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十月里的十八天》第二十四章
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全书完！
24. 耶路撒冷的一场葬礼
军事司法之于司法，就像军事音乐之于音乐。
——乔治·克列孟梭
1973年12月1日，大卫·本-古里安因中风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本-古里安的遗体先停放在以色列议会，然后用直升机运到偏远的沙漠基布兹谢德博克（Sde Boker），葬在他的妻子葆拉旁边。在葬礼上，两只黑乌鸦从人们头顶飞过，扑向本-古里安的墓碑。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以色列的现实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期，不管是好是坏。当国家的损失在上个月被统计出来时，至少以20世纪的血腥标准来看，它们是非常低的。在现在被称为赎罪日战争的10月的18天里，以色列国有2,222人死亡，7,251人受伤。评论人士总是急忙补充说，从人口的百分比来看，这相当于美国失去了20多万人。但这反映出的是以色列多么的小，而不是伤亡有多大。现代战争对小国和大国来说都是致命的。2,222人的死亡人数比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珍珠港遭遇的死亡人数还要少。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估计给这个犹太国家造成了大约7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以色列纳税人只支付了其中的一半。美国慷慨地提供了2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大约是华盛顿当年向全世界提供的紧急援助的一半——海外的犹太捐助者提供了另外13亿到14亿美元。差不多在这场战争30年前，纳粹向罗马的犹太社区征收贡品，迫使其缴纳50公斤黄金后。这回罗马的犹太人为以色列筹集了100公斤黄金（价值约1000万美元）。埃及编辑默罕默德·海卡尔抱怨说，犹太捐助者在一年内给以色列提供了世界上所有阿拉伯政府五年都没有给埃及的援助。
以色列的装备损失也很快得到恢复。以色列空军损失了98架战斗机（加上两架小型飞机和两架直升机）。其中32架是F-4“鬼怪”战斗机。到11月，华盛顿已经送来36架代替它们。以色列损失了800辆坦克。但埃拉扎尔告诉政府，其中一半可以修复，美国又补充了300辆。然后是缴获的设备。开战时，以色列就有147辆在1967年缴获的苏联坦克，这些坦克换装了以色列的大炮。这一次，以色列缴获了300到400辆苏联坦克，其中四分之一的坦克完好无损，里面还有弹药。一支新的“苏联旅”已经在组建中。
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曾是一场险象环生的战斗。但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埃及第三军被包围，大马士革几乎处于火炮射程之内。几千年来，无数的国家打了无数的战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赎罪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不知何故，以色列公众仿佛透过一面游乐园的哈哈镜看待这件事。胜利以失败的形式出现。
1967年的战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也激发了期望。未能再次轻松取胜，失去了不可战胜的感觉，这些都注定会付出代价。但这只是一个部分的解释。“我们犹太人是完美主义者，”一位前议会成员带着微笑说。他的话让人回想起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苏格拉底及其倡导的批判性思维方法出现之前，以色列的后裔就被那些口吐烈火的先知责骂。在圣经中，犹太人的过失就像一个没有底的桶。当然，所有这些自我批评也有积极的一面。当你接受批评时，你也会变得更好。
以色列人将美德变成了罪恶。1973年11月18日，针对公众的强烈抗议，政府任命了一个由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西蒙·阿格拉纳特（Shimon Agranat）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这似乎是一项巧妙的政治动作。果尔达能感觉到以色列正在与自己发生冲突。委任调查委员会安抚了批评者，把问题搁置到12月选举之后。
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果尔达忘了她的圣经。犹太人不仅是有像以赛亚和耶利米那样充满愤怒的先知的民族。他们还是一个经常献祭替罪羊的民族。
这种扭曲的哈哈镜也延伸到了埃及，那里的政府（以及它控制的媒体）竭尽全力确保失败被渲染成胜利的样子。多年后，萨达特和他的妻子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写道，是以色列军队被包围，而不是埃及。埃及陆军元帅加马西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了同样的事情。直到1973年11月，加马西似乎真的相信埃及赢得了这场战争。然后，亨利·基辛格抵达开罗。
接下来是几个月艰苦的谈判。在这段时间里，埃及第三军一直命悬一线，只能靠以色列人允许通过食物、水和其他的非军事物资才能维持生存。埃及人惊恐地看到，以色列人在运河上又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桥梁，并加强了他们在运河以西的阵地，似乎是在为永久驻扎在那里做准备。埃及人以小规模冲突作为回应，在停火后的几个月里杀死了15名以色列士兵。但当事态失控时，以色列人阻止第三军获得补给，埃及人也就停止了行动。萨达特眼看着自己夺回西奈半岛的梦想已然破灭，于是病倒了。11月，他开始尿血。
