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建了一座没有烂书的公共图书馆
一个文学博士，挂职区政府的365天。
35年来，杨素秋一直生活在学校：出生在教师楼，长大在教师家属院，读完文学博士又进入高校为学生教课。很长时间里，她的生活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做科研、备课，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在36岁这年，她决定去政府挂职，当一年临时的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那时她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影视剧和文学，面对办公室主任递过来请她批示的文件一脸茫然：阅、阅处、阅示，这些差别细微的文字表象背后，到底有什么实质不同？
她原本想象的岗位职责，都被局长微笑着告知：这不归我们管。但入职第一周，她也接到一个实打实的任务，建设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
从选址、招商、装修到选书，建造图书馆的各个环节挑战百出。杨素秋发现当她的手上有了那么一丁点权力，她就迅速地被各种商人包围，书商们发来的书目里也藏着「馆配书」生意的潜规则。甚至，她还因为精心选书，触及了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当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她又因一篇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文章「闯了祸」，不得不专程向上级领导道歉。
这一切跌宕起伏都被她记录下来，写进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从她的书里我们能读到一个爱书人守卫书目的故事，也能读到许多爱书人怎样用书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精神宇宙，还有一个书生挂职区政府的365天。
以下根据杨素秋的口述和书稿整理而成——
文｜吴向
编辑｜鱼鹰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馆配书的秘密
2020年9月，我去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副局长。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高校教文学和美学。挂职的想法我一直都有。陕西省为了促进人才流动有一个特别的政策，博士里的党员每一年都可以选择一些地方的岗位挂职，国企或者政府都行。
我那一年选上了。我最想去挂职的是一个偏远地区的副县长，工作内容会涵盖很多，文化、医疗、农业什么的。我也有可能走遍几千平方公里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工作更有挑战性。碑林区只有23平方公里，跟县城完全没法比。但县城太远了，我不方便带孩子过去。碑林区文旅局离我家就两公里，还是一个文化部门，和我专业相近，我想想也就去了。
在这之前，我对于政府工作的认知几乎都来自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我觉得一个文旅部门，应该是搞搞琴棋书画，或者演出活动策划。结果要写特别繁琐的文件，天天检查景区，填写创文明城市的各种打分表。甚至我还要去检查景区的厕所、电梯还有消防栓等等。
我刚去的时候还研究了一些领导们给的文件，想了好多方案，比如怎么发扬非遗、运营微博、如何美化商区等等。局长微笑着听我说完，最后说：这不归我们管。
去挂职的第一周，就有人告诉我要负责建一个图书馆，我和被任命筹建图书馆的馆长小宁聊起来，才知道碑林区没有自己的图书馆。
让我更意外的是，这个新建的图书馆居然要建在地下。图书馆不都是明亮的吗？宁馆长告诉我，两年前，区政府开始策划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体育馆、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各一层，其中图书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但是因为挖出了历史遗迹，这个项目就一直没能推进。你知道的，在西安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但是建图书馆的事儿不能再拖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评定条例规定，2020年底每一个区县都必须有公共图书馆，最低面积三千平方米，如果没有，各级领导是要问责的。但是想在碑林区找到一片合适的「三千平方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碑林区有「两最」：一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二十三平方公里；二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
而且，图书馆对建筑物承重要求特殊，密集书库的荷载数值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土木工程界为此制定专用标准。我来挂职之前，局里选了一些阳光通透的地方，都不符合承重要求，最后只能选在地下。一个没有窗户的临时过渡的区县图书馆就这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等待我来搭建。
没去工地之前，我很兴奋，我一直在想象建图书馆的事情。很多读书人都有过当图书管理员的愿望，但是我现在却有一个机会可以建设一座图书馆，尤其是我可以为整个图书馆选书。
随着项目的推进，我慢慢感受到一些困难的事情了，比如说招标。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学校里，很不会和人扯皮。我得时刻盯着，以防别人偷工减料。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商人故意设置一些圈套让我往下跳。最离谱的是要面对一些「糖衣炮弹」，有商人夜里打电话来说要请我吃饭，软绵绵地叫「姐姐」，声音甜度、软度严重超标。整个图书馆建设招标了6个公司，他们之间要是吵架了我还要安抚他们的情绪。再到后来，承包商理解不来我要的效果，我就只好自己上手画图，画了只兔子，被别人认成猫了。
