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伯纳德·盖根: 《小心缝隙: 唯灵论与基础设施暗恐》
译自：Geoghegan, B 2016. Mind the Gap: Spiritualism and the Infrastructural Uncanny. Critical Inquiry, vol 42, no. 4, pp. 899-922.
翻译：Xie Qile
在一个新媒体初创、企业合并、政府监管减弱、军事镇压公民异议、文本交流简化以及性别认同不稳定的年代——也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唯灵论能够弥合其参与者日常生活中的隔阂与断裂。从19世纪50年代的鼎盛时期到世纪之交的逐渐衰落，唯灵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动员了数以千万的追随者，他们坚信，通过正确的仪器和技术组合可以从寂静和喧嚣中生产信息。
这篇文章重构了唯灵论如何围绕基础设施暗恐（infrastructural uncanny）建立真实成效的传播网络。（基础设施暗恐）这个术语指的是，在技术传播手段迅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现象。这些手段包括铁路、电报和运河，以及一些不太明显的例子，如家庭中的标准管道或实验室里的标准仪器和分类系统。这种暗恐出现在轻微的断裂或叠韵中，或是在网络中继的内部发生，或是与其嵌入的环境有关。例如，19世纪关于铁路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相关描述，诸如家庭日常事务被技术干扰、日常生活被遥远或看不见的力量所控制、此处与别处之间区别的瓦解、二重身（Doppelgänger）的出现以及将技术引入人类道德行为。尽管这些感受经常被归因于现代通信导致的时空崩溃，但它们更准确地反映了这些许诺的失败。它们出现在基础设施只能部分实现异质部件和站点之间平滑连续过渡的情况下。因此，与基础设施暗恐的相遇，总是围绕着通信的不完整特征，即缝隙与延迟。在更广泛的社会技术通信基础设施中，唯灵论将这些中断改造成生产要素。
为了理解唯灵论者如何在缺乏现代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发挥生产力，本文追溯了一个由通灵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技术、仪器、媒介、建筑和铭文组成的行动者网络。它重新审视了唯灵论在纽约西部孤独家庭中的兴起，它在城市客厅和剧院中的技术标准化，以及它被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重新塑造为大众科学指导的对象。它们都属于一个共享的基础设施游戏，由可比较的动作和可供性构成，产生了类似的关于代理、沟通和自我的主张。将十九世纪的唯灵论置于这些基础设施条件下，可以进行“对称分析”（symmetrical analysis），该分析认为唯灵论者及其反对者的真理主张是按照可比较的史学标准提出的。简而言之，这种方法属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技术体系，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实现互补。因此，这样的研究路线可以更为全面地描绘出不同的心性、仪器、技术和地点是如何作为一个共生的组合部分联系在一起的。
从媒介到基础设施
此前，我们将唯灵论描述为文化解释或“虚构”，以反映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如电力、电报、摄影）。通过这些解释框架，敲击通灵（spirit-rapping）成为对电报敲击或打字机的模仿，灵魂照相术成为对摄影索引本体论的反思，等等。虽然这种方法有其优点，但它往往会在经久的媒介技术基础与其假定的文化接受或解释之间过早地形成对立。此外，它强调具有颠覆性地方意义的唯灵论如何赋予边缘和受压迫的亚群体权力，但这往往掩盖了诉诸精神和超自然的实践是如何在现有科学工业体系中创造新的生产力形式。
