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二哥杜元陪父亲上坟
陪父亲上坟
作者：杜元
（时间距上次回杜川为伯父伯母三周年祭三年四个月）
原计划４月４日陪父亲往杜川老家，但行前父亲打电话给老家孙子杜亚军，知今年清明，即４月５日为戊日，故忌之，扫墓应提前一天进行，遂提前前往。
４月３日上午８时与父亲和朋友赵鲁寓到兰州汽车东站乘８时30分发往平凉的“快客”（票价45元），等到发车时已是９时许。一路昏睡，无语，似乎三人没有关系。１２时30分到达312国道静宁县城路边，坐三马子，一人１元到静宁县汽车站，问到一辆14:20发往曹务的破烂小巴车，讲好车价每人５元后，抽空到车站外去吃饭。赵不吃鸡、猪肉，就吃牛肉面。在车站附近居然有三四家牛肉面馆，都很小，进去五六个人就会溢出来。选了一家进去，感觉刚能坐下。饭价２元，与兰州一样，但其味甚差，与兰州两样；也没有“健康碗”，筷子也是所谓一次性消费之筷（快）也（这种禁止不了的木筷，使用之前一定要轻轻磨擦，去掉毛刺，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扎到嘴唇或者舌头上）。不过由此也能看出兰州口味的消费正在悄悄波及地州和小县城，并逐步改变那里的胃口。另外也看不到几年前在静宁县城满街的“中华一绝”或“烧鸡大王”等等招牌与拦路叫卖烧鸡、锅盔的情景。烧鸡和锅盔已被静宁人自己做烂做臭，为过路人不取。不过，奇怪的是“静宁烧鸡”到兰州还居然安家落戶，占领了鸡肉王国中一定的市场份额。就在十几天前去广武门上班时，见到一群老头老太太在一家新开张的中华一绝“静宁烧鸡”分店（其实是窗口）前排成长队，立购大王烧鸡，而旁边两家老窗口“罈子鸡”和“药膳鸡”前，可以罗雀。到单位说这一“新闻”场面，有人说：“那是买一赠一”使然。心想：人民还是爱沾便宜。
三人吃了牛大碗，便问厕所何在，店主说：“从右手一个大门里进去，直往里走，在修车处能找到。”问车站有无？答曰：“车站要收三角钱呢。”于是按所指点，在一老院深处果然找到。这种所在可在甘肃所有的县城里找到，要不了多久，它将会悄然消失（或许移到临近马路的地方搞个收费的公厕，养活十几个下岗职工）。它们大同小异，高台深坑，其味浓烈，无遮无拦，一看便是六七十年代的建设风格——木隔断、木踏板，甚至还有木门晃荡，上面用红漆喷着：“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或者“大小便入坑”。入厕，见两个小孩，一蹲坑，另一个在里边玩耍，还不时说着什么。这令人想起小时候也会躲在这等场所玩耍的情形，因为，只有在这等地方可以躲开大人们的视线，在有公开秘密的地方从事秘密的活动。
出来时，赵也寻到此处，点头而过。此大院原来是一坐厂房，估计是农机厂之类。人字形墻面的上方，分明看到用红漆写下的黑体空心字：“工业学大庆”！这样的遗迹越来越少了，想拍下来，但又撒懒而去，不知当否感慨。进站时在站内的水果摊上购香蕉一把、芦柑数斤。算帐，老赵执意付款。摊主说：“你帐算的好，不像本地人，故意少算。”购买这些水果主要是为了上坟使用，余下的可哄哄小孩的嘴。水果摊位挤满了车站的门口，而水果大多失了水份，土头土脸的样子，梨和苹果状如土豆，已发黑变质，但其价不菲。这令人想起旧社会或物资奇缺的少年时代。但是乡下人依然把它买去了分给他们的孩子，大人是舍不得这种消费，哄哄自己的嘴的。开往静宁县曹务乡的车上也没有几个人，不像第一次、第二次回老家时非要把人挤成肉饼不可的样子。一路上开始拍ＤＶ，断断续续。老赵也不时地对车上的人拍照。一小脚老太太问他的头为什么这么光，他似乎没听明白。乘客也陆陆续续地上，下。最后剩下我们三人。大约四十公里的路程走了１小时30分，车刚刚到老家的公路口，父亲喊道：“到了到了！”付车资15元下车。若是去临夏乘坐私人车主的车辆，在中途便会索要车钱，且车价会因人而异，吵架，辱骂，甚至动手也是家常便饭。故乱要车价，乱砍车价也很是离谱，不像这静宁的司机票员，下车收乘客主动交来的钱，乘客上车也不问票价，共同墨守成规，踏踏实实地走亲访友。
杜家川（村）坐落在黄土山坡合围的沟口的前面，通往村子的路与过去一样还是那么熟悉。父亲和老赵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拍摄。突然父亲转过身来悄悄说：“你不要给他们钱了，我给他们都准备了。”我点头称是。我想，我要一直跟着父亲拍，拍他的后背……因为我是应他的要求，选择清明节前陪他回故乡来上坟，这也使我发现他的后背是那么单薄，在川谷的疾风拂来的时候，在下午临近黃昏的阳光下走向他曾经出入过无数次的小路时，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这种“轻”与“厚重”无关。父亲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但他严于律己，不多吃一嘴，不多喝一口，把病情牢牢控制在哥哥给他的检测仪器的指标之内，一有波动，他会深挖原因，拿出对策，不惜肌肤之痛的代价。对此家人毫无办法，因为他尊医嘱，重科学。可以说，他能写出一部关于糖尿病的著作来。“糖尿病病人”（这是他的口头禅）的特点是瘦、馋，但他更瘦、更不馋，所以他几乎身轻如燕（不过已没有多少力气）。老家的亲戚乡亲都说他比三年前更加精神了。“沒有想到你还能回来烧纸！”如此礼颂之辞，不绝于耳。这些称道之语我爱听，让它回荡在耳伴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在清明时节回故乡陪他老人家上坟，成为名正言顺的理由。