不过我一开始就挺期待选书这个环节的。一百万的买书预算，对一个图书馆来说，当然是不够的，但是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巨款。我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挑选一些好书，我自己私底下看书也会认真挑选，因为同一本书，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可能天差地别。
我从出生就一直在学校，后来工作了也一直在学校，其实对于真实社会根本不了解。我们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了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就有一堆书商找上门来。我那几天一直在见各种各样的书商，跟人家谈判。这些书商还挺让我惊讶的，我感觉他们对官场的规则了如指掌。
第一个商人建议我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还在他这里学到了一个新词——码洋，也就是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的意思是书越多，领导检查的时候我越有面子，「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他那里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就能给我配齐数据，根本不需要我挑。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太对劲。
从书商们那里我得知，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第二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第二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两年采购的书，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书。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大部分都是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偶有经典作品，全都绕开优质出版社。儿童书籍更是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是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大量这样的书名：
《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
《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
我恍然大悟，这些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都被塞给了图书馆。我突然就知道了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因为图书馆是公益场所，不赚钱，塞些「坏」书进来不影响图书馆「业绩」，反而会增加书商利润。于是，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建起来的图书馆摆的全是三流书，所以再次写邮件给所有竞标的书商，详细列明了我的选书要求、参考的出版社和译本，要求他们重新给一份书单。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大家都知道「馆配书」就是这样做的。
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我也心烦，为什么没有一个爱读书的书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最后纠结了一段时间，我决定自己寻找靠谱的供货商，自己选书。
杨素秋在书库采书
「个人英雄主义错误」
后来，书选好了，有一次，我在仓库里抱着书来回跑，白衣服弄得发黄，我突然想起来我八九岁时候的爸爸。那段时间爸爸变得很奇怪，回家时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妈妈骑车偷偷跟着爸爸，发现爸爸在他表妹的废品收购站里挑书，不要钱，爸爸就坐在一堆书中间，一选就选好久。我觉得我走在仓库里的那种快乐，和爸爸那时候是一样的。
图书馆快开馆时，领导们说让我写篇政务文章宣传一下图书馆，我就在「贞观」公众号发表了《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阅读量六万，这个数据比平常高出不少。我兴奋地一直看读者留言，很多读者说想来图书馆。结果文章惹了麻烦，有几个处长说我瞎出风头，还有个人打来电话说我的文章有问题：
第一，其他区县不高兴。碑林区图书馆书目被吹嘘得那么好，反衬之下，其他区县图书馆难道都是烂书目？第二，专家不高兴。不该在文中指出评审条例的问题。第三，文章没有感谢各级领导，过于个人英雄主义。第四，不该指出馆配潜规则。
后来，全局还禁止大家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文章，我要去给一些领导道歉。
不过，到了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大鹏就打来电话说，因为我选书的事情要找我做访谈。大鹏自我介绍说他是央视白岩松团队成员，刚读过我的文章，第二天要来拍摄我们的开馆仪式。我建议大鹏先征得政府部门同意再来拍摄。他说他正是通过官方渠道联系政府才获得我的电话号码，让我不用担心。为了避免「个人英雄主义错误」，我和摄影师沟通，请多多采访各级领导，尽量少表现我。摄影师不同意，说这是以人物为核心的专题片，要突出重点。团队已列好提纲，会拍到我、宁馆长和群众，不拍各级领导。
领导们一听这个记者是白岩松团队的，还确认了好几遍：白岩松？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曝光？是「新闻周刊」还是「新闻调查」？「新闻调查」都是负面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随便接受采访。之后，领导得知白岩松也在做正面报道的《新闻周刊》，才放松下来，提醒我要顾全大局。
碑林区图书馆内部图源央视《新闻周刊》
那一天的感觉挺奇怪的，忽上忽下，刚刚低头认错，但是立马又得到认可。
第二天开馆仪式上，来了挺多人。有一个馆长之前我见过，那时候对我还挺热情的，但这一次我跟他握手打招呼，他都没有理我。
之后，组织部还建议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上。我对自身挂职锻炼期间的表现总结了几个点，努力调整了我的文风，想要显得更「成熟」一些。