1月中旬，萨达特在三个关键点上都做出了让步：以色列人可以留在西奈隘口以西，埃及只允许在运河以东部署象征性的部队，最重要的是，埃及的地对空导弹必须向西撤退，退出未来西奈战场的范围。如果埃及再次攻击以色列，它的部队将毫无保护的遭到空中攻击，几乎没有机会对抗以色列空军。简而言之，埃及得到了运河。但它不再拥有发动战争的选择。
总体来说，这与摩西·戴扬在1972年提出的中期协议提议几乎相同，但开罗当时拒绝了。穆罕默德·海卡尔写道：“从军事角度看，停战协议使埃及的处境比10月6日之前更糟糕，因为不可能重新开始消耗战。” 听到这些条款后，加马西将军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试图掩藏他的泪水。果尔达和她的部长们也没有轻松签署。但当他们签署时，基辛格开玩笑说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成功说服以色列人同意他们自己的提议。
以色列明智地允许将限制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军队的部署的条款写入停战协议之外的一封由所有各方签署的单独信函中。这使萨达特能够向他的公众隐瞒协议的这一方面，至少实现了他战争目标中的一个。埃及已经恢复了其国家荣誉。
对外人来说，似乎埃及赢得了这场战争。毕竟，不是获胜方才扩大领土吗？只有少数研究该地区的学者知道，埃及只是得到了达扬多年前提出的东西。只有少数人理解耶路撒冷实现了其主要的战争目标：埃及对以色列的战争已经结束。军队的减少和地对空导弹的撤除使开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失去西奈半岛90%以上领土的情况下达成和平，要么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当听到埃及同意另一项协议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非常愤怒。“你明白你在做什么吗?”他对着电话对萨达特喊道。阿萨德恳求费萨尔维持石油禁运。在1973年11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基辛格暗示美国可能会诉诸武力来打破禁运。沙特阿拉伯威胁说，如果这样做，将炸毁油田。但最终还是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石油国家需要资金，并渴望在价格突然飙升中获利。1974年3月18日，禁运被解除。
阿萨德几乎没有什么筹码。他交出了一份被叙利亚囚禁的以色列战俘名单。作为回报，基辛格让伊朗国王在与伊拉克接壤的边境集结军队，迫使萨达姆·侯赛因从叙利亚撤军。因此，阿萨德政权的一个主要威胁被消除了。在几乎没有剩余筹码的情况下，阿萨德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消耗战。仅在1974年4月，叙利亚就向以色列“突出部”发射了4.1万枚炮弹，几乎每天24小时每分钟一枚。在1974年的消耗战中，总共有442名以色列人死亡，而叙利亚的伤亡人数则不得而知。但最终，阿萨德被迫接受了与埃及类似的协议。叙利亚得到了一小块土地，其中包括空荡荡的边境城镇库奈特拉，作为回报，叙利亚将地对空导弹撤到足够远的地方，使未来的任何军事冒险都不可能发生。以色列人实现了他们的主要军事目标。几十年来，戈兰边境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平静的地区。至于叙利亚，它获得的土地仅够埋葬它的死者。
1974年2月3日，星期天，一位报社记者走出总理府，看到一名士兵站在大门对面的山上，手里拿着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达扬辞职！”这名士兵是莫提·阿什肯纳兹上尉，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这是唯一顶住埃及进攻的运河堡垒。
记者报道了这名预备役上尉举着手写标语的故事，第二天，一名受伤的士兵从病床上起来直接加入了阿什肯纳兹的行列。口口相传吸引了更多的预备役军人前来，其中一些人刚从前线回来就来了。2月6日，当第一次有电视摄制组来到这里时，阿什肯纳兹履行了对紧张不安的警察的承诺，并要求直接从现役部队过来的士兵不要带枪。然后，他拿出自己微薄的积蓄，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两英寸的小广告，宣传2月17日的抗议活动。到这时，他知道这样的抗议活动需要许可证，所以他去了政府办公室填写表格。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估计会有多少人到场。他想了一分钟，为了保险起见，他预测了一千。拿着许可证，他回到总理府大门口，看到东西让他屏住了呼吸。那里已经有一千多人了。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于1973年11月18日由政府任命。阿格拉纳特法官的第一项任务是任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首先选择了摩西·兰道（Moshe Landau），一位受人尊敬的最高法院法官，因主持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而名声大噪。阿格拉纳特还选择了国家审计长伊察克·内本扎尔（Yitzchak Nebentzal），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因为他正直的声誉而被选中。这就留下了最后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都留给了有军事背景的人。
几十年后，就在果尔达去世之前，她的速记员说，她亲眼看到达扬告诉果尔达，只有前参谋长海姆·拉斯科夫加入调查小组，他才会支持成立调查委员会。拉斯科夫被任命，同样被任命的还有前参谋长长亚丁（Yigael Yadin），后者也被认为与达扬关系密切。然后是决定允许委员会调查什么的问题。政府只授权调查两件事：导致被突然袭击的情报失误，以及军队在战争初期的防御。这是一项奇怪的任务，就像仅仅根据珍珠港事件来判断美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一样。
