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做外包
从本地G厂外包岗位离职七个月后,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BOSS直聘上,一家人力公司又一次发来邀请,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回到该厂,做另外一个部门的外包工作。经历七个月的失业折磨,我对外包岗位的抵制态度早已转变,便答应了下来,开始了毕业九年后的第五份外包工作。
2015年大学毕业后,老家难以求得一份工作。大学同学纷纷北上,开始北漂生活。那时,北京对于我来说是庄严又陌生的存在。在乡村出生,在本地读书,人生的前二十年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省会,北京只是在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存在。虽然这座城市从未出现在我人生的规划里,但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我还是效仿着同学们加入了北漂大军。像一滴水汇入大江大河,成为两千万分之一的存在,开始人海漂流。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Z公司做人力资源。Z公司是一家大型人力外包公司,在业内小有名气。有关于它的知名度,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当时的工作环境实在难以让人把它和“大公司”联系在一起。Z公司在一幢大厦旁的群房内,步梯上了三楼,在消防通道处放着一张简易长桌,凌乱的桌面后坐着一位穿着白衬衫葛优躺的青年男士,这便是公司的前台。越过前台,是一条长长的过道,灯光昏暗,两侧散落着各个部门及会议室,墙壁暗黄斑驳。有的房门户枢已经松落,半掩着竟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人力资源部大概有三十平方米,里面放着四排简易长桌,坐了有二十人左右。每个工位上配有一台老式台式机和一部座机电话。工作内容和电话销售十分相似,只不过“产品”是人。每天我们会根据领导分配的项目需求,在招聘网站上搜索下载匹配的人员简历,然后电话沟通进行岗位推荐,之后再同项目需求方确认简历是否合适,最后发出面试邀请跟进面试结果。倘若对方在一系列流程后能够面试成功并入职,我就会收到一笔提成。提成通常根据岗位薪资不同,多少也不同,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是工资的主要来源。办公室里从早到晚充斥着熟悉的话术,“您好,我这边是z公司的hr,在网上看到了您的简历,请问最近是在找工作吧?您的工作经历,和xx公司的要求很匹配,如果您能接受外包的话,我给您推荐一下。”
我们所负责的岗位大多数都在招聘互联网技术人员。当时,互联网行业正如火如荼,程序员们不愁找不到工作,外包岗位处在鄙视链的底端。不排斥外包岗的候选人,要么经验不足需要跳板,要么需要所谓的大厂光环进行日后包装,要么就是只看薪资。因而,Z公司的这份工作虽然门槛很低,却也难做。想要拿到提成,就需要每天不停的搜简历,打电话,通过基数来博取概率。也正是这个重复的过程,虽然没有一天岗前培训却让我慢慢对一些计算机名词有了了解。
入职一个月后,有位候选人面试成功,领导霞姐教我如何同对方谈薪资,和出售商品一样,经过公司的手销售出去的人力,也要计算毛利率。霞姐给我一张表格,上面展示着各个岗位在项目上的销售报价,预估招聘成本,以及毛利率控制范围。我要通过一些公式套用,计算出一个最高值,这便是能给到对方工资的上限。如果这个上限不能满足对方要求,我又不能够通过语言的艺术说服他。那么,不管候选人多么优秀或者匹配岗位,我们都无法为他开出更优渥的条件,只能任由这单“买卖”黄了。计算器上的一串串数字,让我对人力资源四个字似乎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人一旦投入市场,便也成了一种商品,要遵循市场定价、市场规则,而作为人的一些具体性则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被淡化了。
第二个月,我接到了P公司的项目需求。P公司在业界名气很大,因而要求也多。除了技能要求外,候选人需要保证3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每周我把筛选出来的简历递交给P公司的项目对接人,他只有在周五下午才会回复经过他们二次筛选能够参加面试的候选人名单,我再去邀约面试又只能把人员安排在下一个周五。经验要求多,面试周期长,加上外包岗位给到的社保公积金又只能是当地最低标准,我拿不出什么吸引人的招聘点,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沟通好的候选人又总是在等待面试的时间里,因为有了别的机会而选择放“鸽子”。那些质朴的程序员们,并不会直接拒绝,但却总会有简直五花八门的借口:车在路上爆胎了,钱包掉了没心情,要去领证,摔了一跤行动不便了……,总之就是不能去面试。
