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诗意栖居”的荷尔德林和海子

笔者按：也许与春天到了有关，最近陆续有朋友传来一些关于“诗意栖居”的短视频，但博主多望文生义地解读为快乐生活，误导受众。这使我忆起几年前与本校青年诗人关于海子和荷尔德林的讨论。当然“诗无达诂”，这只能是我有色眼镜下的诗人扫描。今转发于此，供网友讨论、批评。

我这位诗人朋友非常崇拜已故诗人海子（见其诗作《仰望》），却未必理解海子。

海子出生于安徽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性格脆弱、敏感，具有宗教和诗人气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其独特审美心理。他对大自然有种本能的眷恋与崇仰，喜欢到九寨沟、塔里木、西藏之类原始景观旅游，喜爱阅读《 新旧约全书》、梭罗《瓦尔登湖》、 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之类向往前工业时代自然淳朴生活的图书。对西方现代诗人，尤其钟情、崇拜荷尔德林。称他是“自觉为神的儿子”、“把宇宙当庙堂的诗人”，他“把宇宙当作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忍受痛苦“直到产生欢乐”，诗歌是“一个神子在唱歌”，是“神的安静而神秘的中心”（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诗歌的运思方式，基本上是基督教思维（但反对教会的僵化）加泛神论思维。他是将人的善性神性化、本体化，呼唤上帝和人的原始统一，主张在苦难中拯救、在痛苦里欢乐，借助对古希腊的美好想象（就像中国人对尧舜禹三代的美好想象），努力复归人类原始本原，此之谓“诗意栖居”。这是一个“浪游并迷失他乡”，实即迷失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性异化的“浪子”，渴望回归人类“故乡”、“本原”的人生感悟（荷尔德林《还乡》）。所以，海德格尔说“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又说唯有“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的人“方可还乡”，“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海德格尔《人的天职（本质）是还乡》）。荷尔德林诗歌，是一种善良而又天真的浪漫主义。但历史已经验证，荷尔德林 “你梦寐以求的已经临近，它正前来将你迎候” 的预言，是一个空洞的承诺。梦想“诗意栖居”的荷尔德林精神失常；鼓吹“诗意栖居”的海德格尔，竟然与德国纳粹混在一起，成为对此的尖锐嘲讽。

与农村生活经历，和海德格尔哲学、荷尔德林诗歌的阅读感受有关，海子陶醉于这种前工业社会的乌托邦梦幻。然而，中国现实社会仍处于现代转型阶段，海子十分年轻，经历简单，不可能有荷尔德林那种 “足够丰富的阅历”；他对荷尔德林驾轻就熟的《圣经》和西方神话也不够谙熟；他除了有一点中国南方农村生活经验之外，对中国文化故乡、本原也并无深入认知与体验。这许多缺陷，就使他无法完成两种文化的嫁接，对“还乡”和“本源的亲近”也终隔一层。而他对此却缺乏自觉认知，误以为仅是两种语言的隔膜，怪罪于汉语的表达力，所谓“汉族的铁匠打出的铁柜中装满不能呼唤的语言”（《太阳》）。这种极大的精神压力，也许是促成他自杀的因素之一。

因此，海子带有泛神论色彩的诗歌，带有明显西化和模仿痕迹，只是空泛呼唤将自我融入宇宙本原：“一切都和本原一样 ”（《十四行诗：夜晚的月亮》）；“宇宙的诞生也就是我的诞生”（《弥赛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祖国(或以梦为马》）；歌颂“原始的日子中原始的母亲”（《拂晓》）。有人指出，即使是一些涉及比如男欢女爱等的现实生活内容，其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本原”表达（慈江《文化反思的缩影与人格嬗变的圆雕——未名湖学院诗歌略观》，北大中文系油印刊物《启明星》第14期）。持这种人生态度的诗人，必然是孤独的：“当众人齐集河畔高声歌唱生活 / 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汉俳》第9《诗歌皇帝（个性主义者）》）。这种审美观，必然排斥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所以，他反对80年代新潮诗歌那种崇高的英雄主义，试图消解旧有意象通常被赋予的现实象征意义（钟师慧《试论海子诗歌中的两种独特诗性》）。

关于海子的自杀，诗歌界已有充分讨论。海子的好友诗人西川，曾在《死亡后记》中陈述了他认为的海子自杀的具体动因，他总结为七个方面的原因：海子本身的自杀情结，纯洁、敏感、偏执的性格因素，封闭、孤独的生活方式，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理想（海子认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经验者”，而死亡是一种经验）等；其死亡官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还有人猜测与其情感挫折和同仁尖锐批评有关。总之，是海子先天的精神气质及现实的磨难将其推向了死亡。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还是与其对 “诗意栖居” 的过度迷醉，妄图以死亡融入本原，以及现实中彻骨的孤独有关，在某种偶然刺激下猝然发生。海子的笔名及其诗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不就是复归本原的隐喻吗？我们应当尊重海子的诗歌探索和生命选择，却不可予以盲目肯定与美化。

荷尔德林和海子 诗意栖居” 追索充满痛苦和绝望，并不快乐；其命运也许启迪人们，过分理想化、唯美化的人恐怕很难在现实正常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