委员会召开了一年多的会议。它听取了90名证人的证词，并让调查人员收集了另外188名证人的证词。它的调查结果总共有两千多页，分为1974年发表的两份临时报告和1975年发表的一份最终报告。
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规范之处。阿格拉纳特法官告诉每一位军官：“我建议你们不要请律师。如果你们这样做，将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埃拉扎尔问委员会成员他是否需要律师，他们告诉他：“在这个小组中，你有五名辩护律师。”这种严重的违反司法道德的行为导致大多数将军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毫无防备的被问讯。只有摩西·达扬明白这一切的走向。他无视委员会的要求，组建了一个由未来的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领导的精英法律小组。
还有其他不规范的传言。有人说，委员会审订的记录被秘密送交给达扬，使他得以篡改他的证词。还有人说他们看到文件被撕碎。证人串通一气，特别是关于隐瞒侯赛因国王于1973年9月对果尔达的警告。而且，委员会拒绝听取巴列夫将军的证词。巴列夫是战前以色列防御计划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但大家都知道他与埃拉扎尔关系密切。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第一份中期报告于1974年4月2日发布。这份报告只有33页，仅占最终报告篇幅的1%。但第一份中期报告是人们记忆中的报告。另外两份报告直到几十年后才解密。奇怪的是，尽管大部分调查尚未进行，但第一份中期报告却包含了委员会的结论。
核心发现并不具有争议性，对内行的人来说甚至有些显而易见。委员会发现情报失误是由三个因素引起的：（1）对“概念”的“顽固”坚持，委员会将“概念”描述为一种假设，即埃及在获得远程战斗机之前不会发动战争；（2）泽拉向军方承诺他能充分提前警告敌人的意图，尽管他实际上不能；（3）阿曼未能解读明显的战争迹象。在机密的第二份中期报告中，委员会承认每个情报机构都必须依赖于“概念”，否则它将无法运作。因此，对这些假设应仅作为“出发点”而不是“顽固”坚持的“教训”显然是后见之明。然而，委员会的另一个教训是有道理的。阿曼的主要失败——除了傲慢之外——是其对来自高级来源的“黄金情报”的依赖，如埃及官员马尔万或“特别措施”。委员会引用了对珍珠港袭击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依靠在从现场收集的多个迹象，评估会更为准确；而不应仅依赖于单一来源，无论该来源有多么可靠。
导致震撼的是与个人责任相关的调查结果。
委员会赦免了果尔达。调查发现，许多关键情报都对她保密，而且在战争爆发前的日子里，她做了一名总理应该做的所有事情。尽管她承担着总理的全部责任，但这很难成为要求她辞职的理由，尤其是在战争结束仅仅两个月后，以色列公众就在民意调查中给了她一个响亮的信任票。
摩西·达扬也逃脱了惩罚。委员会发现，尽管他对军事事务负有全面责任，但他没有私人情报机构来反驳阿曼告诉他的事情。委员会进一步的结论是，鉴于阿曼的成功记录，他有理由依靠阿曼，他没有义务去实地调查以形成自己的判断。
不出所料，委员会发现泽拉将军未能履行其职责。奇怪的是，报告只是简单地提到了“特别措施”——阿曼的监听设备被认为是终极“保险”——以及泽拉对上级撒谎的事实，他说他启动了监听设备，而实际上他没有启动。雅科夫·哈斯代上校是调查委员会的主要调查人员之一，他在2022年还活着，接受了采访。他说，与“特别措施”有关的许多文件没有到达委员会，因此他们对这些措施只有基本的了解。此外，他们认为，即使启动了，或者泽拉说的是真话，也无法避免这次被突袭。取而代之，报告批评他忽略了相反的观点，以及他的“过度自信和把自己当作所有情报评估的最后定论者”。委员会建议解除泽拉和他的三名助理在阿曼的职位。对于这位被广泛认为是取代埃拉扎尔成为下一任参谋长的主要候选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迅速的罢免。
戈南也被追究了责任，但这一发现只是让他失去了一个较小的职位。达扬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把他解职了，并让他接任之前由一名上校担任的职务。中期报告不过是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如果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就此打住，它的报告可能就不会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它的事实调查结果非常准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即使在戈南的秘密录音带三十年后曝光后，新材料也没有与报告中的任何内容相矛盾。至于个人责任的结论，至少以上所述的结论，都是有道理的，有事实根据的。
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这与参谋长大卫·埃拉查有关。
4月2日晚，埃拉扎尔在总参谋部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受邀者被要求在到达之前收听晚上10点的广播新闻报告。用一位将军的话说，他们听到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得出结论，大卫·埃拉扎将军未能履行军队总参谋长的职责，并建议替换他。
