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倔强的青春

题图 风雨中一朵红棉花在枝头开放 阿坚2024年4月7日傍晚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推行，干部们纷纷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创办“五七干校”；大学生走进军队农场接受锻炼；中小学生相当多时间精力都不用于学习文化知识，而是开展学工学农学军。

1968年秋冬，父母都被解放军监禁着，没有资格去五七干校；大哥大嫂在国企当中层干部，自然要去干校，自身难保顾不上弟妹们；大姐在湛江当中医，姐夫随部队在贵州“支左”，同样顾不上弟妹们；我和弟弟、三妹、四妹分别在阳山、乐东、增城、儋县当知青，也无力照顾独守家中的五妹。年仅14岁的五妹从那时起，独立生活到18岁，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她去妈妈单位广州市政协，经常受冷落，明明上午未下班就赶到，工作人员却要午休，她只得饿着肚子等到下午才领钱。

我们下乡没多久，市委就通知五妹搬家，从法政路平园搬到吉祥路旧楼底层两房。三妹从乡下回来帮忙，干部们按财产登记核对，不准带走公家物品。搬家物品用货车运载，三妹趁乱“顺“走一张条凳。家里原有1.2米木床，放在大房正中给五妹睡，四周被书柜、沙发、桌椅堆满。小房只放得下一张木双层床，上层堆杂物，下层加张条凳铺块床板扩宽，三妹从增城回家就睡那里。所谓厨房是小房外墙砌个灶台，与另一户共用，一旦下雨屋檐滴水，就要带着竹帽干活。五妹无论搭食还是在家开伙，都吃得非常省俭。学生去分校劳动，打泥砖等重活很耗体力，其他同学可以多买一二两米饭，她有粮票却从不敢买，因为稍为松动月底就没饭吃。小时候胖乎乎被称为“妹珠”的她，发育时期未尽兴吃过想吃的东西，缺少营养，身材始终偏瘦，一直至今。邻居们都知道新来这个少女是“黑帮子女”，但她待人有礼话语不多，人们对她也没怎么样。她记得有年中秋节，共用厨房的中年夫妻，端了一碗饭给她，上面有肉有菜，说过节了吃好点吧。

物质的窘迫还可以咬牙熬过，最难承受的是精神伤害。五妹在家是最受疼爱的乖乖女，在学校是老师同学赞誉的好学生。她当过班长、少先队副大队长，还是市少年宫红领巾合唱团女声小组唱成员。文革一来，她连红小兵也没条件加入。有些同学在背后指指点点可以忽略，但老师的态度很要紧。那是六年级学农的时候，大家帮生产队收花生，班主任等老师随意吃几颗，几个女生觉得不应该，事后五妹对班主任提意见，没想到老师急了怼回一句话：“吴某某，你父母都是黑帮分子！”从不爱哭的五妹当众落泪。最近五妹小学同班聚会，老同学重提此事，后来五妹对我和四妹说起，云淡风轻。那五年我们与父母无法见面、无法通信，五妹经受考验不曾摧折，反而迅速成长，最终在政法界取得颇受注目的职业成就，令吴家亲属都以她为荣。他们从中山四路小学升上八一中学（文革时改名五十三中）后，五妹不因父母受审查而自暴自弃，表现一如既往地出色，并提出入团申请。校团委特地向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汇报，解放军来校了解情况后，同意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入团。

我在阳山没钱资助五妹，一年又三个月后才回广州探亲，唯有频繁与她通信交流思想，大姐和三妹四妹也很关心她。四个哥哥姐姐不怕艰苦当知青，对她肯定是莫大激励。四妹曾发表文章《二姐》，开篇便说：“何为人生三幸？历来各有各说各有不同标准答案。我认为：家有开明睿智父母、读书得恩师引导、事业遇伯乐相助，这便是人生最大福气，这辈子我不但三幸齐全还拥有七兄弟姐妹和睦大家庭，其中对我帮助影响最大的应是吴家二姐。”后面还写道：“下乡期间二姐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给予弟妹精神安慰和鞭策，为节省纸张每封信都是写得密密麻麻的几大页，字里行间流露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信念，对妹妹关心的情深意长，每想到这我就心生感激，在我经历成长岁月中有二姐的心血。”五妹后来选择的职业使她比我们沉稳内敛，从不发表公务以外的文章，所以我没看到过她对我的书面评价。那些年她和我的字倒很像，无形中是受到影响的。不过“字如其人”，我越写越随意，“伸手踢脚”不规矩，而五妹的字则整齐秀气。当时读够四年就算高中毕业，五妹表示要像哥哥姐姐一样上山下乡。“吴有恒专案组”找她谈话，说如果你也离开广州，你家户口簿上家庭成员一个个全迁走，你哥哥姐姐回来报临时户口也无处可报。解放军劝她接受分配，在广州一家街道工厂做工人，她这才没有去当知青。

同样是学农、学军，阿波在部队农场如鱼得水。农场位于南通市附近，位置正对常熟县阳澄湖。大学生们常去长江游泳、捉鱼、摸虾，一次他居然抓到一只硕大的蟹，够几个人饱餐一顿。另一次他们摸到一桶虾，煮熟后还请女生们来吃。后来连队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他们再去游泳。阿波由于表现好被编进炊事班，年轻力壮，干什么都不在话下。不久后农场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每个大学生都要写一份材料，交代在文革中的经历和认识。该写的真实情况他都写了，然后交给司务长。那时“吴有恒专案组”常有公函到农场，要他提供有关吴的情况，场领导自然认为他问题不小。司务长看了他的材料说，你尽替自己评功摆好，一点没有触及灵魂交代犯下的罪行。他听了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火冒三丈地顶牛：“我的确在文革中就做了那些事，材料已写得很清楚，如果你认为我犯了很大的罪行，要枪毙要坐牢随你便！”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也拿不出他有任何差错，只好不了了之。由于这个原因，他被调出炊事班，回到了生产班。炊事班毕竟是要害部门，容不得有嫌疑人存在。

那个年代恋人之间通信，也要按流行做法，开头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里面还夹杂不少政治术语，然后才写近况，还不能过于儿女情长。可惜我和阿波的通信都没有保存，否则就能看到自己当年多僵化。他是个自由散漫惯的乐天派，能吃能睡能干活就满足，我感觉他状态不错也就安心。我俩1968年10月离别，到1970年暑假才相见，那时他结束一年半部队农场锻炼，前往湖北应城石膏矿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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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在部队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