过了几天，市文旅局印发文件表扬我馆「先进建设经验」，点名让我撰写「典型案例汇报材料」，在会议中宣讲。我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是各区县图书馆馆长和文旅体局副局长，我看见了热切聆听的眼神，也碰到了回避甚至敌视的目光。不过好在，这场个人英雄主义的舆论风波总算平息了。
我慢慢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平时对体制内的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身在体制内，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做一些出格的事，他如果做了一个不合规矩的事，就很容易被人注意到，会引来一些批评。所以我在那边，我发现人们在隐藏。有的人表面特别严肃，你觉得他毫无爱好，但后来偶然有一天你跟他聊，他居然也看福楼拜，就觉得他们被这种统一的外表掩盖了。
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平常会穿比较正式的服装，表情都不太张扬。但私底下她们也会谈论年轻人关于时尚的话题。他们的朋友圈也很少会有私人生活，这些都是要隐藏起来的。不过我是个没什么架子的人，在学校学生都是「素秋」「素秋」地喊我，加上我是挂职的，大家和我说话要比面对其他领导放松很多，我挺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杨素秋在碑林区图书馆 宋璐 摄
我跟书的联结从一出生就开始了
为图书馆选书，我是真的很开心。有一次我就想啊，这工作真好，下次我还来。
我跟书的联结几乎是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回忆起我小时候的家，我想到的第一个字就是挤。我家在当地一个中学里面的教师楼，爸爸是教物理的，妈妈教政治。我家离汉江非常近，走路大概十来分钟。当时那块儿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感觉既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
我们应该是附近藏书量最大的一家人，附近一些爱看书的人都会找到我们家来借书看，或者跟我爸聊书。我们家就20平方米左右，住四个人，但家里有几千本书：三千多本大书，两千多本小人书。爸爸的动手能力很强，他把墙壁、门背后都订满了板子，板子上都放满书，我们家连床底下都被书挤得没有一点空隙。有时候妈妈会唠叨，不许爸爸再买书了，说家里都快堆不下了。
我们家有一个楼梯间，1980年代那种楼梯间是很狭小的，可能就两平米，人进去都是要低头的。爸爸在楼梯间里也堆满了书，然后搭上一块布。因为冲洗照片的空间要完全无光，他会手工冲黑白照片，当时是不太常见的。
安康的夏天还是有些潮湿的，害怕书生虫，爸爸每年夏天都要晒书。书只能在阳台上晾晒，不夸张地说，那段时间我们家根本没有人能下脚的地方。我跟我弟呢，就坐在一大堆书中间，我爸忙着清点、编辑他的书目，也没空管我们。我们两个一看书就是好几天，完全感觉不到累。
爸爸没有钱去买新书，只能买零散的、二手的书，他就会在小人书的书皮上写「xxx还差多少本」。比如说《三国演义》连环画50本，他可能缺15本，就会在书皮上写出来缺第几册。第二年再有机会买书，他就专挑那些他缺的。每一年夏天他都会把这些缺失的书补进去，然后重新写一遍还差哪本，这是每年夏天我们都要做的事情。
小时候的杨素秋在街边图书展销会读书
可能是因为读书读得早，我大概三四岁，就能认识上千字，拿着报纸基本读下来没有太大问题。但我没有学过拼音，纯靠记忆，我也不会写那些字。那会儿上学年龄限制也不严格，我爸跟小学的老师刚好很熟，就跟那个老师提了一嘴能不能让我去上小学。那个老师说既然她都认识这么多字了，就来上吧。
所以我4岁就上了一年级，比班里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后来我中途跳了两次级，8岁上了初一，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还不满14岁。我弟弟也是同样的状况，他是5岁上小学，9岁上初中。
第一年高考我没考好，复读了一年，考到了陕西省前两百名，我就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了。很多人看着我瘦瘦小小的，又文静，会猜测我大学是不是那种成天泡在图书馆的类型。No！我是著名的成天参加社团、各种活动，到处跑来跑去的人。我参加了好几年话剧团，也是学校广播站的，还有乒乓球协会各种协会……
我也不乖，就爱玩，特别爱玩！但我觉得社团活动带给我的东西挺多的，到现在我还在来往的大学同学有一半都是社团的同学，不是班里的同学，比如我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里写到的李亮就是。
我到现在还是会每年都去参加乌镇戏剧节，会想尽办法，比如把我表妹抓来给我看孩子，求我表妹说：我一年就浪这一次。
我十几岁的时候喜欢听摇滚，而且我会唱很多摇滚。一直到二十多岁，我还总是去演唱会。我听演唱会非常疯狂的，会从头跳到尾。还有一次因为这个被挂在了豆瓣上——有个陌生人说：「郑钧上海的演唱会多少排多少座，有个女孩穿着红毛衣，太可怕了，她没有坐下来过。」然后我在底下回复：「是我，是我！」那时候参加话剧和播音对我现在教学都有帮助。比如我说话的情感浓度会比较高，讲课容易激动，学生总说我讲着讲着袖子就撸起来了。而且我一般上课是不带讲义的。
我的ppt基本上字很少，很简陋，我想把内容记在心里。我上课会在教室的过道里走来走去，因为这样学生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我希望学生们上课也热情一点，而不是像那种课堂——老师在上面念ppt，学生在下面睡觉、玩手机，那样的课堂和西西弗斯推石头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阅读习惯在大学四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受老师的影响开始看一点点哲学。一开始非常困难，感觉很多东西都看不懂。在这之前我几乎只看纯文学的书籍，一直沉浸在那种虚构的世界里，其实这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是不太好的。
再到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开始更有意识地看哲学、科普和历史书，因为觉得知识结构太狭窄不好。当时，我也开始订一些杂志，看社科类书籍。我渐渐意识到，有时候写作或者阅读不应该仅仅是一种享受，它还必须是你需要努力克服困难的一种挑战。
杨素秋在纳朗玛图书馆看书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书籍是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的，我身边就有不少例子。比如说我的朋友李亮，他最初在读墨子的时候，不能理解「兼爱」，后来他有了孩子，更加明白爱怎么流动，再去读墨子，之后返回自己的写作，他就会改变。
