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杨廷宝：把建筑写进历史

转自：回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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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响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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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师 X 杨廷宝

齐康在《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里回忆，杨廷宝带建筑系学生，不仅教设计，还教素描，“用一个建筑师的视角来教授绘画”。

何为建筑师的视角？“要训练我们线条的组合与实体空间的关系，要注意光影明暗和尺寸比例。”而这些是杨廷宝几十年前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薪火相传，有迹可循。据齐康回忆，杨廷宝常讲做学生时的故事，讲他的老师保罗·克瑞（Paul.Cret）。他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总希望尽量多地传授给学生。

“他改图是那么细致、认真，几乎每一张图就是一张铅笔画。他十分注重比例陪衬，拿尺子，按比例画个人，因为人是衡量建筑的尺度，又是环境的尺度。”当事人的回忆十分动人，让我们感受到杨廷宝作为建筑教育家的风范。

杨廷宝对于把人作为尺度的重视，也让我们联想起希腊建筑师皮基奥尼斯的《情感地形》一文：“我们心中充满喜悦，身体在大地高低不平的表面上游荡，每走一步都有交替变幻的三维景色让我们的双眼应接不暇，精神为之一振。”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会成员合影(一排左四：保罗·克瑞；三排右三：杨廷宝；三排左三：路易斯·康)，1924年

杨廷宝，字仁辉，1901年出生于河南南阳，父亲是教育家，母亲知书达理、能书会画。1912年，杨廷宝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读书。1915年，考入北平清华学校，1921年赴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2021年，在杨廷宝诞辰120周年之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开设“仁辉讲堂”，以此纪念杨廷宝对于建筑的学术精神。

从1919至1934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二十多位，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雋、范文照、赵深、陈植等，他们多来自于清华学堂的留美预备班，因庚子赔款每年约有50-60个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彼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专业在瓦伦·莱尔德、保罗·克瑞等建筑名家主导下达到美国教育顶峰，迎来辉煌的发展时期，长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四分之一的奖项。

杨廷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的照片曾登上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报道称他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

保罗·克瑞受业于巴黎美术学院，深受巴黎美术学院体系（也称布扎体系）的影响，被认为是美国设计界曾经拥有的最有才能的设计老师之一，受到每个学生的高度敬重。

布扎体系形成于路易十四时期，时值文艺复兴末期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艺术家把建筑设计的过程更多的看成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也推动了建筑设计的发展。复兴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艺术，影响了建筑柱式构图，因此，布扎体系最为注重的是素描等美术功底。

杨廷宝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画日记”的好习惯，遇到大自然中优美的风景或是有艺术性的建筑就随手勾出来。这既成为他从事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也大大提高了他的绘画技能。他随身携带有三件宝，“笔、小本、钢尺”，随时备用，终身持之以恒。速写让他开阔了视野，也使得他对尺寸比例都极其敏感，手就像比例尺一般精准。

20世纪初是美国建筑教育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宾大建筑教育非常强调建筑构造与建筑绘画等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并且注重建筑设计原理方面的指导与建筑师必备品质的培养，促使学生对于形式、色彩和比例关系具有准确的美学判断。

在莱尔德和克瑞的指导下，宾大很强调人文训练，以弥补早期建筑教育主要关注技术和工程所造成的不足。他们认为，大学的课程提供两种类型的指导，一种是职业性的训练，另一种是人文训练。“布扎”体系本身强调建筑和绘画、雕塑一样，属于“纯艺术”。宾大的课程注重艺术方面的各种训练，从史论到绘画实践分量都很重。他们采用类似于法国画室的制度，学生们共同在大教室完成设计，低年级协助高年级，共同从克瑞那里接受指导。

克瑞在费城宾大校园内设计的化学实验楼

“在许多年中，杨廷宝以其设计图赢得了较之其他任何学生都多的个人奖。”“即使这样，杨也绝不是一个活得很累的学生，他轻松和从容地帮助低年级学生的设计使他在校园中出了名。他并未因成绩好而头脑发热。建筑课程较之大多数其他课程要花更多的准备时间，许多同学在交图前夜都不得不开夜车，但杨总能保持8小时的睡眠。他还是学校里三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在1925年里他就获得纽约Beaux Arts协会颁发的三次奖励。”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档案资料里可以发现，杨廷宝是当时极为出色的学生，他的光芒盖过了同班同学路易斯·康。杨廷宝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6年的课程，获得建筑学士和建筑硕士学位。1925年毕业典礼上，导师克瑞邀请杨廷宝留在他的事务所工作，杨廷宝欣然接受，不过工作了一年，他就游历欧洲后回国了。