项目进行了一个月,毫无进展,我每天焦头烂额,不仅因为完不成工作,还因为没有钱。拿不到提成,每个月到手收入只有3500块。刨除房租、通勤、日常开销,连点一顿711的快餐都觉得奢侈。隔壁的销售王哥,是老家邻县的老乡,总是借着和同事过来讨论需求的空档,拍拍肩膀、拍拍头的来安慰我两句。不久后,项目丢了。远在上海的大区经理找到我,让我发邮件在全公司内部做自我检讨,承认是由于个人失职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原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认错”罢了,却没想到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后续公司里没人愿意做的项目,陆续都给到了我,领导说我还需要磨炼。王哥来我们部门越发频繁,经常我一回身就发现他直勾勾站在我身后,然后笑笑说:“就是看看你,赶紧干活。”
一日,夜半11点钟,微信响起。是王哥发来的:我离婚了,你能来安慰安慰我吗?我看了一眼,不知如何回复索性没回。笠日,他趁着跟隔壁同事讨论工作的间隙,偷偷在我大腿上掐了一下,四目对视时他的目光狠辣又戏谑,我错愕又惶恐不敢出声,只能装作若无其事。晚上,他又发来信息:你嫂子不能生,脾气还不好,哪怕她有你一半温柔,我都不能离,这事不怨我啊。你说说我这人咋样?“你这人糟糕透了,活该没有孩子!”回复完后我拉黑了王哥。之后,我总是刻意躲着他,他也很少在我们办公室出现,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突然有一天霞姐找到我,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公司可不允许办公室恋情!还不断暗示我:年轻姑娘虽然不容易,但是要靠正经渠道混饭吃。霞姐和王哥是同乡,又是王哥把霞姐介绍到公司,二人关系向来很好。不用多想,一定是王哥对她说了什么。我想解释也是越描越黑,只是笑笑没说什么。赚不到钱,又要背负流言,我在公司干不下去了,提出了辞职。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工作上外包别人的开始,会是我日后被外包的序曲。2017年夏,我所在的一家互联网教育创业公司,已经在短短十个月裁撤了四任部门领导。在新领导上任不久,他的三把火就烧到了我头上。午饭时外卖小哥把餐送错了位置,导致下午工作时间才送来,新领导骂我不守规矩,要求我去厕所里把它吃完。我忤逆了他的意思,在大家的注视下在工位上吃完了午饭并提出了离职。彼时大学同学正在知名的外包公司R公司做人力资源,同样负责互联网岗位的外包招聘。手上有一家W公司的招聘需求,非技术岗,只对文案能力做要求,便推荐我过去。W公司,是一家外企,主做人工智能产品。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能有机会进入该行业为日后打基础,我也就没有纠结外包岗位的缺点,欣然入职。
在W公司做外包,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厂。W公司,有一幢自己独栋的大厦,宽敞明亮又极具科技感。大厦内所有的地面都铺有厚厚的灰色地毯,为的是减少鞋子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噪音。每层楼设有专门的茶水间,各种饮品小零食全天不间断供应。卫生间永远干净清新,甚至还贴心的准备好女性用品。食堂菜品种类极其丰富,堪比大学食堂,就餐环境不亚于一般酒店。午休时,有专门的休息区,提供折叠沙发,可以躺着休息。最值得一提的是超大型敞开式的工位,带有抽屉和衣柜,每两人背靠背坐着,共享大概5平方米的区域,环境极为安静。大小领导均有独立办公室,这又让下面的员工相对自由。整栋楼内,分布很多W公司的智能产品,无聊的时候可以与其对话。
我们小组共计有8人,除了两位领导是W公司的人。其余6人均是与不同的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小组聚餐,领导让大家做自我介绍。大家开口都是:我叫xx,来自xx公司。领导听不下去了,打断道:“不要说的这么生分,我们都是W公司的人。”话音刚落,示意大家举杯,觥筹交错间我觉得自己有了新的集体。我们的日常工作,是模拟机器写一些热点文章,或者做一些人在不同场景下与机器对话的内容模拟,就其本质而言与人工智能毫无关系。这样的工作大概持续了两个月,领导安排我和阿夏去做给机器“喂养”的辅助工作。机器要学习的是儿童读物的写法,为的是后续能在家庭场景下发挥更多陪伴式的作用。学习就需要大量的输入,互联网上能抓取到的内容太少,而购买电子版本或者纸质图书价格又偏高,领导就让我们去附近图书大厦拍照图书内容,然后再回来根据照片打出word版本。
