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坂本龍一：胡波的神話，其一角

原文來自《大象席地而坐》日本場刊

在柏林電影節時，我看到這部電影的製片人走上舞臺，說「很遺憾導演不能來」，那時我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想著這是什麼情況？後來觀看了這部電影，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有力量，非常棒的作品。我喜歡節奏較慢的電影，而這部電影不那麼關註劇情發展，更多是以一種緩慢的方式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側面。得知這樣的才華是從現在的中國出來的，感到非常高興。雖然它以一個沒有希望的中國普通民眾的世界為主題，但我喜歡這樣悲觀內容的電影（笑）。

通常，我們通過新聞等渠道看到的中國，是技術非常先進或者有富裕階層的光鮮形象。我有幸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86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的喧鬧結束，開始向解放邁進的時期。能親眼看到那個時期的中國，我現在想來覺得非常幸運。見過政府的高官，也進入了本不應該讓外國人進入的人民百貨和食堂，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接觸，是非常寶貴的經歷。去年底，時隔16年我再次訪問北京，對那里巨大的變化感到非常驚訝。比如，有像六本木的欅阪那樣時尚的地方，在北京的規模要大十倍。但是，看到胡波所描繪的社會，又感覺和我30年前去中國時普通人的生活沒有太大變化。這樣一個社會的側面被以一種詩意的，反過來或許也可以說是非常現實的方式展現出來了。

這部電影中，人物跳樓或從樓梯上摔下的動作，不是通過動作本身，而是通過動作前後人物的表情和反應來描繪，這點與侯孝賢很相似。如果追溯源頭，小津安二郎也是這樣。即使妻子去世了，也省略了葬禮，只是展示那之後孤獨的笠智眾。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亞洲式的——我觀看時好感倍增。

年輕導演，如過去的戈達爾、特呂弗、大島渚一樣，常描繪年輕人的反叛，但這部電影也以同樣的方式描繪了老人。在過去的社會中，年老的一代通常是某種程度上成功的，是所謂的「支配者」，在日本也是這樣，但現實並非如此。老人也沒有希望。這樣的一面被描繪出來，給我們展示了一個非童話般的真實社會。在這樣一個沒有希望、沒有出口的社會中，年輕人向地下社會邁進是自然的事情，這可能就是一種真實的現象。

在這個意義上，章宇扮演的幫派老大不僅僅是一個壞人，這個社會讓他不得不變得虛無主義，這一點表現得非常好。大約半年前，他來到紐約和我見面了。因為還留有電影的印象，我有點緊張，但他是個非常好的人（笑）。這說明他作為一個演員非常出色。當時我們談到了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以及關於很遺憾導演已經去世的事情。原來，他似乎是個相當知名的演員，曾在香港電影節上擔任主持。我認為他是個非常好的演員，他也非常適合那個天真的角色。

雖然我們不知道胡波自殺的原因，但我感覺可能和這部電影所描繪的中國社會的閉塞感有很大關系。或許可以說，這部電影就是他本人的生活。年輕人展現才華後突然離世，無論是自殺、疾病還是事故，這自古以來就是成為英雄的條件。如同波德萊爾那樣，天賦異稟的人會突然綻放後就這樣雕零了。卡繆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寫道，這種乏味的日常生活是否值得活下去，但我不知道胡波是否認為這個世界無聊、不值得活下去，但想起他，我會想到卡繆。

花倫的音樂，扭曲的吉他和廉價的模擬合成器非常有效，使得荒涼而沒有希望的社會在音樂中也得到了體現。他們可能不總是這樣演奏音樂，也能做出很不同的東西，但我認為他們為這部電影創作了簡單而原始的，然而在音色上非常有力量、直擊人心的音樂。這契合的音樂為這部電影做出了貢獻。吉他的聲音與他們的刺痛感情相匹配。這並不是盲目地做出的決定，而是在了解各種音樂的基礎上，選擇了這種音色和音樂風格。

實際上，去年12月我去北京時也見到了花兒的成員。在一個俱樂部裡，我和一些認識的音樂家們一起進行了即興演奏。一些2、30多歲的年輕音樂家聚集在那里，為我們舉行了一次內部聚會。參與的音樂家中，有些是來自頂尖傳統音樂學校的古箏和笛子演奏家，但他們也能演奏搖滾、爵士、當代音樂。中國人不僅追求西方音樂，還開始將自己的根源以音樂的形式納入，這讓人感到非常新鮮。

在電影方面，我最近看了一位叫畢贛的導演的作品。他的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後的夜晚》的後半部分變成了3D。他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於胡波，非常自信，這很有趣。這樣的年輕一代中國導演能拍出高質量的電影，這意味著文化層面也在變得更加豐富，這非常值得關註。因此，我是真的想看看胡波年長後會拍出什麼樣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