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费尔贝恩-战争神经症的性质与意义[4]

作者：W. Ronald Fairbairn

年限：1943

翻译：梦旅小栈工作室

但是这些尝试中强调战争神经症情感冲突的个体本质更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如果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年）所追求的思路被更多的受到它本该有的重视的话，那么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在弗洛伊德众多的结论之中，其中一个结论大意说到，军队中众所周知的崩溃导致的惊慌状态本质上是由于，个体与共同领导者的情感纽带破裂了，这种情感纽带维系着军队群体。当然，根据一般的观点，当“人人为自己”的情景出现时，群体精神（“esprit de corps”）就解体了。相反，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恰恰是因为群体精神的衰弱才导致了“人人为自己”情景的产生，这种慌乱才侵入到每个人的内心。因此群体精神的崩塌不是组成群体的个体陷入了恐慌，而是因为群体精神的崩塌导致个体被恐慌情绪入侵了，他们不再属于军事群体的成员了。这种情景的本质特征是，群体中的每个前成员都失去了前战友以及整个军队的支持，而是开始降低到孤立的个体状态，他们孤立无援的应对着团结一致的敌军。面对这一危险情景，士兵陷入恐慌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恐慌不仅仅由于自我保护的心态，而是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攻击冲动所导致的焦虑的影响，现在他的攻击冲动已经开始试图直接针对前战友和前领导了。当然，弗洛伊德所讨论的是集体性焦虑。但是跟随本文的读者不难发现，弗洛伊德所提到的恐慌现象本质上是分离焦虑同时影响了军队中的所有成员（或几乎所有成员）。因此，溃散军队中士兵的惊慌情景必须被看作是大部分“正常”的个体在特殊情况下陷入到了临时战争神经症状态。这种士兵的状态与明显的战争神经症士兵的情况是有区别的，似乎实际上“正常”士兵的分离焦虑只发生在群体纽带崩溃之时，而战争神经症士兵的分离焦虑可以在群体纽带完好之时就发生，这自然意味着神经症士兵与军队的情感纽带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定的。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前面已经详细的思考过了，简而言之，这是因为神经症士兵保留了童年时期强烈的婴儿依赖，至少是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依赖。他与最初的爱的客体进行了紧密的认同，以至于他无法和军队建立起稳定的情感关系，或者无法充分的参与到军队效率不可或缺的群体精神之中，群体精神构成了“士气”的本质。应该补充的是，就这样一名士兵来说，与家中被依赖者的分离导致了焦虑，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攻击冲动开始指向军队的焦虑，这种冲动对于他的士气具有瓦解效果。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战争神经症的问题和士气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正常”的士兵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出战争神经症（即便是短暂的发作），这也无疑可以让我们将两者的问题看做是密切相关的。 这种现象也揭示出在最“正常”的个体那里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婴儿依赖，实际上情感成熟永远不是绝对的，它总是程度的问题。婴儿依赖同样也是程度的问题，它永远不会完全缺席，而是因为个体差异而不同。当然，个体在与所爱之人分离的情况下所经历的焦虑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鉴于战场上军队的溃散情景，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任何婴儿依赖程度高的个体都有损于士气，而军中高涨的士气可以产生抵消婴儿依赖成员不良作用的深远影响。与这一事实相一致的是，那些熟知的军事观点依然强烈的存在于1914-1918年战争中，各个军队中战争神经症的发生率与士气呈反比，即便考虑到团体医务人员的特殊情况，这一观点也似乎可以获得统计上的验证。

当然，军中的看法经常把战争神经症解释为懦弱或者将其看做纯粹是在装病。就懦弱而言，必须承认的是战争神经症的士兵经常（但绝不是永远）在面对外部危险的时候表现的像是懦夫，但这不会影响这一事实，即这种士兵经常遭受丧失生活能力的症状。无论如何，知道他为何表现的如此永远比将他简单的认定为如此更为重要，因为将他当做是懦夫必然不会让他转变成一个有效率的军人。至于装病的问题，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就住院的战争神经症而言，这不会超过1%。他们没有表现出真实的症状，可能可以视其为真的在装病。在我的经验中，即便是这一小部分的个体也曾有过病态人格的过往特征。然而，从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忽略掉军队对于战争神经症的传统态度是不可能的。当然，必须要坚持的是神经症士兵确实有着真正的症状。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从特征上看，他的强烈渴望是不惜一切代价爱脱离军队回到家中，战时或者非战时都是如此。实际上目睹神经症患者结束服役离开医院回家的那种席卷而来的激情时，没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原文注：现在可以说的是，在1939到1945年战争期间，曾经允许神经症士兵从医院直接退役的政策因为这一特殊现象而被取消了。）因此，虽然不可能接受任何将战争神经症简单的用懦弱和装病来解释，但是必须认识到对此情况的传统军队态度也包含了不少真相。然而这种态度所体现的真正的真相在于战争神经症的发生概率是评判士气的标准，在我看来，战争神经症的文献可悲的忽略了这一事实。

