的病情改善的足够可以使他回到学校时，他开始恐惧独自去学校，总是需要被陪同着。即便是在16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依然恐惧独自外出，以防止任何晕厥发生在离家远的地方。当他冒险独自外出的时候，他的权宜之计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这样在感到晕厥快要到来的时候他可以最快的回到家中。因此他的自行车具有了与家进行联系的含义，这就像是一根连接他与溺爱着他的外祖母的脐带。他三岁时母亲去世，外祖母承担了所有的妈妈职能。

他是独生子，对于外祖母的依赖非常强，母亲去世以后就跟外祖母生活在一起。他很少看到自己的父亲，对父亲他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几乎完全没有感觉的样子。在他第一次眩晕后，他就睡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中间，直到外祖父的去世为止，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外祖父去世以后他一直与外祖母住在同一房间，直到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她也去世。当他外祖母的健康开始恶化时，他开始意识到未来失去她的前景，他陪伴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中陪伴获得了这位老妇人的极大鼓励。然而，他对她的爱因为担忧即将到来的丧亲打击的孤苦而减弱了。他没有男性的朋友，从来不和任何女孩子交往。因此，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前景，无情的命运将会剥夺他迄今为止所依赖的一切，那时候他会在这个世界上陷入彻底的孤单。然而，他对于这一预感的焦虑通过自行车这种形式的“机械之神”获得了缓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用这辆自行车来缓解他的分离焦虑。有一天，他在一次必要的远行后急忙的骑车赶回家中，非常幸运的撞到了一个正在过路的年轻女子。因此他的自行车证明了他将它作为脐带的所有信心都是非常有道理的，自行车为他提供了另一个连接点，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女人，因为这就是最终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他非常谨慎，没有把自己新的依恋告诉给外祖母，以免打扰到她临终时的安宁。但是私下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安全，他确实安排了很多次与女孩的会面。他说服对方一起出去的时候在到门口等自己，等他回去的时候她经常在他回家的路上看望着他。她逐渐成为了他对自己有信心的唯一保证，然而，当她的外祖母去世时，他从对方的友谊中所获得的安全感没能阻挡住他陷入到忧伤的深渊之中。他的忧伤感确实被他与女孩的关系所缓解，而这唯一的依恋让他缓和下来去思考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然而，他实际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不允许他娶她，这成为了他无尽焦虑的源头。他决绝了父亲给他的房子，去和一个阿姨住在了一起，时时刻刻盼望着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结婚。与此同时他一直“出神的四处走动，等待着那个女孩”。然而，天意再次显现了仁慈，因为，除了爷爷留下的一些钱，他靠足球彩票赢了不少。结果他有足够的钱来买一家小的“绅士服装店”，靠这一点他可以结婚了。然而婚姻本身并没有完全解决他的问题，实际上他对于防范分离焦虑的强烈需求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强烈了。他的店铺是一个人经营，这是一个绊脚石，因为对于他来说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一个人待在店里，家务的需要使得他妻子无法在他工作的时候始终陪在他身边。他试图通过雇佣一个男孩作为助理的方式以达成一个妥协，但是这个男孩对他妻子来说是一个不合适的助手，这个妥协方案没有成功。他对于脐带意义的自行车的信念在降低，后来他试图通过在店铺和他的房子里安装电话的方式来支撑这一信念，这样就可以建立一种尽管有些虚无缥缈但是几乎是与妻子的即时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