每天上午抓紧忙完手里的工作,下午我就要和阿夏一起步行去图书大厦。路上,需要穿过两条街道,我们便有了一些聊天时间。阿夏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高校,毕业后在国外留学两年,因为英语极其流利,回国工作后她首选外企。阿夏虽然也是外包,但与我们不同的是,她给领导做秘书。我常常听见领导跟一些国外客户电话沟通,标准的发音像极了在看一场美剧。因此心里对阿夏也多了几分仰慕。阿夏问我毕业于哪里?我笑而不语,随便找了个话题搪塞了过去。在图书大厦对着书本一页页拍照,像极了做“狗仔”,大厦的工作人员常常走来走去,我生怕被他们看见。我总是找好一部分书籍,然后抱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尽量背对工作人员偷偷拍照。这时,我总是在心里心疼阿夏,她那么优秀真不应该做这种工作。
拍完照,我们就要匆匆赶回去,当天需要把图片内容转换成文字内容。利用一些识别工具总是会出现错误,复查起来我嫌麻烦,所以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敲,有的时候弄到办公室没有人了,四周安静的只剩下空调在呼呼作响。空荡的环境,极度的安静,让我总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不属于这个年代。时间久了,我总是会在下班后,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发呆,不知道这样的工作内容到底要不要做下去?阿夏从未向我抱怨过工作,无论领导吩咐她做什么,她都很从容,这又让我佩服她的游刃有余。没多久,还是在去图书大厦的路上,阿夏说:“这是最后一次陪你了,我要离职了,当秘书实在太累了,24小时神经紧绷。”我内心吃惊又失落,还为她有更好的选择而高兴。阿夏后来去做了雅思培训老师,之后又进了英文出版社,一直在自己喜欢且擅长的领域工作。
阿夏在时,会跟领导说:“我认为小安还蛮好的,人踏实,还会写东西。”领导因而对我会关照几分。阿夏走后,研究生范姐,时而会打我的小报告。我不和大家一起吃午饭,她会说我有点不合群;工作内容提交晚了,她又会说我爱磨洋工;同事聊天讨论个人话题,我多问了几句,她指责我爱打听别人隐私。我百思不得其解哪里得罪了范姐,只能刻意跟她保持距离。这下子,又引来领导单独提点我,要学会搞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工作上学不到东西本身就让我很焦虑,又加上范姐的缘故,我又想辞职了。离职申请书还没准备好,就传来消息:项目经过核算,产品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大概率要赔本,项目停止进度,所有外包人员必须退场。离职的那天,我从两位领导办公室路过,他们依旧像往常一样忙碌,我又想起刚来的那天,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离职一个月后,我又去了B公司做外包。面试的时候B公司面试官对我说:“只要好好干,每年都有转正机会。”大学同学的老公,之前就在B公司做技术外包岗,一年后转为内部员工。因此,我对面试官的话深信不疑。我服务于产品部,部门领导李哥是一位40岁的中年男人,满头白发。入职第一天他给全部门的,分发从江西带来的特产零食。语气很温和的让我们几个外包人员也尝一下。一个过道之隔的技术部小亮忍不住对我说:“李哥人可真好!”部门有二十位正式员工和五位外包员工,李哥说大家都是一样平等的,所以一些会议会让我们跟着参与,团建也会带着我们。一次,李哥让我在会上讲解自己的调研报告,肯定我做的不错,带头让大家鼓掌。会后,还奖励我一个公司的吉祥物娃娃。
公司的这种毛绒玩具周边,大节小节总是发放。但是每次行政部门推着一大车礼品过来,我都会把头埋的低低的,装作十分忙碌,漠不关心。因为这些都是给内部员工准备的,没有我们的份。他们热热闹闹的发礼物,我们就在旁边安静的坐着。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奶奶要给弟弟们塞压岁钱,我总要找借口偷偷的溜出去。外包人员和B公司员工最明显的不同,要数工牌了。他们的工牌上会放一张标准的证件照并带上姓名,我们的上面只有“访客”两个大字。“访客”总是会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因而在面对有些区域无权进入,有些系统无法访问,食堂免费的宵夜要付费时也多了几分淡然。