上：杨廷宝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

下：在保罗·克瑞事务所实习工作

布扎体系的思想与方法，被20世纪留洋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们带回中国，渗入近代中国的诸多建筑实践中，并通过建筑教育影响了好几代中国建筑师。作为宾大好学生的杨廷宝，回国后依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实践者。

杨廷宝与梁思成，同为“建筑四杰”的成员，有“南杨北梁”之称。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值得称道，不过认真比较的话，他们也有明显的差别。祁涛总结道：“如果说梁思成是在历史中去理解建筑，那么杨廷宝的工作是把建筑写进历史。两条方向都是20世纪中国建筑学所急需开拓的路径，但所要历经的考验却不相同。”

在罗马考察建筑古迹

1927年杨廷宝从欧洲游历刚一回国就受邀加入基泰工程司。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建筑事务所之一。杨廷宝成为基泰的主要设计师，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建筑设计生涯。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动荡分裂的。但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洗礼，铁窗已经开了许多缝隙，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孕育许多新的事物，新建筑就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期建筑由杨廷宝设计，1931年完成

杨廷宝回国不久，接到东北大学抛来的橄榄枝。1928年8月，张学良就任东北大学校长，颇想有一番作为，于是着手大学的改革与扩充，设立了建筑系并招收了第一届15名学生。当时的中国，只有国立中央大学成立了建筑系，就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没有该专业。由此可知，当时正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

东北大学盛情邀请杨廷宝担任建筑系主任，但杨廷宝不想放弃基泰工程司的工作，于是想到晚自己两年毕业的学弟梁思成。当时梁思成正与林徽因在欧洲度蜜月。杨廷宝于是径直前往梁家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商议，恰好梁启超正在努力为儿子争取清华大学的教职。梁启超更倾向于东北大学的机会，于是给梁思成写信：“奉天建筑事业极发达，而工程师无一人，汝在彼任教授，同时可以组织一营业公事房，立此基础前途发展不可限量。”1928年9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双双入职东北大学，此是后话。

上：1929年东北大学建筑系教师们的合影，右二为梁思成，中央为陈植。

下：杨廷宝赠送给梁思成的宾大建筑史手绘作业

其实杨廷宝也参与了当时东北“极发达”的建筑事业。京奉铁路沈阳总站是他回国后主持设计的第一个项目。通过基泰工程司老板关颂声与张学良的关系，杨廷宝在1927-1930年获得了不少建筑设计项目，包括帅府红楼群、东北大学总体规划等。同时期杨廷宝在京津地区还设计了天津基泰大楼、北京交通银行等项目。这几年是杨廷宝从学校到社会转型的阶段，作品已经“显示出扎实而稳重的古典建筑功底”。

1930 年代，杨廷宝主持设计南京原中央体育场、原中央医院、原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这批作品被评价为“不仅功能布局合理、 建筑体型和谐、比例尺度优美，而且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民族风格。”

杨廷宝主持设计的京奉铁路辽宁总站，是继北平前门火车站、济南车站之后，由我国建筑师自己设计建造的当时国内最大的火车站。

杨廷宝的多产是有目共睹的，从1927到1936年他完成了近 40 个项目，包括古建修复保护、政府建筑、学校建筑、银行、剧院、体育建筑、商业建筑、医院、住宅等。杨廷宝在该时期的代表作，如北京交通银行、原中央医院、原中央体育场等，何培斌将它们界定为“中国新建筑”。何培斌认为，这些“中国新建筑”“既承载着现代功能，又兼具中国建筑主题……其形式源自中国官式建筑中的元素，同时又结合了西方建筑的体量和空间布局。”

总的来看，杨廷宝的建筑设计摆脱不了“折中主义”的标签。赖德霖将《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中的全部作品按照风格分为9类，分别有新古典风格、摩登古典式、装饰艺术式、摩登艺术式、都铎哥特式、罗曼式、意大利式、清代官式、国际式。前7种风格都是杨廷宝留学的年代美国颇为盛行的建筑式样。

图1：南京中央医院鸟瞰渲染图，1932 年基泰工程司绘

图2：杨廷宝珍藏的中央体育场鸟瞰图

杨廷宝自己也并不讳言风格上的杂陈。他多年后回忆说：“那个时期，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迫使建筑师作出多种探索，Modern 建筑和仿古建筑交替进行，各种建筑思想、造型、形式都登台表演。所以我们设计图上学的样式，也是多样的。我曾用古典建筑形式、西班牙式、殖民地式甚至高矗式（按：今作哥特式）探索建筑造型上的方案设计。”

