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台湾新士林学派的批评

牟宗三先生的书我喜爱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即分析深入，又感情洋溢。这两者竟然奇异地结合了在一起。在大陆的学者对于港台新儒家非常熟悉，对于台湾新士林学派较为陌生。其实就在台湾的处境而言，台湾新士林学派却掌握着话语权，他们以辅仁大学为基地，台湾的中华哲学学会很多任会长都是他们的人。牟宗三先生到台湾之后，似乎并没有谋得正式的教职，由于他搞了个人文讲习会，影响了大量的青年学子，这部分人很多海外留学后，进入台湾的各个大学。牟大师在弟子地位的加持之下，影响日渐扩大，形成了所谓的“鹅湖派”。新士林学派的很多学者早期赖教会的资助赴国外留学，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当然顺带地也接受了深入的西方哲学训练。故而，在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台湾新士林学派是重镇。

大概是遭遇到宗教进入中国要面临中国化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化中国”，所以士林学派的学者纷纷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其中以罗光、项退结等人为代表。罗光甚至还写出了一套《中国哲学思想史》。我刚刚看了一段牟措辞比较严厉的批评：

我们从未反对信教的自由，我们反对的是因信洋教而斩断与自己的文化与国族之关连，或是那些用宗教来篡窃歪曲中国文化的人。有些宗教徒，不好好传他信的教，好好地讲自己擅长的神学，而却要争取讲中国文化，争取讲四书，讲老子，讲中国哲学史，而他们讲来讲去，一定要把中国文化套在他的上帝上去讲，反正把中国文化讲得低一格或一文不值，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劳思光：《变革与传承》，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56页。）

牟先生的言有所指一目了然。记得我访学辅仁那会写了一篇文章谈新士林哲学的时候，黎建球校长就愤慨回应此一问题，他认为港台新儒家明显有着强烈的门户主见，格局太小了。

哪些属于学术批评的范畴，哪些属于文人相轻的意气用事，一时还真不好确定边界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