唯灵论与其说是一种思考媒介的虚构，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因此，唯灵论者们实践了一种巧创（bricolage），他们混合了各种技术、代码、电学、歌舞、政治演讲、科学实验、室内游戏、集体冥想、实验摄影、戏剧表演以及巡回讲师和有闲阶级的身体。唯灵论运动的能动性和效力源于它将这些异质元素互连成一个可扩展的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一基础设施将数百万实践者联系在一起。然而，唯灵论的技术融合却被先验技术媒介所掩盖，它强调特定技术（例如电报、摄影、打字机）与唯灵论文化形式的相关性。此外，这种文化史将稳定性和同一性归因于“媒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媒介直到几十年后才出现。唯灵论并不模仿媒介；它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缩小这些新兴技术形式之间的差距，为生产性通信制定了准则、协议和仪器。唯灵论不是文本，而是机器。
在阿卡迪亚也有我/死亡
让我们从头说起：1848年3月，在纽约的海德斯维尔，福克斯一家人在夜晚听到了一声怪异的碰撞声。这种不规则的声音召集了一个虽小但有效的传播网络。约翰和玛格丽特夫妇去年12月从罗切斯特搬到了阿卡迪亚的这个小村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十二岁的凯特和十五岁的玛吉。他们的一个已婚儿子已经住在附近，而一个年长的女儿则和她的丈夫留在了罗切斯特。根据福克斯夫人的官方声明，女儿凯特发现这个神秘的敲击声可以模仿她打响指的声音。姐姐玛吉邀请这位看不见的信号员与她一起数“一、二、三”，她敲击着桌子，然后，敲击声再次重复了这些声音。这个简单的游戏将女儿们捆绑在一个奇怪的网络中，与未知的事物以及彼此进行身体交流。或许是在犹豫是否要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这些不可思议的操作，母亲玛格丽特大声地参与了进来：“我依次询问了我不同孩子的年龄，它给出了与我孩子的年龄相对应的敲击次数。”
一个不知名的人将打响指、敲拳头和弹舌结合在一起，整合成一个紧密且迅速扩展的基础设施传输系统。当三个女人询问敲击者的身份时，它自称是一个小贩的鬼魂，被前任居民谋杀并埋在房子下面。现在他们是四个人了。据一位加入这个家庭的朋友称，这种骚乱现象“从一所房子蔓延到另一所房子，从一个街区蔓延到另一个街区。”在鬼魂的允许下，邻居雷德菲尔德夫人也被带进了这个圈子。雷德菲尔德先生之后是邻居迪斯勒夫妇、朱厄尔夫妇，以及越来越多被吸引过来的好奇围观者。其中一位是这所房子前住户的佣人，他回忆起在这栋房子的主人拥有一批货物的时候，一个小贩失踪了。
“第二天，”玛格丽特报告说，“房子里整天都挤满了人。”一位居民描述说“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道路上挤满了马匹和车辆。”来自邻近村庄的吵闹客人的冲击并没有减弱。为了寻求一些安静，福克斯家的女士们前往邻居家休息，女儿凯特则乘坐一艘穿越伊利运河的小船被送到姐姐在罗切斯特的家。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带来喘息的机会。敲击声从一个姐妹的身体跳到另一个姐妹的身上，最终困扰了所有三个女儿。整个家庭饱受这一事件的困扰，只好搬到了罗切斯特，但新的爆发随之出现，他们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一年之内，一股敲击通灵的风潮席卷了该地区。仅仅七年后，演变成一场拥有一到三百万信徒的唯灵论运动（总人口约二千六百万人）。
从上层建筑到基础设施
对敲击通灵最奇妙特征的迷恋往往掩盖了其起源中存在的基础设施暗恐：1844年至1848年间，一栋朴素的乡村住宅被至少三个家庭和两个仆人居住和遗弃。一个家庭通过运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流动，分散了又重聚，邻居之间表面上的熟悉加上潜在的不信任，社区成员来来去去的不确定性，流动的推销员提供的货物的确切来源和目的地无法得到适当核实。前面提到的伊利运河是这些流动的主要来源，附近的新兴城市罗切斯特是他们的目的地。这条运河于1825年完工，将整个地区转变为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一系列贸易圈，每个圈都附属于一个或几个当地城镇”。
这一时期，在许多美国文学作品中，这种基础设施的动员是一种结构性的幻想，如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1845年）或赫尔曼·麦尔维尔的《骗子的化装表演》（1857年）。然而，与其他故事不同的是，这些故事关注现代社会的中心大道（例如爱伦·坡的城市街道和麦尔维尔的密西西比河），这些交通被来历不明的身体穿过，而海德斯维尔的敲击发生在既有基础设施的边缘。一位唯灵论者将海德斯维尔描述为人迹罕至，铁路无法到达，并且“没有机车在其轨道上留下的那些进步的标志”，这一事实被当时的地图所证实。海德斯维尔既没有田园乡村的优势，也没有运河和铁路沿线城镇的优势。实际的通讯工作被外包给了流动的中间人，就像那个失踪的小贩一样。玛吉·福克斯在1850年的一封信中捕捉到了该地区的孤立状态，她从海德斯维尔写信给罗切斯特的一个朋友：“你无法想象这里有多么孤独......感觉就好像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月而不是三周。我渴望再次回到罗切斯特。”