当半小时后召开总参谋部的会议时，埃拉扎尔走进来并朗读了一封他起草的为自己辩护的信。读完后，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就离开了。随后，他的助手出现并通知所有人会议结束了。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他们感到震惊。是的，埃拉扎尔犯了错误；所有的将军都会犯错。但他做出了赢得战争的所有关键决定。他冒险判断约旦不会进攻，然后派遣他唯一的后备师北上。他通过轰炸大马士革威慑了约旦不要加入战争，并把战争推到叙利亚境内。在南部，他没有像达扬建议的那样撤退到隘口；相反，他下令渡过苏伊士运河，进行了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取得了胜利。这些引人注目的表现，正是坐在那张桌子周围的将军们亲眼见证的。“委员会怎么看不到这一点？”有人问。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它对达扬的看法相呼应，只是正好相反：尽管阿曼有成功的历史记录，但埃拉扎尔不应该依赖它的评估；埃拉扎尔应该到实地去，自己估量一下情况。委员会忽略了泽拉对埃拉扎尔隐瞒重要情报并在启动“特别措施”的问题上对他撒了谎的事实。
果尔达感到震惊。在阅读报告后，她去见了一位老朋友，埃夫赖姆·卡茨尔（Ephraim Katzir），他担任了仪式性的总统职务。她告诉他，她认出了写作风格，它属于拉斯科夫和亚丁，而不是阿格拉纳特。她补充说，达扬的影子遍布整个报告。
显而易见，委员会以不同的标准评判了达扬和埃拉扎尔。正如总参谋部的一名成员指出的那样，当泽拉和阿曼提出他们的评估时，这两人实际上是坐在一起的。然而，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认为埃拉扎尔有责任去实地评估，而达扬则没有。这一发现更加离奇，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最终有权动员预备役的人是国防部长，而不是总参谋长。更为重要的是，在10月6日的早晨，是埃拉扎尔想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而不是达扬。拉斯科夫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委员会要求埃拉扎尔辞职的唯一目的是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以色列国防军的准备不足是不可接受的。从孤立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严厉但可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在达扬得到的评判背景下看，这只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裁决。
如果是达扬策划了整个事情，那么这就是他终身的错误。如果埃拉扎尔被免责，果尔达和达扬也很有可能脱罪。当埃拉扎尔下台时，以色列公众并没有得出结论认为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对他过于严厉。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证明委员会对果尔达和达扬不够严厉的证据。
此时，加入莫蒂·阿什肯纳齐在总理府大门口守夜的抗议者人数已经膨胀到两万五千人。1967年5月，公众的强烈抗议将达扬推上国防部长的宝座；现在，另一场抗议迫使他辞职。在1974年4月9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当着达扬的面，部长们公开讨论是否应该推迟任命埃拉扎尔的接班人，因为可能很快会有一位新的国防部长想要任命自己的人。于是，在6月3日，摩西·达扬辞职了。
果尔达本人在部长们中仍然很受欢迎，但她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她的癌症在1973年6月战争爆发前就复发了；1974年1月，她患了一场痛苦的带状疱疹。此外，在战争期间，她的内心似乎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尽管她魅力非凡，精通英语，但她几乎没有公开露面，即使是那些战时政治家通常会做的事情，比如去医院看望伤员。她看望了伤员；只是在没有媒体在场的情况下做了这件事。在她过去曾大放异彩的一个领域——向海外的犹太捐赠者募集资金——她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12月的竞选活动中，她也几乎没有公开露面。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战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她，说她看起来像是患有临床抑郁症。
1974年4月10日，果尔达·梅厄辞去了总理职务。在所有尘埃落定之时，一场彻底的接替发生了。在以色列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同时更迭。埃及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果尔达的最后几年很艰难。她的老朋友卡茨尔总统说她曾经来过他家，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说：“我不想活了。”她透露她反复做噩梦。在梦中，她家的每个角落都有一部电话响个不停。她不敢拿起任何一个听筒...... 然后她会在一间寂静、漆黑的屋子里汗流浃背地醒来。
果尔达·梅厄于1978年12月8日去世，享年80岁。对抗来自阿拉伯世界、莫斯科，尤其是华盛顿的压力是任何以色列总理工作的一部分。在离任后，摩西·达扬——一个不善于赞扬的强硬人士——情感激动地说，没有哪位以色列总理比果尔达·梅厄更坚韧地抵制过那种压力。这些话今天仍然如1974年他说出时一样真实。这仍然是她坟墓上最美的花朵。