士气是极难评估的品质，这种品质也极难进行比较。如果可能的话，对比一下当下写作期间（1942年）英国军队的士气和当初1914-1918年期间的士气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1939战争的发动条件与1914-1918年战争的发动条件是截然不同的，以至于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可信的标准。然而，可以指出的是，因为英国军队本质上是一支公民军队，考虑它的士气问题不能脱离开整个国家的士气。因此在这点上我们有必要问问自己，两次战争期间国民生活中的士气发展是提高了还是维持了原状亦或者是降低了。无论读者个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什么，无论如何，独裁者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所作出的裁决都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民主的堕落”长期以来是最受喜欢的口号之一。实际上这句标语所体现的对于民主士气的评估是促成1939年爆发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

在谈到“民主的堕落”的时候，独裁者们似乎考虑到了公共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这种精神在1918年停战以后希望就破灭了，它蔓延到了英国和其他类似的国家。就英国而言，这种公共精神的缺乏明显的表现在国际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效性上。这也明显的表现在个体身上，他们不愿意为了国家集体的利益作出牺牲，以一种非常“资产阶级”的方式专注于狭隘的个人、阶层以及家庭的利益。这种发展必须被看做是自1918年以来国家士气的明显的恶化，而且根据之前所述，现在就可以理解这种士气的败坏会伴着整个群体的婴儿依赖获得了退行性的复苏。这就是1939年战争爆发后国家的战争动员和英国军队招募的一般背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战争的影响有着即时效果，它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正在衰弱的群体精神，而且这种恢复随着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明显的强化了。但是如果我们坦诚而言，我们必须严肃的自问，在撰写本文之时（1942）是否所有的劣势都已被弥补。我冒昧的建议，任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战争神经症问题的尝试都必然包含着弥补劣势，而且必须在士气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将英国军队在二战时期的士气和一战时期的士气进行有效的对比是困难的，对不同军队的士气评估当然也没那么容易。然而必须认识到，士气的培养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就是极权国家的主要政策。德国和俄国的这一政策就相当的成功，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国家的人民愿意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利益而作为一个整体服务于国家集体利益中看出。而且毫无疑问，即便是1939年爆发战争之后，他们也显示出了远远超越英国人所需要的自我牺牲的能力。结果是，戈林的“用枪换黄油”的说法不再如战前鸵鸟岁月中一厢情愿的一个笑话了。

鉴于本文的核心观点，极权主义特有的培养士气的技术并非无意义，因为这一技术的核心特征是尽一切可能切断个体与家庭的纽带以及对它的忠诚。只要这些步骤成功了，我们可以预料到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士兵在服役的情况下会相对较少的受制于分离焦虑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于家庭纽带的切断实际上绝不会让他脱离婴儿依赖的状态。因为至少在纳粹政权那里，有意的培养对于国家的依赖是技术的一部分，把国家作为被个体所依赖的家庭和爱的客体的替代者，因此婴儿依赖实际上出于国家的利益而被利用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这种技术似乎会因为成功所产生的安全感而达成它的目的。但是可以预想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持续失败的情况下，它所产生对于国家提供安全的能力的幻灭感会导致个体原初婴儿依赖的复苏，继而爆发出伴随着士气崩塌的严重的分离焦虑，实际上这是德国在1918年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因此，似乎国家的失败构成了极权主义士气的最大考验。另一方面，国家的相对成功似乎构成了民主政体士气的最大考验，因为在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少的依赖于国家，他们更多的依赖于家庭和爱的客体以获得安全感，国家成功的情景会助长国家议题的过度。

