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前日(三)
我从未认真和别人说过这件事。
那时候,霸凌还不像今天这样被强烈关注,所以我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同学之间的打打闹闹。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成长中的一大挫折,已然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另一大挫折是老师长久的讽刺,也许可以留到下次再讲。
一直以来,我都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从哥哥姐姐对我的讨厌中,可以轻易推断我在家里如何备受偏爱,起码是表面上。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已经小学,但若去姥姥家的路上略显泥泞,我便一定要指定大舅或者妈妈抱我,尽管我已经六十斤不止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一次,我开车带着妈妈还有妈妈最好的朋友出门旅行,路上阿姨突然笑着讲起我小时的故事,说我儿时如何淘气不礼貌,和大我十几岁的服务员出言不逊(细节我实在羞于提起),气得服务员再不理我。话尾阿姨转折:“这孩子现在怎么这么含蓄了,真是和小时候太不一样了。”我笑了笑,但心里清楚知道:如此巨大的改变,当然和我提到的两大挫折有关。
霸凌的开始总是模糊的,但一些片段格外清晰。国旗杆下,男孩子们站在远远的地方对我指指点点,而我佯装没看见。我格外喜欢和新转学来的同学成为朋友,因为霸凌的叙事还未接近她们,在那之前,我是很洁白的(虽然本来如此)。雪天里,男生女生互相把对方埋在雪里,轮到我时,却总是躲避。回家的校车上,男孩子们买来雪糕,刻意忽略我。我感到脸上滚烫,刻意不看四周,盯着前方的车窗。
但或许是家庭爱意充盈,也或许是回忆用滤镜抹平了当初强烈的感情。我似乎从未因此濒临抑郁,而是全力斗争。我与那些文静的女孩成为朋友,另外我还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武器”:我儿时开始最亲密的玩伴,也是当时是班级里男生争相追捧的漂亮女孩。他们忌惮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恶”,也对我稍加收敛。
上学从此与战场雷同,每个清晨,我穿上蓝白色的“盔甲”,独自出门作战。当时的我大抵觉得这是一件羞于提起的事情,所以从未和妈妈说过学校的遭遇。但相比今天,那时的我反而更加展示出自己全部的创造力,用来修复关系,在校园生活中博得一席之地。
这一切,又和“西山”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回忆总是带着些许误差,但我推断,“西山”对我的治愈也是从那时开始格外凸显的。
今天的人们喜欢在工作间隙去山林中寻找真实的“自我”,这样的疗愈,我提早二十年就已经发现。妈妈不喜欢被山间小路的泥水弄污裤脚,山林的回响于她是繁琐的家务和贫瘠的童年。西山对于姐姐似乎是可有可无的,长大之后,我未曾从她口中听到过关于那里的只言片语。只剩哥哥和我是那片山头的忠实爱好者,但哥哥是在那里长大的,我不过是两三周去一次的客人。
但自然的浪漫主义在于,它允许人莽撞、孤独和不合时宜。这样说起来有些矫情,但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讲,现实的困境几乎皆来自于情感而非物质,所以与山林的浪漫正适配。我几乎不能叫出一棵树与一株庄稼的名字,无法辨别除了蚯蚓之外的任何昆虫。但身处山林的时刻,在虫鸣声中,我变得坦然而不计较,不愿意将学校里经历过的那些行为解读为故意伤害。日光渐渐隐去的时刻,我的心胸也随之变得宽阔了起来。
随着时光拉长,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转学到国外,糟糕的感受逐渐隐去,并在高中后彻底消散。只在偶尔的几个时刻展现,比如其中男孩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同学聚会时我抵达现场,却发现自己决然不想抬头看他。
甚至后来的高中生活中,我还与其中几个男孩成了不错了朋友。不只是出于补偿心理还是什么,他们向我表达善意,大学后还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游玩。在那期间,他们曾试探着提起过去,我佯装茫然不知,用“记性不好”单方面表达了不计较。我未曾将这样的经历分享给任何人,袒露脆弱。但山野悉数全知,并在一缕阳光射下来的时候,告诉我了一些无法说清的东西。
今天,我已经不太将自然与“治愈”和“慰藉”划等号,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思考。但近日,在看理想上听《佛学入门三十讲》,神秘主义与直觉相关的经验又重新回到脑海,勾连起琐碎的片段。我确信我的启蒙,不来自于某一副画作或某尊塑像,尽来自那片遥远的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