沙穆埃尔·戈南从不怀疑是谁策划了他的垮台。到1973年秋天，他对达扬的仇恨像一千个太阳一样燃烧着。谣言四起，说他打算杀死达扬，然后自杀。战前，戈南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恐惧。战争结束后，人们可以随意地嘲笑他。戈南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在非洲发家致富。看过1979年电影《现代启示录》的以色列人认为，疯狂的库尔茨上校这个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在现实中，他成了一名不幸的士兵，生活在丛林中，身无分文，孤身一人。1987年，一名以色列记者找到了他，形容他“衬衫里包裹着一个巨大的肚子，不是啤酒肚，而是装满沮丧和绝望的肚子”。 记者获得了独家新闻，戈南证实他确实认真考虑过杀死达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尝试纠正这一切的人竟然是戈南的宿敌，阿里尔·沙龙。沙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但后来展现出了人性的一面。作为利库德集团的高级官员，沙龙提出让戈南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之一贝尔谢巴市市长的候选人。但戈南对此毫无兴趣。
沙穆埃尔“戈罗迪什”·戈南于1991年9月30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1岁。以色列一位知名专栏作家阿姆农·阿布拉莫维奇写道：“他不过是自己的牺牲品…… 他想要摆脱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污点，但如果他不是那么愚蠢的话，他早就知道不用远行非洲也能做到这一点。” 伊扎克·拉宾对戈南的印象不同。是的，在赎罪日战争的早期，他也犯过错误。但也有其他的日子。事实上，在三场战争中，他都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拉宾问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把人捧到天上，然后又把他们打得粉碎？我们如何治愈这种疾病呢？”
以色列空军的经验表明，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所采取的做法是愚蠢的。如果空军指挥官本尼·佩莱德在战争初期的错误为人所知，那他也会被迫辞职。但是空军的高级军官们团结一致，保持沉默，让风波从他们身上掠过。空军在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三份报告中几乎没有被提及。这让佩莱德回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规划、工程和技术——并设计出了一个克制地空导弹的方案。这个方案仍然是保密的，尽管苏联的消息来源表明，以色列开发的一种新武器——无人驾驶飞机——取代了“蛇蝎美人”飞机的角色。在1982年的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没有损失一架飞机的情况下摧毁了所有的苏联地对空导弹。佩莱德于2002年去世，人们满怀深情地缅怀他。
海姆·巴列夫同样在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所有三份报告中毫发无损。但就在阿什肯纳齐的抗议运动似乎日渐式微的时候，塞拉芬的英雄阿萨·卡德蒙尼带着他所有的能量来到了这里。阿什肯纳齐把注意力集中在达扬身上，而卡德蒙尼把所有的愤怒都指向了巴列夫。在20世纪，一个军人失去名誉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他的好名声和“防线”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安德烈·马其诺，还是后来的海姆·巴列夫。
巴列夫防线成了著名的士兵坟墓，被认为是战争初期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巴列夫指出，组成这条防线的堡垒只是一个包括坦克和火炮的更广泛计划的一小部分，批评这个计划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没有得到执行。巴列夫将其类比为一个精心设计的银行金库锁，最终因为有人忘记关门而失败。他的计划在戈兰高地北部得到执行，并发挥了作用。此外，在消耗战的猛烈炮击中，没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死在堡垒内。巴列夫在1974年遭到指责时，有数百名以色列士兵死于叙利亚在突出部的炮击，因为那里没有堡垒保护他们。没有人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
海姆·巴列夫于1994年5月7日死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享年69岁（在以色列，这种病被称为“海姆·巴列夫病”)。在悼念者队伍中，第一个与巴列夫遗孀握手的是他的宿敌阿里尔·沙龙，他再次展现了他的复杂性格中正派的一面。这一举动受到了巴列夫一家的欢迎。他的儿子甚至把它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道歉”。
这一姿态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如果巴列夫在1969年如愿以偿的话，沙龙的军旅生涯就会在那时结束，而且从此不太可能再有人听到他的消息。赎罪日战争造就了阿里尔·沙龙。1973年之前，他的战功令人印象深刻，但其他几十位将军也是如此。现在，他在同类中脱颖而出，成为横渡运河的英雄。以色列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乌里·米尔斯坦称沙龙是“赎罪日战争中无可争议的英雄”。他的名声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埃及人把他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归功于他。