人们普遍的解释是，女孩们通过关节的一些细微裂纹来发出敲击声，这种解释作为生理学信息颇有趣味；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简单而明显的欺诈行为动员了整个地区的身体和报纸。这种效果基于与基础设施暗恐的双重结合。一方面，它的悬疑题材——失踪的小贩、来来往往的邻居、一个界限不清的社区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更普遍意义上左右小镇的无形主体和力量——抓住了所有不确定的因素，把它们变成了一个关于海德斯维尔的故事。参观者从罗切斯特聚集过来，采访目击者并收集报告。女孩们的可信度，邻居的行为，房子的历史......都成为了证词和辩论的主题，这在1848年的小册子《对在韦恩县阿卡迪亚海德斯维尔福克斯先生家中听到的神秘声音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
另一方面，通过塑造一个由社区成员身体组成的临时基础设施，女孩们的敲击声弥合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差距和中断。在福克斯家的房子中流淌的声音建立了一种内部网络，跨越了该地区个人、家庭和家庭之间的鸿沟。在头几天里，母亲和女儿，丈夫和妻子，过去和现在的居民聚集在一个传播社区里，这个社区是由福克斯家住宅制定的基本规则组成的。在这个网络中，一系列的准则和惯例相互渗透。首先是敲击本身的基本结构，它以特定的等级结构聚集和配置家庭，先是女孩，接着是妇女，然后是更广泛的亲密社区成员和观察者。还有在1848年收集并印刷的声明，它们遵循了法律或科学证词的技术规定，并插入了另一层技术专业知识。随后小册子在整个地区的发行增加了另一层远距离传播，这反过来又改变了海德斯维尔本身的地位。
总的来说，这些敲击通灵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一个机器，将反常的基础设施缝隙改造成一个被阴影笼罩的通信系统。在这里，面临着一种奇怪的趋势，通晓历史主张的唯灵论者们模仿电报的实际情况，媒介的缺席允许了唯灵论的结构化。在真实可靠的接替间断中，敲击通灵建立了自己的准则，收集了自己的材料，逐渐将它们与其他准则、亲缘关系、社区、信任和见证的技术、印刷机等交织在一起，最终与运河和罗切斯特市本身融为一体，将女孩和她们的家人带走。
标准和异质部件
随着敲击通灵的传播，它围绕着新的通信和递归图式，整合了当地的实践、技术、仪器和惯例。在海德斯维尔，它的重点是农村生活中特定场域的中断特征。特定的身体、社群和事件作为基本要素发挥作用。在罗切斯特，敲击通灵成为一种规范的技术系统，适用于各种身体和环境。标准化的设置和协议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再生产铺平了道路，并取代了曾经看似固定的各种部件（如福克斯姐妹）。唯灵论作为一种“标准化包装”的出现使其得以迅速扩展，从而能够在更广泛的身体、话语、受众和地点之间进行转译。
进步论思想者艾米·波斯特和艾萨克·波斯特的家是这次改造的起点，他们在福克斯女孩到达后不久就找到了她们。在波斯特夫妇的指导下，敲击通灵采用了越来越有效的沟通技巧。他们教导这些鬼魂对特定的字母作出反应并喊出一些单词，这使得那些生硬的敲击声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技术语法。事实上，在1848年，波斯特夫妇召集了也许是第一次降神会，据说邀请了一些在法律和出版界享有盛誉的人参加，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夫妇俩的密友，也是《北极星报》的编辑）。第一次降神会逐渐发展成为每周的例会，在这些例会上，两个福克斯姐妹——后来还有她们的姐姐莉亚——回答了波斯特夫妇和他们的朋友的提问。结果，这些方法为可靠和可预测的通信提供了一种准则和样板，这也促进了家庭娱乐。
这种操作上的创新可能反映了波斯特家的地位，它是身体、概念和技术绕过现有传播渠道的狭隘限制的中转站。除了接待像道格拉斯和苏珊娜·特鲁斯这样的废奴主义者以及参与公开演讲的妇女参政支持者，波斯特夫妇还接待了途径地下铁道前往加拿大的逃亡奴隶。回忆起那些将这些难民带到他们门前的隐秘敲门声和纸条，艾米·波斯特写道：“虽然地下铁道在联邦的每个州都设有站台、车站、客运代理和列车员，但阳光从未照进其中。它的车站没有电灯，乘客也没有向导。”