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心理治疗师的广泛观点前面已经提过了，他们人认为战争神经症的意义来源于他们的症状为受影响的士兵提供了无意识的动机，使得他们能够不昧良心的逃离危险的战场。当我们考虑到很多患上典型战争神经症的士兵根本就没有上战场，甚至没有上战场的可能性时，这种观点的局限性立刻变得明显了。实际上，正如我刚才尝试展示的，分离焦虑的症状才应该被看作是战争神经症的真实含义。主导神经症士兵的是回家以及回到所爱的人身边，而不是逃离危险的战场。与此同时，刚刚提到的旧的观点确实体现了一种观察，如果那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它肯定意义重大。这个观察认为神经症士兵典型的表现为逃避军事职责时缺乏愧疚感，这种愧疚感的缺乏并非一成不变的，因为当临床表现被抑郁和强迫特征所主导的时候，士兵会有种明显的关心他的国家和群体会失败的倾向。这种特征最容易出现在正规军的高级士官中，这些人通常以认真责任著称，在长期的服役期间他们培养出了高度的纪律意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例子中，人们通常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当这些人一旦进入医院，他们就会放弃所有真实的努力，他们表面上的顾虑很少，更多是口头上对于过去标准的遗弃。甚至，就他们真实的自责而言，只有在战争神经症的前期才会呈现出严重的形式，这个阶段回家的渴望与职责感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冲突。这些例子通常都发生在当事人报告疾病之前，因为当他们报告疾病的时候（只有经过长久的思想斗争以后）关于冲突的议题几乎总是已经很明确了。然而，除了这些情况，神经症士兵对他们神经症导致的军事职责的失败明显的表现出缺乏自我责备。这不仅包括那些入伍时可能就不大情愿的人，也包括那些出于爱国动机自愿参军的人。因此，战争神经症显然不仅以分离焦虑为特征，还包括责任感的彻底丢失，即良知心理结构的彻底瓦解（超我权威的崩塌）。因此一种明显的人格障碍被看做是与战争神经症的发展有关，这种障碍与潜在婴儿依赖状态的复苏所导致的退行有关，正如我们看到的，战争神经症最终被归因于此。战争神经症的退行或多或少达到了一个婴儿水平，那个阶段良知结构（超我）的发展还没有被稳定的组织起来。因此神经症士兵或多或少的降低到了孩子的情感状态，他还没有达到把父母接受为权威的良心人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还不大关心自己的行为在父母看来是好还是坏（道德上的），也不在乎父母是否爱他，即在他看来，他父母对于他而言到底是好（在友善的意义上）还是坏（在恶意的意义上）。因此，当一个士兵发展成为战争神经症时他就退行到了婴儿的情感水平，他不再把上级以及军队组织看做一般意义上父母权威角色，这种角色是他深层道德感所关联的，他开始把上级和军队看作是“坏”的父母形象，他们对他既没有爱也不为他考虑。与此同时，他把那些家中的人视为爱着自己的“好”的父母形象，只要他回到他们身边就会被他们照顾（距离隔绝经常强化了这种看法）。因此他疯狂的渴望逃离他所经历的“坏”角色身边的不安全经历，他觉得是军事义务把他交到了这些“坏”角色手上，相反，那些在家里的“好”的角儿似乎为他提供了安全。医院里神经症士兵有趣的两种老套的抱怨证实了对此情景解析的正确性，他们总是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回到”军队。这两个说辞是（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都是类似的措辞）“我无法忍受被呵斥”以及“我无法吃军队里的食物”（已婚男人的案例），后者的抱怨几乎总是会接着说到“但是我可以吃妻子给我做的任何食物”。这种抱怨的内在含义自然在于，每一个指令都已经变成了愤怒父亲的吼叫，每一顿厨房里“油腻的”饭（几乎总是“油腻”）都已成为了一个无情母亲冷漠态度的额外证据。神经症士兵感觉自己被邪恶角色掌控的其他证据还有以下症状，一种被盯视的感觉，以及经常梦到被追赶或被吼叫的噩梦（更不用说那些被压碎、被勒死或被鬼缠身等不太常见的噩梦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何战争神经症患者对于心理治疗非常抗拒了，实际上他们也抗拒任何医疗器械的补充治疗。也许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获得了大量军人神经症患者的幻灭经历后，我不得不说，“这些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心理治疗师，而是布道者”。根据其他经验，我觉得没有理由认为这句话出了多大差错，因为我依然坚信，从国家和军事效率的观点来看，战争神经症带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心理治疗而是在于士气。

结束语

如果我的观点获得了普遍接受，那么势必会引起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在此我不想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请注意这其中的一个，即关于战争神经症退伍士兵的抚恤金问题。毫无疑问，从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体必须被看做本质上属于患者，他罹患的是善意的信仰之症状。而且只要他的病情是可以治疗的，那么他就应该获得他所需要的治疗。与此同时他的社会恢复显然是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只要他赚取工资的能力受到了影响，他和他的家庭将会要求大量的国家经济援助。然而，从士气的角度看，对于战争神经症所代表的特殊障碍而言，特别是战争抚恤金，可能还会带有一个“服役”徽章，这是否算是合适的奖赏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战争神经症的抚恤金问题很容易受到幕后政治压力的影响。但是从战争神经症和士气的密切关系来来看，这种压力不仅应该受到抵制，而且整个问题都应该被重新审视，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译后记：《精神分析·费尔贝恩篇》的翻译告一段落，还有一篇讨论政体的文章没有发出来，本文是他的文章选集的最后一篇译文。

战争神经症问题既是费尔贝恩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他寻找自身理论佐证的材料，正如他所言，大量临时陷入特殊处境的人群构成了天然的实验室样本。同样研究过军队病人的比昂也曾在这些观察中获得了很多启发，军队是应激环境的一种极端，涉及到极难适应的环境，当事人所有的亲密依赖都被切断，被迫置身于生死之中。但是环境的恶劣并非致病的根本原因，它只是激发元素，在精神分析看来“创伤”大多只是在重复，更早的创伤几乎都发生在早年。这就是说战争神经症患者在参战以前就是已经是患者或者是潜在患者，这是值得注意的。

给有兴趣的读者推荐一部涉及到战争神经症的电影《敦刻尔克》，它描写了很多幽闭恐惧症式的惊慌场景，可以说《敦刻尔克》所塑造的那种恐惧的质感应该很接近战争神经症的恐惧，它展现了分离焦虑爆发后的惊慌。很多危机场景如被困在无处可逃的海滩上、被困在被击中的船上等等几乎就是本文所描述的那种创伤性场景。电影的确描述了一名战争神经症士兵，他从劫难中获救后蜷缩起来一心想着逃离，得知要返回战场后他表现出了惊恐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