在报告的一个秘密部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未具名的批评一名将军有“法庭记者”随行。这几乎是委员会对沙龙最接近批评的一次了。1974年1月，他对记者发表了不明智的评论，大意是说有时候军官不应该服从命令。当他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他更懂事了。他声称自己被错误引用，并说：“我相信必须严格遵守所有命令。”
没过多久，勇敢的沙龙就展示了他对无视命令的真实感觉。他的政治生涯——比他的军事生涯更像过山车——始于1982年带领以色列进入一场失败的黎巴嫩战争。梅纳赫姆·贝京名义上是沙龙的上级，他不好意思地说，“在行动之前或之后，我都会得到通知。”不过，沙龙在2001年至2006年的五年总理任期中也取得了成功。在此期间，沙龙击败了巴勒斯坦的阿克萨起义，并从加沙撤出。
最后，在2006年沙龙因中风致残后，他的大多数同胞回顾了他动荡的任期，认为以色列政府在讨价还价中取得了胜利。最温暖的话语来自他的部下。四十年后回顾这场战争，阿姆农·雷谢夫说：“即使有沙龙在赎罪日战争中犯下的所有错误和违规行为，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他的勇敢和精英领导，渡河行动永远不会成功。以色列民族欠他一个大人情。”
"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是我所遇到的真正高尚之人之一，“ 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知道将成为以色列在十月战争中不公正的替罪羊，然而他默默忍受并有尊严的承受自己的命运。” 埃拉扎尔告诉他的朋友伊兹哈克·拉宾，如果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本来会提出法律辩护的。不少顶级律师自愿免费为他辩护。但埃拉扎尔正忙于重建军队，没有时间参与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他确信该委员会会免除他责任。 1979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未来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对象的声誉受到威胁时提前警告他们。
对大卫·埃拉扎尔说，这项举措来得太晚了。他的妻子说，在他辞职后，他会在晚上独自开车四处游荡，在自己的愤怒中备受煎熬。表面上，他平静而又庄重地生活着。但有几次在亲密的朋友中间，他崩溃了，哭了起来。1976年，他决定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曾经见过一位名叫哈诺克·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作家。但后来他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50岁。埃拉扎尔在耶路撒冷受了隆重的葬礼。
在埃拉扎尔的助手的帮助下，巴托夫继续进行了这个项目，并写出了可能是希伯来语言中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传记。在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国家，它在第一个月就售出了五万册。这将是许多对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判决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见解的书籍中的第一本。
四十年后，他的遗孀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她相信他的心脏病发作与辞职有关。但她迅速补充说，人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大卫·埃拉扎尔在毕生的牺牲和为国家服务的岁月中留下了辉煌的军事记录。然而，这个国家以诽谤和忘恩负义的方式回报了他。
阿曼的长官埃利·泽拉在战争结束后基本上消失了。工党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人，向他提供了以色列最大银行的重要职位。但他受够了工党的体制，并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他想要作为顾问独立工作。在战争二十周年之际，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这对恢复他的声誉没有太大帮助。他的核心论点是，尽管整个以色列领导层都被愚弄，但只有他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这是他多年来在机密圈子里一直在说的一种含糊的论断：阿什拉夫·马尔万是一名双重间谍。
他的怀疑始于1980年萨阿德·沙兹利将他的回忆录公开发表。在此书发表后，沙兹利被判死刑，不得不逃离埃及，这表明其内容是准确的。沙兹利说，就像加马西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埃及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4月都没有进攻的意图。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五月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但作为我的战略欺骗计划的一部分，我……采取了各种动员措施，使以色列人相信战争即将爆发。”那么，为什么马尔万在12月和5月都警告即将发动攻击呢？此外，马尔万在接受沙特谢赫亚马尼传记的采访中表示，他参加了1973年8月萨达特和费萨尔国王之间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萨达特告诉费萨尔，战争将很快爆发。为什么马尔万在八月告诉以色列人没有计划发动战争，然后等到最后一刻才发出警告呢？