我和正式员工们,一起在食堂吃过几次饭。席间他们的聊天话题,大多数都在讲留学时候的见闻,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默默吃饭偶尔微笑示意。和李哥不同,他们在分享办公室小零食时会直接越过我们,仿佛旁边活生生的人是一团空气。人一旦分出了“我们”、“他们”,那么就会自动形成团体,刻意保持距离。因此,我最熟络的人只有另外几名外包员工。我们五人中,一人毕业于985,一人毕业于211,两人毕业于大专,我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虽然学历参差不齐,工作内容却都是基础的打杂,负责正式员工交待下来的一些边角料工作。我们常常在午饭后去离公司不远的荒地喂流浪猫,或者在晚饭后沿着自行车道骑行半小时,以此来排解工作中所积攒的情绪。
在B公司做外包的一年中,我跟进了产品部的3个项目。前两个项目,几乎都是在两个月左右就“夭折”了。第三个项目,做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的工作内容主要负责一些外部沟通,数据通报,更多时候需要向销售部张哥汇报,张哥则让我有什么事情都跟他下面员工亮姐沟通。每次张哥同产品部组例会,都是产品经理汇报产品进度,亮姐汇报相关运营情况,而我坐在旁边做一个旁听者,没人问我话,也不需要我说话。工作中,唯一的成就感来自外部对接客户的肯定。他们常常会夸我态度好,解决问题能力强,还会给我邮寄自己公司的小礼品。本以为这些会成为日后同李哥沟通转正的优势,却没想到先接到了外包公司的降薪通知。
外包公司同我签订了一年劳动合同,合同即将到期时,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联系到我,如果想续签合同需要降薪,询问我是否能够接受?我疑惑,问为什么?对方说:“公司几个外包人员工资都在7000元左右,而我的是10000元,高于平均值,不利于团队稳定。”我对他的说法,觉得荒谬又气愤,当场提出了离职。我把离职的决定,告诉李哥时,他一再挽留。并联系到了外包公司,进行施压沟通,争取到的结果是如果我肯续签合同,可以维持原工资不变。我问李哥之后我还有转正的可能吗?李哥默不作声,沉默半晌才说:"部门内没有人员指标了。”就这样,我结束了在B公司的访客身份。不久后,我听同事说起,张哥因为受贿已经被立案,亮姐虽然没有违法行为但受他的影响被公司开除了,说是档案上被记了一笔,以后怕是很难有公司会录用她。一时间我竟不知道是否该庆幸当时离职的决定了。
不再B公司做外包后,我还是靠着这两份在大厂的经历,应聘到了某独角兽公司的职位,在B公司的两位外包同事也都去了“宇宙厂”。我暗自给自己打气,希望将来也有机会能同他们一起工作。不料2019年底疫情来袭,彼时我刚到公司不久,尚未过六个月试用期。转年,部门业绩下滑,我因“试用期表现不佳”,匆匆毕业。父母不愿我继续北漂,责令我回老家工作,“宇宙厂”至此成了心头的白月光。
在老家,我能收到的工作机会,只有一份在G厂做外包的工作薪资最高,同时还有双休和五险一金。当时,我买了房子,还欠银行二十多万贷款,经济压力不容我想其他,只能朝“钱”看。G厂,位置偏僻,我的住址也偏僻,每天需要倒两班公交一班地铁才能到达,通勤时间不亚于在北京。G厂对外包人员管理更为严格,每天我们需要拿着服务部门的审批单,和身份证,经过门卫核对身份后凭票才能进入园区,由于外包人员众多,流程又繁琐,早上通常要排队很久,夏天晒的皮肤疼,冬天冻得哆哆嗦嗦。而下班后又需要把票根送回门卫,领取早上留存的身份证,方才能离开园区。
我们称G厂员工为客户,他们称我们为乙方。因为客户的驻场要求,甲乙双方在同一区域办公。工位有限,外包员工只能每两个人共享一个工位。我和实习生竹子还有一台打印机挤在一张靠厕所旁的工位上。每周竹子因为上课不能来现场,都会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G厂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在办公区域内没有无线网络,我和竹子常常因为一根网线谁来用互相推让。后来又都默契的办理了流量卡,自己给自己开热点。园区内设有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客户就餐刷员工卡,乙方微信支付。乙方收费早餐每份15元,午餐每份25元。我们都觉得贵,又听说买一餐饭的价格是客户花费的好几倍,便都不再去食堂了。虽然刚来的时候都口口声说要吃食堂健康点,却又纷纷开始点起了外卖。
入职一周左右,组长娜姐要我做一份培训文档,可我自己还有没有经过工作培训,对产品一无所知。娜姐说:“客户紧急需求,不知道的内容百度,一天之内必须完成。”我觉得娜姐摆明了是在给我下马威,忍不住跟同事吐槽,没见过这种不负责的领导。但很快,我发觉是自己误会了娜姐。客户默认我们每一个乙方都有足够的行业经验,而乙方公司在市场上进行招聘时却很难找到行业、岗位经验完全匹配的员工,通常入职的员工,只有岗位经验,鲜有行业经验。这就造成了供需双方的价值错位,所以娜姐只能出此下策。客户的会议,我们很少有资格参与,所以行业新知识只能自己一点点去补充,工作也只能做一些对他们的辅助性支撑内容。乙方公司领导,常常过来开会训斥我们:不会主动找活,没有发挥外脑作用引领客户去做出有价值的事,做的都是一些不动脑的工作!
