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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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又被隔壁印度邻居的圣经音乐唤醒，我昏昏沉沉从对耶稣的歌颂和祷告中醒来。这幢神奇的大楼像是一本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使不同人种、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人民彼此更为了解（虽然大部分时候并没有紧密团结在一起）。比如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印度人也会信基督教。
很多个清晨，当我还未完全清醒，伴着唱诗班的歌声下楼来到客厅，只见我雪白的小狗趴在沙发上仰头看着我，她安静地沐浴在透过落地窗的阳光里，周身的毛毛带着被洗礼的圣光，恍惚中我真以为看到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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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香港时我还在上初中，我妈怕我拦她购物，给了我一些现金让我带着表妹玩，然后把我放在铜锣湾，自己去了中环。
我带着表妹四处闲逛，坐地铁时遇见两个不会买票向我寻求帮助的黑人，帮他们买好票后同行了一段，聊的是什么已经想不起来。只记得分别时他们想要给我一些现金表达感谢，我没要钱带着表妹就出站了，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大声喊谢谢。
2018年的夏天，我正在gap year。去香港时因为贫穷选了最便宜的住宿，住进了重庆大厦。香港的朋友得知后向我讲述了许多传闻轶事。半夜喝完酒回到重庆大厦，望着门口成群的黑人和印度人回想他的话，我连电梯都不敢坐。站在一楼大门外等到出现了两个中国女孩才随行一起坐电梯回到宾馆。
好几年后我刷小红书看到重庆森林凶杀案，这才发现就是我那层的宾馆。
前年的某个深夜，我去扔垃圾。想着工作日的凌晨三点，电梯里应该不会有人。结果进电梯时竟然有四位高个壮汉，两个黑人一个印度人一个新疆少数民族，我们五个人整齐面向电梯门站着，沉默地一同去扔了垃圾又坐同一班电梯上楼。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又回到重庆大厦。
事实上，每一次都没发生什么。这一幢大楼里有许多黑人，而黑人可能是我们这楼里最有素质的一群人。
最有意思的是一对黑人夫妻，我们每次相遇时从不说话也不对视，但只要我带狗，他们一定会和我打招呼，也和我的小狗打招呼，夸她多么可爱漂亮。
这幢楼里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是主播。因为隔音不好，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小区群里抱怨噪音问题。一个做外教的黑人女孩在群里说过很多次，她说她学生来上课希望隔壁放音乐小声一些。
前年夏天每天下午社区组织做核酸，群内通知有许多人看不见，保安大叔会每层楼敲门喊人去做核酸。一个黑人胖姐姐每次做完都带一杯蜜雪冰城给保安大叔。
两个人都不会对方的语言。他们从不对话，彼此微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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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北京的重庆大厦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相较香港的重庆大厦，这幢大楼有更多的白人。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很高很帅的俄罗斯人，我遛狗时常常遇见他独自一人。小狗每次都不厌其烦地扑向他的裤脚寻求抚摸，但他从不看狗，也不看我。准确来说他不看任何人，永远目不斜视望着前方快步疾走。小狗在对付人类的撒娇中从未有过失手，只有面对俄罗斯人的冷漠节节败退。我安慰小狗说，谁叫你不会喝酒呢。
疫情时小区群里有过一次凶猛的争吵，几十人参与其中，混乱地骂了几百条。
先是一名头像是自拍的白人男孩在群里发了一条文字，大意是说请你不要再打你的女友，我这次只是制止你，下次我会报警。在一些点赞的回复中，有人说了一句“先管好你们美国人自己”。一旦上升到国家，事态便愈演愈烈，很多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俨然变成互联网络的世界大战。
就在逐步失控的时候，有人发了中文+机翻英语的长篇大论刷屏。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是语序混乱不知所云。看完只可惜ai还没发展出人话翻译器。
大家都沉默了，没有人再说话。几条狗屁不通的文字像是突如其来的原子弹砸向战场，战争就这样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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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想起离开成都前住的最后一个家。那也是只有一栋楼的公寓，地处一环外，一二层是菜市场，街上有许多有名的饭店，步行可以到兰桂坊，但又紧挨着垃圾站。
某次去看成都本地的雷鬼乐队演出，结束后喝酒聊天，意外发现吉他手和我住在同一栋楼。
吉他手和我说，这栋楼里藏着许多乐队乐手、纹身师和嬉皮士，甚至他知道的dealer都有三个。
现在这幢楼里都住了些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有一次下班回家闻到熟悉的大理味道，我想这栋楼也和成都那栋公寓一样，是藏在钢筋水泥中的一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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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生活已经过去将近十年。
我们住在洱海边的白族小院里，有意大利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楼一间卧室用来接待沙发客，常常有不同的旅行者和我们共处一段时光。
院子里一个信箱用来放钱，我们每周自觉投进定额的钱当作生活费，每天早上有人去采野菜和蘑菇，白天去做各自的工作。DJ或者VJ，画画、蜡染、缝纫衣服，手工首饰，街头表演等等，或者只是去洱海游泳发呆。晚上回来聚在一起做饭喝酒。
俄罗斯人在山上建了汗蒸室，邀请我一同前去。我说我没带泳衣，大家震惊地问我为什么需要泳衣？我反问大家穿什么，大家说不穿。我婉拒了好意，一次也没去过。
我的卧室在一楼，常常会有许多昆虫或是壁虎来串门，我每天都会尖叫喊人来帮忙。他们每个人都会把入侵者温柔地放在手心里托着拿到院子里。
那是一段真正感受世界的时光。
而我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我会穿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牛仔裤，不想弄脏脚底每天穿鞋，吃过晚饭独自去夜市找肉吃。我害怕虫子，我还是院子里唯一去大理古城咖啡店打工的上班族，我怕过没钱的生活。
我在哪里都是异类，在每个群体相交的边界徘徊。
在这个没有国籍，没有男女，甚至没有动物类群只有生命本身的小院里，我也被接纳了。
离开大理的十年里，我还是没学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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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十岁时终于完成了走遍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愿望，我想去更多更远的地方。
我想认识更多的人，听他们讲述关于国家、种族、习俗和自己的故事；我想看更多的风景，触摸更多的生物，感受更多不同的体验。
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这是与我有关的。
我想要与世界产生真正紧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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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印度女孩每天晚上都会放音乐，和宝莱坞电影配乐一样欢快有节奏的印度歌曲。有时她在家聚会，有一位住在楼下的白人男孩，每次来都会放藤原浩。
音乐让人类靠近在一起，我想找到更多的“音乐”。
《火山挚恋》里，莫里斯在采访时说，火山无法分类，每一座火山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
在这片隐藏着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看到了更多的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