其他人，特别是前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同样坚持认为马尔万是以色列的合法间谍。那位埃及军官也认为埃及将在12月和5月发动进攻，所以显然马尔万有某种依据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马尔万等到10月才发出警报呢？也许是因为那时他才得知实际日期。或者以色列间谍大师拉菲·艾所说的话最能解释这一点。他总是会说，你必须始终记住，没有双面间谍；只有三面间谍。有他们服务的国家，他们背叛的国家，然后有第三个最高的忠诚，即对自己的忠诚。他的意思是，马尔万是个叛徒，但他对埃及仍然有一些忠诚，因此希望给以色列人提供的信息仅限于保持金钱流动所需的最低限度。扎米尔提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如果马尔万是双面间谍，他根本不会警告以色列人。
2002年12月21日，埃及报纸《金字塔报》报道阿什拉夫·马尔万是以色列间谍。故事取材于对一位住在伦敦的以色列历史学家阿赫龙·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的采访。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马尔万当时是一位住在伦敦的富商，享受着阿拉伯社会顶层的生活。在不同时期，他与穆阿迈尔·卡扎菲和穆罕默德·法耶德都关系密切。法耶德是伦敦的亿万富翁商人，他的儿子多迪与戴安娜王妃有过恋爱关系，直到两人在巴黎的一场车祸中丧生。马尔万的女儿嫁给了埃及前外交部长、时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的儿子。
扎米尔指责泽拉向布雷格曼泄露了马尔万的姓名。一位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领导的仲裁小组发现这是真实的。泽拉从未透露泄露以色列最伟大间谍之一的姓名的动机。无论原因如何，都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但在对案件进行多年审理后，2012年7月8日，国家检察官选择撤销此案，理由是泽拉的年龄——当时他已经84岁——以及“将以色列少将推向法庭的严重影响”。这是又一个让人震惊的法律决定。
在2007年6月27日，阿什拉夫·马尔万被发现死在他伦敦公寓第五层阳台下的人行道上。苏格兰场无法排除谋杀、意外或自杀的可能性。马尔万的家人确信这不是自杀。大多数以色列情报分析人员认为他是被埃及人谋杀的。尽管如此，在开罗，他却得到了一个英雄的葬礼。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发表声明说，马尔万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很难说这份声明是发自内心还是出于避免尴尬的原因。唯一确定的是阿什拉夫·马尔万死时是一个英雄。问题是，他是哪个国家英雄？
1977年1月的一个凉爽的早晨，安瓦尔·萨达特正在接受一名黎巴嫩记者的采访，记者突然注意到他身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萨达特转过身来，看到远处升起了一缕烟雾，还有一群抗议者朝他的房子走去。萨达特在卫兵的陪同下逃离，并得知类似的抗议活动在埃及各地爆发。引发危机的原因是取消了使埃及贫困人口能够负担得起基本食品的补贴。萨达特违背诺言，调集军队对付埃及人民。到动乱被平息时，171名埃及人死亡。
萨达特试图通过抢夺利比亚的一些油井来解决他的经济困境。这一努力失败了。在陷入绝境之际，他震惊了世界，前往耶路撒冷进行和平谈判。他的对手是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裹在迷雾中，套着不合身的西装一个谜团。贝京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自由战士，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奇怪的政治矛盾：在外交政策上是激进的右翼分子，而在国内政策上是同样激进的自由派。
一开始不太顺利。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说，他愿意接受的条件只有“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的）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他补充说，“你们已经找到了道德和法律上的理由，在一块不属于你们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贝京站起来，与其说是在发表演讲，不如说是在反驳。“不，先生，我们没有占领外国领土。我们回到了祖国。”
谈判停滞了将近一年。最棘手的问题是“关联”这个老问题——萨达特拒绝签署一个单独的和平条约，或者任何不包括巴勒斯坦国的条约。1978年9月17日，各方在戴维营签署框架协议时，萨达特做出了让步。以色列通过正常化实现了全面和平，它保留了对其他领土的控制（只承诺巴勒斯坦人自治），只是从西奈半岛撤军。这是利瓦伊·艾希科尔在1967年夏天向纳赛尔提出的条件。也是果尔达在1970年初向萨达特提出的提议。
这项协议在以色列很受欢迎。该法案在以色列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这也提升了贝京的声誉，使他在以色列公众的一次又一次民意调查中位居最受欢迎总理的前列（尽管经济管理不善，黎巴嫩战争失败）。同样的民意调查总是把果尔达排在最后。果尔达取得了胜利，使贝京得以实现和平。但似乎没有人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这并非偶然。以色列有许多人选择从赎罪日战争中吸取“教训”，即以色列必须用土地换取和平。他们反复讲述的历史是，果尔达选择了战争而不是撤退，所以以色列先打了一场战争，然后撤退。这个神话的基本原则是萨达特一直想要和平，如果1971年果达达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的提议，赎罪日战争就可以避免，而且只有在赎罪日战争失败之后，以色列才醒悟过来，同意归还西奈半岛。似乎没有什么能打破这个神话，甚至萨达特的遗孀吉汉（Jihan）在1987年接受以色列一家报纸采访时说的话也没有打破这个神话，当时她说：“我不同意那些说萨达特在1973年之前试图实现真正和平的说法。我相信他只想要一个停火协议，仅此而已。”