福克斯姐妹的敲击声与波斯特家客人的行程交织在一起。这些鬼魂越来越多地谈论社会正义、妇女和黑人的权利。在19世纪50年代，妇女参政者和废奴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将通灵术融入到全国各地的巡回演讲中。敲击通灵和衍生的迷幻演讲（trance speaking）为差异很大的表演提供了一种形式上的连贯性，满足了观众各种各样的愿望和期望。将有稳定效果的标准化技术引入敲击通灵，也使其作为一个稳定因素在新的交流集会中得以流传。
招魂术公开化
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当前好奇心的匮乏源于通信渠道过于狭窄和垄断，他补充道，为了一个新的好奇心时代，“我们必须增加向前和向后运动的可能性……这将导致这些不同的网络同时存在和分化。”然而，19世纪中叶的罗切斯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匮乏。在波斯特家中进行的敲击通灵和公开表演反映了罗切斯特作为一个新兴全国性娱乐的中转站地位。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大量的投资、建设项目和移民涌入罗切斯特，导致城市娱乐设施的迅速增长。这些发展在1849年达到了顶峰，豪华的科林斯大厅开业，这是一个拥有1600个座位的剧院，矗立在高耸的玻璃拱廊对面，拱廊上提供娱乐和教学的混合节目。在开业的头几年里，科林斯大厅的节目包括道格拉斯、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以及总统菲尔莫尔等人的政治和科学讲座，作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社会反思，剧团表演，以及“瑞典夜莺”珍妮·林德的音乐会。
敲击通灵调整了其原本精简的协议，以满足好奇心的传播形式。1849年，鬼魂向福克斯一家和他们的同伴宣称：“你们都有责任要履行。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件事情公开化。”福克斯一家应鬼魂的要求，在科林斯大厅举办了为期三晚的公开演示活动。当地报纸发布公告，邀请“罗切斯特的市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调查整件事情，看看那些向公众揭露此事的人是否受到了欺骗，或者正在欺骗他人，如果都不是，那就解释下这些真正奇妙的显灵。”
在科林斯大厅，福克斯一家将敲击通灵作为一种互动质询。一个由五名杰出的唯灵论者和观众委派的五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调查敲击声的来源和真实性。在三个晚上的时间里，他们向声源提出了关于家人和朋友、失去的亲人以及只有提问者知道的私人经历的问题，随后的答案“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在系列活动结束时，调查委员会未能找到敲击声的来源或者不寻常的智者。这种敲击通灵缺乏明显的来源或解释延长了争议。报纸报道铺天盖地，外部专家也纷纷介入。一些专家被两个乡村女孩的奇观和敲击声所打败的传言也流传开来。一家偏向于支持敲击通灵的报纸《每日新闻》这样解释此事：“如果当事人拒绝接受调查，我们将是第一个揭发他们是骗子的人；但他们选择了挑战审查，这样就没有人有权提出此类指控。”
罗切斯特展演结束后不久，生理学家和三位科学家为敲击声提供了一个更为乏味的解释：膝关节发出的噪音。布法罗大学的一名生理学家和两名医生从“在物质主体失效之前不得调用非物质主体”这一前提出发，得出结论，对膝盖和其他关节的微妙操作可以解释观察到的敲击声。福克斯姐妹向医生们发起示威挑战，后者欣然接受。在众目睽睽之下，医生仔细地控制着女孩们膝盖的位置和运动，敲击声停止了，但当女孩们恢复他们熟悉的姿势时，神秘的敲击声又回来了。当地报纸将这次演示称为“罗切斯特敲击的盛大结局”。然而，女孩们很快又回来了，这一次她们带来了铃铛，放置在桌子下面。她们走上舞台，在观众没有发出任何言语的情况下，铃铛开始自行响起，通过铃声传递了曾经由敲击声传递的信息。铃铛声解释说，这场精心设计的表演旨在证明，“通灵者在其中没有作用。”敲击通灵将医生们的挑战接入到一个改进的通信系统中，现在，这个通信系统配备了故障安全性的冗余措施（fail-safe redundancies）。