娜姐不久后被调去了本地其他厂继续做外包,走之前跟领导推荐由我来负责她之前的工作。我跌跌撞撞勉强带领小组5个人熬过整个疫情期间。2023年新春伊始,工作难以再让人坚持下去了。两年来,疫情反复,客户的业绩一直处于不太理想的状态。新的一年,客户领导决定要大干一场。压力向下传导,小组KPI(绩效考核指标)被制定为往年的十倍。作为项目在甲方驻场的直接负责人,乙方公司领导反复跟我提及业绩完成的情况,将会影响到下一年公司与G厂的业务合同能否续签,更会影响到项目上大家的饭碗。身上的担子重了,压力自然也大。
对于业务增长的路径,前面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人员,公司一直承诺给招聘工作能力更强的员工,却迟迟难以到位。需要资金,公司本就现金流周转有困难,也只能对我的预算一砍再砍。需要资源,作为乙方,在客户庞大的部门体系下,又很难跨部门推动协调。工作陷入僵局,汇报数据却不能少。周汇报、月汇报,缓慢增长的数字,让我一次次解释的理由不再新鲜。客户说只要结果,领导让我想想办法,手下员工又怨声载道,我夹在中间无计可施,夜夜无眠。每天只要坐到工位上,面对客户、领导、同事,恐惧就开始涌上心头。身体和心里都出现了问题,我不得不再一次离职。离职那天,我在G厂附近的水库旁,从傍晚坐到天黑,细雨微斜,四下空无一人,我对着水面大声呐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离职后,短暂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想要找一份在甲方就职的工作,不想再被外包来外包去,却发现求职市场早已不像两年前一样,简历不是已读不回就是因为各种理由被拒绝掉。我忍不住向竹子吐槽,却知道了小组被解散了的消息。我离职不久后,乙方公司因外部回款困难,陷入运营困境,工资发不出来了,人力资源部通知他们就地解散撤场,最后一个月工资都没有结算。他们决定申请劳动仲裁,曾经温柔的人力同事,只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随他们便,公司有律师。竹子给法院提交材料到一半,就决定放弃继续追要薪资,打算去别的城市了。
陆续找了7个月工作后,我又回到了G厂继续做外包,不再负责项目管理,只分摊一部分执行工作,偶尔看到之前服务的客户总是下意识的躲着走,生怕他们看穿我因为找不到工作又回到这个圈子的窘迫。G厂已经开始进行管理改革,我们和客户不再坐在一起,却又总是被迫从一个会议室搬到另一个会议室临时办公。会议室里总是遮蔽的不透光亮,需要全天开灯,我们和别的公司几个项目组挤在一个小屋里,常常午休时分关了电灯,总让我觉得这世界仿佛就剩下我们几个人。入职一个月后,迟迟没有收到工资。这时,我才从同事那里了解到,公司近一年来都是每两个月才能发出一个月的工资,每个月都是员工催老板,老板又在催他的债务方。
工资压了又压,社保拖了又拖,公司承诺了又承诺。我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离职怕是会竹篮打水什么都要不出来,不离职便只能在这里熬着盼着,至于工作上能带来的个人成长已经更加微乎其微了。我最终的企盼,只能落于项目年中到期,老板能结清工资。到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将又会被外包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