摄影师朋友宋璐说，他读了苏珊·桑塔格的书之后，在拍摄他人时就非常注意，千万不要侵犯别人的隐私。即便那样拍出来的照片更炸裂，但他认为对于摄影的伦理来说那是不对的。
还有在贡嘎山搞科研的女科学家王焓，她在书里看到一个科学家跟她一模一样的痛苦，一模一样的焦虑。这帮助她从焦虑中走出来。这是不是书籍对人的改变？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读书带来的影响是更明显的。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可能人生有一些大的挫折，那个时候很偶然地，我再回去翻《论语》里颜回的故事，这和我平顺的时候读，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候我会觉得无论过得多么艰难，你依然可以选择一种孤独的、清贫的，但精神上是有力量的生活。或者你去读老庄，会实实在在地改变你的态度。
我在政府挂职的时候，重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平庸的恶」——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如果只是无脑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只是得过且过，没有加入任何个体的对岗位、对这份工作的思考，或者没有想过去尝试做出一些变通，如果没有任何这样的瞬间，那么他可能在大家眼里只是一个平庸的人，好像没有犯什么错。但如果无数个这样平庸的人叠加在一起，就会酿成大祸。
我就想到了我的岗位。我在每一次写公文，或者布置任务，或者选择一些合作商的时候，都会想：在这暂时的一年里，我究竟是凑合一下把这个工作应付了，还是一定要用自己的标准去重新展开这份工作？
再比如说，读马克思讲的工作的意义，我忘了他的原话，他说其实工作应该成为你与他人的一种连接，这种连接可以是情感上的，也可以是思想上的。如果你的工作能够与他人产生更多的这种连接，它就变得更加有意义。那么我在做建造图书馆这份工作的时候，与周围的群众能不能产生一种情感的连接？还是你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局长，在里面检查一下工作转身就走？我所选择的书能够与读者产生思想的连接吗？我会去想这些问题，于是，选书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只在完成绩效的任务。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转身之后
挂职结束之后，领导还想让我再挂职一年。但我想我确实像我妈妈说的那样缺乏变通，不适合在公务员岗位待得太久。我出生在学校，成长、工作也都在学校，我该回到学校去了。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给那里带来了一些改变。碑林图书馆成了经常会被表扬的示范点。所以，即便我离职了，他们选书也不太会糊弄，他们也会更认真的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很多人会觉得坚持内心的选择好像在体制内里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复杂的东西，存在权力、利益的不对等关系，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乌托邦式的工作，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我有一个朋友想要出家，他考察了很多寺庙，最后他觉得寺庙里的人际关系跟外面是一样复杂的，所以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不太喜欢那种不管到哪个地方都在持续不断地抱怨的人，在高校抱怨这里不是一片净土，到了政府里又抱怨这里等级太森严。我相信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环境是完美的。任何一把刀时间长了都是会生锈的。任何一个工作环境，你都会看到锈迹斑斑的角落。净土有可能在你心里，不要试图找一个桃花源，这个世界上没有桃花源。
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不会持续地抱怨，我可能也会一时气恼，会说现在让我关机睡一会儿，起来后，我就会想一个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但我不觉得把自己的工作或者喜欢的事情做好，是个多么高尚的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面包师，我研发出来一个特别好吃的面包，你会觉得高尚吗？这只能说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面包师，而不是多么高尚的面包师。
挂职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自己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在政府经常要跟不同的人去交谈，了解他们的诉求，回到学校我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去和自己的学生交谈。前段时间跟一个农村来的学生聊，他是理工科，上我的选修课。我问他上不上豆瓣、用不用b站，有一点惊讶地发现他不知道这些网站，然后立刻我就觉得我这种惊讶是有一点居高临下的。
他让我想到了当时在碑林区工作时，我建图书馆去问老百姓，你们知不知道附近开的图书馆，他们会很惊讶地问：图书馆是免费的吗？所以我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那种「何不食肉糜」的状态——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到自我的对大众的想象中去。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对学生的想象就是，默认学生都是了解那些网站的。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一个大一的学生，他能够考上一本院校，可能他高中所接受的教育应该相对也还好。高中教育不应该仅仅教学生去刷题，还应该教学生怎么获取信息。我觉得老师有义务告诉学生，你们如果想要看书评，你们要去哪个网站；你们想看一些质量比较高的长视频，应该去哪些网站。这样可以扩展学生的业余爱好，丰富他们的知识来源。
前几天，我又以读者的身份走进了碑林区图书馆，当然我没有再和工作人员、和读者交流了，我只是来借书的。我走在图书馆，看见每一本书都是我精挑细选过的，感觉很幸福。
碑林区图书馆内部 宋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