杨廷宝还说过：“我们的时代正是从新古典转向现代新建筑，就是我的老师的作品也随着时代转换。”“在这转换的时代两种建筑形式的’搭接’正是我从事建筑设计进程中经历的过程。”

1953年建成的北京和平宾馆被视作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作品

如果将杨廷宝与他的同班同学路易斯·康进行对比，我们难免会产生遗憾之情。赖德霖就说，从建筑历史的角度去看，杨廷宝“没能创造出既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特点的建筑思想和建筑语言。他是一个形的继承者、折衷者，而没能成为一个’给予者’。”

但建筑创作不同于其他的创作形式，建筑不是单纯的个人表达，而是千丝万缕地与建筑师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约翰·罗贝尔在《静谧与光明：路易斯·康的建筑精神》一书里告诉我们，在美国社会，“布扎”体系所反映的古典精神延续到20世纪，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并行，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开始站不住脚，并被摒弃了。而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涉足现代主义建筑领域，但他从未适应这种风格，与此同时他也知道他要寻找的超越理性主义之上的“更深层的秩序”，无法靠“布扎”体系那样回归古老式样去找到。

静谧与光明：路易斯·康的建筑精神

大器晚成的路易斯·康，直到1961年才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时年60岁。而中国社会的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直到6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毋庸多言了。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同样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对建筑和建筑师提出的是不同的要求。

事实上，赖德霖也承认，称杨廷宝为一位折中主义者并不否定他对某种建筑创作理念的恪守。

潘谷西曾借用《园冶》中的“得体合宜”四字来概括杨廷宝的建筑观。“得体合宜”不仅可以用来形容杨廷宝的建筑，也可用来杨廷宝的为人处事。

早在1930年代初期，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金陵大学图书馆等作品中，杨廷宝就已做到了“合理的功能布局，协调的建筑体形，统一的比例和尺度”。他说：“古典的比例，现代的手法，是一种人们可以接受的现代建筑。”

以1932年建成的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为例。音乐台整体外观借鉴了古希腊的露天剧场，但杨廷宝考虑到它坐落于中山陵畔、紫金山中，一旦处理不好，视觉与风格上的冲突会非常尖锐，所以在细部设计上又选取了屏风般的照壁、须弥座的舞台、紫藤的廊架，巧妙地化解了对立。“所有这些功用和来自不同文化的元素在此共存， 均合理而得体， 一切天成而毫无雕琢的痕迹， 仿佛向来如此 。”

南京音乐台，整体设计借鉴了古希腊的露天剧场，将天然的倾斜草坪变成了观众的看台，观众席草地而坐，在大自然的包围中，享受天籁之音，在这种和谐的氛围里，身心得到了洗礼。

观察杨廷宝的一生，自1927年从事建筑设计起的55年中，有案可查的设计项目多达120项。不管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杨廷宝都没有停止他的建筑职业活动。齐康回忆，杨老常年在工地上，不以讲建筑为建筑，不以画建筑为建筑，而是多做建筑的实际。

与“建筑四杰”中梁思成、刘敦桢和童寯这三位不同，杨廷宝很少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或者著书立说，用他自己的话：“宝岂能为文”。他的言论大都是特定场景下的一些发言，比如在1959年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杨廷宝说：“分析一个建筑物我们一定要全面考虑，不可抓住一点做文章，否则就会犯了片面的错误。”“对于建筑物的判断还是应该从适用、经济、美观三方面辩证统一地分析，而不要流于表面，落入形式主义的陷阱。”

杨廷宝有一句口头禅“这也可以，那也可以”，这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说建筑要因地制宜，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不过有一次，杨廷宝给出一句斩钉截铁的总结：“追求新奇并不难， 难的是做一个平平凡凡而受人尊重的人”。

图1：1955年7月9—16日，杨廷宝等8人赴荷兰海牙出席国际大会建协第四次大会。此次会议正式接纳我国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会员国。

图2：1957年9月5—7日杨廷宝率团参加国际建协第五次大会，并当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

不论从建筑实践还是从建筑教育的意义上讲，杨廷宝都不能不说是一位“给予者”。

建筑学家关肇邺回忆，在建筑启蒙课上，杨廷宝进入教室后开宗明义，第一讲是铅笔对于建筑师的重要意义，先是动手示范：建筑师的铅笔应该怎样削。然后是一系列徒手作图练习：直线、平行线、圆弧、凭眼匀分线段、凭眼定中点画对称轴，等等，再组合成种种图案；注意，不许用橡皮，不许用尺和分规圆规，只用一张纸一枝笔。这一套基本功训练的益处，多年以后他仍感受益。

北京和平宾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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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子溪

编辑 | 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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