敲击通灵（偶尔是敲铃通灵）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核心，融合了观察、仪器、技术、话语和媒介。随着争议的传播，通灵组织将福克斯姐妹带上了路，举行了沿着东海岸以及远至俄亥俄州的公开演示。这些展演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科学专家们也提前赶到，在福克斯姐妹之后进行了祛魅的反对演讲。科学挑战者们为福克斯姐妹带来了销量的上升。
公众的着迷与其说反映了人们对敲击通灵的真实性的信任，不如说反映了人们对它如何利用熟悉的科学解释模式中的漏洞感到愉悦。缝隙本身并不是特别新鲜。虽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实验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和艾萨克·牛顿承认了无法解释的“隐秘原因”是他们实证分析结构中必要元素，但巴鲁赫·斯宾诺莎曾观察到，没有一个实验科学能够反驳奇迹和鬼魂的存在。科学可以围绕标准部件和程序稳定实验装置，但奇异事件必然会从偶然的缝隙中溜走或停驻在边缘。
在罗切斯特创新的敲击通灵中，将科学解释的空白置于实验关注的中心。通过将敲击的能动性归因于敲击声本身（而不是通灵者本身），福克斯姐妹以对神学或自然科学问题的无知为借口，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答案。观众们自发地收集了证词、证据并反复演示，以寻找这些声音的隐秘来源。胡扯是被假定的，但不容易通过科学实验证明。因此，提出的问题会围绕这个装置展开，永远不会完全停下来或得出某种最终结论，这让观众们去而又返，让科学家们争论不休，让敲击通灵和通灵者继续流传。
唯灵论私人化
随着福克斯姐妹将敲击通灵转变为公众消费的具体机制，降神会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姐妹及其身体的抽象机器。竞争的通灵者采用了简化的代码、标准的空间设置和问答格式来适应他们自己的圈子。“波基普西先知”戴维斯（Andrew Jefferson Davis）是降神会的最有影响力的解读者，他制定了此类召集活动的标准形式，将科学概念和技术仪器融入到降神会的空间中。他在1853年写道，为了获得最佳的降灵效果，他提倡放置导线、接地水桶和锌板，以及男女交替落座。戴维斯澄清说，这种由人类、性别、无生命、有机和无机的组合促进了“有机和生命电的补充”，并将召唤灵魂所需的时间缩短了五分之一。人体成为加速灵魂传递的活跃元素。
戴维斯的创新体现了通灵不断向民主参与转变。与当时加尔文主义者和其他主要信仰的严格和等级制度相比，降神会的圆形布置分散了权威，鼓励即兴创作，培养了亲近感。后来的降神会解读者，如唯灵论者艾玛·哈丁格，主张自发表达也是灵性交流的一部分。在指导手册《降神会的形成和行为规则》中，她鼓励参与者定期会面，预言意外事件的发生，随着冲动“写作、说话、唱歌、跳舞或做手势”，甚至鼓励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参与其中。
在19世纪50年代，诸如灵视仪（spiritoscope）和通灵板（planchetteorOuija board）等发明解开了招魂术与特定身体的捆绑。这类仪器不再需要特殊的天赋来召唤敲击通灵，允许任何个人或团体进行开箱即用的通灵实验。此外，这些装置限制了意识的作用，因为它们允许不受控制的力量流经四肢。灵视仪是操作员从视野之外的转轮中选择离散的字母，而通灵板则允许多个手放在字母选择装置上。这两种仪器引发了公众的新一轮信仰浪潮。敲击通灵的力量不再局限于被忽视的乡村地区或阴暗的沙龙聚会；现在，敲击通灵发现自己在与自我的阴暗空间和意识的缝隙进行沟通，在那里，信息可以从彼岸溜进来——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些小仪器实现的，这些仪器把人体变成了天体传输的占卜棒（divining rod）。
单身男女的机器
评论家们经常读到沃尔特·本雅明的这句话：“事实上，每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在梦想中加速了它的觉醒”，这句话是关于如何通过对现在的幻想来预见未来。唯灵论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运动，其中幻象本身为组织新的生产机器提供了材料。因此，与死者进行时空扭曲交流的梦想成为了新通信基础设施的元素。在这种观点中，唯灵论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图式，寄居在孤独的心灵或个体身体里，然后以圈子和机器的形式实现。这些机器的整合和流通弥补了现有基础设施的不足。这种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铁路和电报出现的几年前，唯灵论就在海德斯维尔爆发了，以及为什么在电影和电视出现的几十年前，唯灵论就渗透到了公共和私人娱乐的最微小的毛细血管中。