这项和平协议在埃及极不受欢迎。一个被告知赢得了1973年战争的国家没有心情放弃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斗争。条约签署后，以色列外交官在开罗与穆罕默德·海卡尔在同一栋建筑内办公。每次和以色列人一起乘坐电梯时，他都会面朝墙，背对以色列人。吉汉·萨达特写道，有时候她的丈夫去上班了，她不知道他是否会活着回来。1981年10月6日，埃及庆祝横渡运河。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天不担心他的生命。但就在那天的阅兵游行中，一位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布利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跑到检阅台，枪杀了安瓦尔·萨达特。他享年六十二岁。
用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话来说，萨达特是“第一位被自己的人民杀害的埃及法老”。出席他葬礼的有很多外国领导人，而埃及民众就不那么多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庆祝活动。埃及大使馆所在的德黑兰街道以刺客伊斯拉布利的名字重新命名。
大马士革举行了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与埃及总统不同的是，阿萨德从未鼓吹过叙利亚取得任何重大胜利。他无意媾和，可能认为他最好是摆出一副蔑视敌人和渴望复仇的姿态。当面临与萨达特同样的选择时——要么是失去土地的和平，要么是与以色列的和平——阿萨德选择了继续战斗。因此，叙利亚从未夺回戈兰高地。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萨达特的继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总是确保与以色列保持尽可能冷淡的关系。“冷和平”一词由此产生。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签署的第二个和平条约而产生两国关系是同样冷淡。
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这些阿拉伯小国选择了一种不同的对以色列关系。不到两年后，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年贸易额达到近10亿美元，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贸易额的两倍多。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如果没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这些条约都不会发生。如果以色列没有赢得赎罪日战争，和平条约就永远不会出现。
萨达特被暗杀后，摩西·达扬应邀在以色列电视上露面，以纪念这位第一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人。达扬被贝京任命为外交部长，并在谈判过程中认识了萨达特。此时，达扬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在戴维营，他走路时直接撞上了一棵树。
这次电视采访是达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不久，一位政治家到他家拜访，问他为什么把家中所有的灯都关了。达扬摸索着走进房间，说他没有必要开灯。他失明了。觉察到客人的不安，他赶紧补充道：“我的痛苦不会持续太久。”两个星期后，他死了。享年66岁。
他的最后几年并不容易。有一次，他在赫茨尔山上的战争死难者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讲时，有人冲他喊道：“杀人犯！”一位资深工党政客被记者问到，他认为战后达扬会做什么。他回答说，他希望达扬的余生都能在一个军人公墓里当个看门人。他死后情况并没有好转。2003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典型的尖刻文章后，他的儿子乌迪（Udi）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给编辑写了一封信：“大家坚持下去，继续向我父亲埋在纳哈拉尔（Nahalal）的尸体射击，每个人都有弹药。”
达扬的助手兼前任主管西蒙·佩雷斯对他始终忠诚。他说：“达扬有一种罕见的品质：他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战斗和取胜，他知道在可能的时候如何谈判。”佩雷斯本可以补充说，达扬还是以色列军队的战术和精神创始人，这是这个犹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然而，就像埃拉扎尔一样，他的事业和遗产不知何故以诽谤和忘恩负义告终。
人们只能希望总有一天会进行重新评估，提供对达扬更加平衡的观点，对果尔达·梅厄更加准确的看法。如果那一天到来，果尔达将在以色列总理中占据她应有的地位，成为本-古里安和艾什科尔之后以色列伟大的战时领导人之一。
果尔达在她的回忆录中结束时预言总有一天会有和平，只要以色列保持强大。虽然她没有活到看到第一份条约签署——萨达特、贝京和卡特总统之间的仪式是在她去世三个月后发生的——但她与任何人一样，共同打造了一个足够强大以赢得这一奖杯的以色列。因此，她的回忆录必须作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又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