本雅明的观点还可以解释为何唯灵论在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建成前近十年就跨越大西洋传播，这些电缆在1851年至1853年间横跨了法国、德国和英国。欧洲报纸上出现的有关敲击通灵和降神会的报道和插图为巴黎、柏林、汉堡和伦敦制作通灵机器提供了工作图纸。降神会在有闲阶层中特别流行，它将闲散的身体置于刺激、性冲动的男女态度中。这是引导受压抑的女性力量的另一种方式。唯灵论不再动员城市与乡村、科学与常识、或者公共表达与无声女性之间的死角，反而成为了一台扩大男性与女性特权阶层之间性别差异的机器。
这种实践中出现了另一种创新，即“转桌”和“翻桌”。参与者不是手拉手把指尖放在通灵板上，而是围成一圈，把指尖放在桌子上，如果可能的话，男女轮流坐，把手指重叠在一起。二三十分钟后，手和手指的麻木感就会被倾斜的信息所取代，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福克斯姐妹的敲击技巧来回答问题。继续保持耐心的话，桌子会发生旋转。女性追逐男性，男性追逐女性，都由无形力量引领。然而，追逐鬼魂的概念并不被许多受过教育的参与者所接受。因此，不那么迷信的翻桌者，如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了科学的解释，即磁性和电力作用使得他们的桌子翻转。
法拉第扭转了局面
1853年，英国最著名的活跃科学家、才华横溢的公开演说家迈克尔·法拉第决定公开他对翻桌现象的看法。他向一位朋友抱怨说：“我接到了太多的询问，我想最好是让所有人立刻知道我的观点和想法。”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位同事最近发现，法拉第将桌子的运动归因于参与者肌肉的无意识运动，这些运动使桌子摇晃和位移。问题解决了。然而，真正困扰法拉第的是，人类心智的脆弱性可能会把这种行为误认为是通灵或电磁。他说：“我们的世界是多么荒谬啊，至少在人类的心灵方面是如此。多么充满矛盾啊。”因此，他决定承担起责任，把这些矛盾之处分离出来，让它们（而不是桌子）成为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猜测的对象。他要建立一个反通灵机器。
法拉第在这项任务中发挥了他的才华，他设计的装置可以使不可见的力变得可见，例如电磁感应。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实验家一样，如安德烈-玛丽·安培、查尔斯·巴贝奇和后来的艾蒂安-朱尔斯·马雷，他的实验通常侧重于记录人类感知不可见的力量，让它们在巧妙设计的实验中循环和发挥。在电磁感应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意味着通过线圈A通电，并通过电流表的指针的偏移来测量线圈B激发的磁场的短暂脉冲。这些配置设象了一个感官和理性缺陷的观察者，因此不断需要技术补充。像法拉第和马雷这样的实验主义者对德里达后来所描述的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缺乏耐心，他们更喜欢持久的痕迹和技术补充，而不是声音的证词和朴素的眼睛的见证。
尽管法拉第拥有（从字面上来说）皇家基础设施的资源，而唯灵论者则用他们自己的临时构式（ad hoc constructions）来规避和补充，但两者都参与了一种互补的基础设施逻辑。前者的设置相当于大型基础设施系统的实验室，无论是伊利运河还是铁路。它们的前提是设计相互连接的标准部件，这些部件可以在异质设备中传递力和信号。他将孤立的现象纳入一个稳定的测量和循环系统中。与他的通灵者同行一样，法拉第专注于捕捉超出既有中继和铭文系统之外的力量上。一个真正的实验机器总是部分反机器的，它的运作目的是与已有知识相悖，积极地将外来的主体引入社会秩序。
法拉第对招魂术的第一次公开干预是在《伦敦时报》上发表的一封致编辑信。信中总结了他的实验结果，并宣布计划在伦敦雅典娜俱乐部的一场表演中展示他的发现。他的精彩表演围绕着一个装置展开，这个装置由放置在翻桌者的手和桌面之间的有标记的分层卡片组成。放在桌子上的手的动作（而不是桌子的自主运动）会使卡片错位。通过这个简单的机制，法拉第展示了围绕桌子的手的分散微动如何共同使桌子倾斜。但正如法拉第在一份已发表的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个装置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它对翻桌者心智的纠正作用。”法拉第可以在卡片上添加一根长针，这根针可以左右摆动，以放大比例显示任何微小小的手部移动。由于卡片的排列提供了手部运动的持久记录，这个记录对科学家没有价值：相反，长针作用于翻桌者。一旦人们看到他们手部的无意识动作被放大并置于公正的记录器上，他们的微动作就停止了，桌子也停止了移动。如果将相同的长针移出视线，则运动就会重新开始。
法拉第设计了一台机器，通过揭示人类装置的缺失来反驳唯灵论者的说法。移除后，这台机器中的针定义了一个负空间（negative space），通过这个负空间，幻影力量作用于人类主体的思维和四肢。长针插入后，它展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是从外部显现出来的。法拉第论述的真理在于机器定义的虚空空间，而不是仅仅测量的正向力。科学实验的目的是要触及这个缝隙，并消灭那些从其中溜走的力量。
在次年的一次演讲中，法拉第谈到了翻桌争议，他将翻桌者的肆意漠视与科学实验的纪律进行了对比。他将实验描述为一种“有益的自我克制”实践，它会在实验者身上引发“缺陷的体验，而不是成就的体验”。他将这种自我毁灭的科学主题与那些翻桌者进行了对比，后者的大胆、轻信和不守纪律的欲望阻碍了他们真正观察和学习自然。
法拉第的实验以惊人的形式在报纸上公布，并通过耸人听闻的报道传播开来，这使得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叶的科学和娱乐界广泛传播。这个机器基于人类和非人类元素的脆弱整合，建立了“旨在产生符号事件的功能、流程和中断安排”，这意味着机器通过重新分配人类和自动机的元素来区分人类和自动机之间的差异。这台机器在部件之间建立了缩放比例（可以用于指令或转移的连续中断），打开了以前不存在的缝隙（在感知中，在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上），同时用巧妙的基础设施将人类和非人类整合到一个共同的中继电路中。
对称性和超越
尽管法拉第对倾斜桌子的演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桌子继续倾斜，鬼魂继续敲击。他在人类心智中发现的矛盾之处被放大，成为新游戏和新一轮招魂术反驳的舞台。由指示卡和肌肉抽搐组成的脆弱基础设施——以及惊讶的观众目光——在媒体上被报道，他所描绘的“充满矛盾”的人类，维持了他希望他的演示能够掌控的网络。他的反通灵机器充其量只是通灵机器本身的一个小变体（可能是必要的对应物）。自我否定的科学主体与唯灵论者一样，都是围绕着一系列由中继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的缝隙而构建起来的。
从示意性和对称性的角度来看，法拉第和唯灵论者都将人类的感知分散在人类和非人类的网络中。科学家通过他的实验仪器、翻转桌、技术和无意识的欲望来做到这一点。此外，法拉第和唯灵论者通过将生动的仪器引入他们的中间地带，实现了这种暗恐的重新分配。通灵针和通灵板创造了人类使用者无法简化的流动和行为。这些表演，无论是唯灵论的的还是科学的，都围绕着人类感知的盲点来构建真理。磁感应，雅典娜俱乐部的表演以及罗切斯特的演示，都以对人类感知之外的主要力量的演绎分析为中心。这些表演的空间也有所重叠。法拉第和他的潜在对手登上了19世纪中期的媒体舞台，在那里，对好奇心和自我完善的伪民主呼吁胜过了对既定权威的严格服从。最后，法拉第和他的反对者都接受了装置的真实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与较早一代的科学家和神学家有分歧，而且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也有分歧。他们拒绝了先验的假设，转而支持由良好的机器产生的事实。
然而，对称性是相对的。它不是行动者本身的固有属性，最多只是精心设计的快照的脆弱产物。在十九世纪，不对称性也出现了。首先，法拉第的方法很好地转化为其他话语和装置。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将法拉第的研究转化为数学术语，从而奠定了电磁学研究领域的基础。这种数学不需要1848年的装置。心理学家将意念运动（ideomotor movement）和其他难以察觉的现象纳入了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础。
招魂术并没有同样轻松地跨越基础设施。随着十九世纪的发展，作为一场运动，它落入了商业和组织机构的控制之下，从而削弱了它最暗恐的特征。对旅行娱乐活动进行了精简管理，并在唯灵论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更有序的通信网络。这种转变与更广泛的吸引力标准化相吻合，将其最具破坏性的方面纳入了叙事和商品化形式。此外，唯灵论的科学支持者，即所谓的通灵研究者，被证明更善于记录异常的、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不是展示适合再生产和转译的一般原理。到了二十世纪初，电报、铁路、电气照明、新闻服务和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全面推出，提供了越来越规律的服务。工业将灵魂挤压出去，将干扰作为空间和技术转型中的生产因素。
小心缝隙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翻转桌以及敲击通灵现象的逐渐消失，可以被视为它们所依赖的不稳定基础的迹象。它们的瞬时性（ephemerality）成为其非实质性的标志。尽管所有证据表明广泛的社会群体都对此感到兴奋，但还是将通灵现象的特殊表达归因于特殊的社会群体。这种方法重新塑造了唯灵论，将其视为对社会文化秩序中的缝隙做出的情境反应。这是对唯灵论的保守解读，将能动性置于抵抗和统治的辩证机器中，其运作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对分析者自身的秩序感来说是一种安慰。异境成为人类世俗世界的另一种模式，缺位和阴魂不散成为一种特征或明确的经验条件。这也可以成为对这一叙述的适当结论，以破碎的基础设施取代破碎的社会秩序。
然而，基础设施暗恐的智力运动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于1909年撰写的文章《一位“灵学研究者”的秘密》中的晚期反思为例，这篇文章写于他去世前一年，回顾了他二十五年来研究唯灵论和相关现象的历程。詹姆斯目睹了唯灵论的衰落，它在科学唯物主义面前式微，但他表示，“我们灵学研究者的希望太过操之过急，我们期待取得的进步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而是半个世纪甚至整个世纪。”而今天，正是标志这一进步的最佳时机。
像法拉第一样，詹姆斯也在唯灵论中看到了心智的矛盾展示。他将唯灵论描述为一种有意识的欺诈，它掩盖了无意识真相的存在。“对我而言，”他写道，“（灵媒的）欺诈不应该围绕着一些原本真实的核心聚集在一起，这是极其不可能的。”对詹姆斯来说，那个核心是持续沟通的前景，运行于“人类思想的盔甲”之外。
他在文章中描绘了一个无处不在、错综复杂的通信网络世界：存在着一个宇宙意识的连续体，我们的个体性在其之上建立了偶然的边界，并且我们的多个心智则像跳入母海一样陷入其中。我们的“正常”意识受到限制，以适应我们外部的地球环境，但边界在某些地方是薄弱的，来自外界的影响断断续续地渗入，显示了否则无法验证的共同联系。
这一观点表明了在唯灵论者和他们的对手之间存在另一种对称性。面对矛盾，无论是法拉第还是福克斯姐妹，都建立了一台机器，赋予它编码，并让它生产。他们将交流简化为人类个体心智的一种准认知主义属性（正因此ideo-的前缀出现在意念运动ideomotor中），通过采取自动机制和与死者交谈来驯服这些“来自彼岸的间歇性影响”。在“无法验证的共同联系”的迹象面前，他们重新建立了边界，给予了不速之客言语和姓名。但对于詹姆斯来说，唯灵论者和他们的对手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在唯灵论者用话语填补了边界的缝隙之前，在听众听到那些敲击声之前，所有人都在等待，关注着沉默，享受着在沉默中传达信息的可能。
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詹姆斯那篇文章里的进步，这使我们与唯灵论者及其调查者有了联系。虽然詹姆斯将超越人类个体心智的智慧称为意识，但今天我们却普遍缺乏指代无意识意义的概念。建筑、铭文、杠杆和手柄传达的信息直到后来才被人类意识到，这似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这类调查证实了我们认识到的大部分思想和欲望与我们周围的非人世界的要求是一致的。一个围栏边界部分拆解后，却用一堵墙取而代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个体性的围栏边界不仅是我们头脑的构想，而且是与物质世界持续关联的。街道和村庄、管道和处方药、教堂和咖啡店、算法和聚合：这些也培育了个体自我的边界，促使其在预期的地方出现和再现，巩固了断裂，并包容了另一种思维可能出现的缝隙。在这个重复能指和欲望机器的时代，敲击通灵提醒我们要当心这场游戏。
原文载于公众号：拷贝cop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