进村的路不长，大约四五分钟，不到一千米。两分钟之内父亲碰到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人，看样子是亲戚，估计是小辈。寒喧之后，他转身调车，执意要陪父亲进村。中途又遇父亲同辈的老者，寒喧之热情，在偏僻的乡村是少见的。我曾经在这个叔叔家中吃过在老家从未吃过的、可以断定是最丰盛的晚饭——那是与大妹八九年前的春节去探望伯父母的时候。路虽很短，父亲的步伐却很急（他一辈子都急切，似乎要赶着干完什么事情），一路上匆匆招呼，遇到的人更多，遇到的亲戚也更亲。在村子的“中央广场”，他站着大约寒喧了五分钟，然后到最近的、也是最亲的孙子家，即父亲三哥，我的伯伯的旧宅中落脚。回家，就是回到伯伯生活过的院落里，这是自然而然、不言自明、大家默认的事了。一切按部就班，不会有人来反对。洗、喝、吃；寒喧、说话、拉家常；老熟人、远处的亲戚，也闻风而来，气氛更加热闹。所带水果、糕点除了上坟所需，分发给侄子的儿女们，再来者也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话题有时要围绕着吃水问题，但吃水现在已不是问题了，因为家家已通上了自来水，（从地下打出，用水泵提到山上的蓄水池，再用导水管通往各家各户），而且水质不错，可以泡茶来喝。父亲由衷地啧啧称道：“这就好！这就好！”以前村子里的人吃水、牲口饮水都要从山沟的一眼泉中舀取，因为缺水，附近村子的人也吃这眼泉的水。老家喝茶的习惯是将茶叶置于小罐，注水煎熬，清出汤汁，围炉而饮。这种浓酽茶汤，如无茶力，便同醉酒。方圆几百公里，或是近千公里地方的人们都有如此饮茶的习惯，这是因为水质不好，含碱量大，泡茶来喝，如同喝盐碱水。每次与父亲说起那眼泉水，均要遭到他理直气壮地“纠正”（就像我们有时候争论时事问题，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妥协、不让步），岂是咸水，就是好“水”，正如村子里所有的人所说的，这眼泉水比别的地方的水都要甜。不过老家确实是改变了很多，虽然村子的格局依然如故，居住的条件依然如故，但村中有了好几家小卖部，商品以及食品的种类丰富，酒价合适（村人善饮）；村中小学的学生穿戴也与城市学生区别不大，尤其是通了电话和有线电视，党中央的声音随时都可以听到，伊拉克战争随时都可以了解，人们的脸上不再是一种（麻木）表情了。这能不让父亲高兴吗？因要安排次日，即４月４日到爷爷坟上动土之事，与父亲到我堂弟家说知。堂弟杜文坛不在（在县城文体局工作）。他在老家有地，他的奶奶也是我的大奶奶，均葬于他的地中，故父亲要征得同意——这当然没有异意，只是行礼仪而已。晚，文坛回（是专为上坟，在外工作的人都得在此时回来），上坟议事均在情理之中。近10时，父亲到他那堂弟家去睡。与文坛和两个侄子、村中赵大夫吃酒，老赵在一旁看电视。酒过几巡，话题不断，国际国内，无所不谈；纵横天下，忧国忧民。文坛第一次见面时就印象深刻，以后每次回老家都有缘相见。记得三年前谈我画的“杜川夕照”题材时，还有争论；他以为夕照有晚象，而我觉得夕照辉煌。现在他更加老成持重，对未来，对后半生安排有序，让人感慨不尽。五瓶银川酒下肚，赵大夫大醉，倒卧于榻。我与老赵安排睡在侄子亚军家的热炕（热炕滚滚，备受煎熬。不过却是醒酒的好处所）。
４月４日晨起，与老赵从院子出来，见朝霞满目，阳光明媚，村头的老榆树兀立在春色里，田野一派生机。有人在麦地中除草，地气腾升，有无言的欣喜。拍了一些老榆树的镜头和田野风光。老榆树是进入村子的标志，在很远的公路上就能看见。以前以为它是槐树，但在侄子的口中知它居然是榆树，让我惊讶。“榆柳绕堂”是何等风光的情景。让我沉重的是它已枯死在场院之中。春天到了，它浑身发黑，树皮也掉了下来，像一个衣服破烂的流亡者。我手中的机器拍不出它支向天空的、最后的姿态，留不下完整的图像。它虽已寿终，但仍然支立，未遭砍伐，正如庄子所云，因其材无用而终享。比上戈壁胡杨的壮硕高大，它的单薄——那种轻之又轻的单薄使我心痛。在中军家，上坟所需的献碗、水果、糕点、酒、香烟和最重要的烧纸都已准备齐全，置于一盘，拿了三把铁锨，与父亲、姑姑（父亲的同母异父妹妹，从别处赶来）、文坛、中军、亚军（执盘）、老赵一起穿村过沟到文坛的“封地”，祖父的坟头。我依然跟在后面拍。因要给坟上掊土（以便年长月久好辨认），先祭“厚土之主”——在坟的后面响炮、燃香、烧纸、叩头，然后才取土添坟（响炮据说是给神灵打招呼）。父亲也取几锨土，以示念想。然后响炮、燃香、烧纸、祭酒、分撒献物、叩头。如此依次到太爷、太太、大爷、伯父、伯母的安息之地，很快就把仪式做完了。接着，中午与父亲、姑姑和老赵由姑姑领着，乘车到东方温堡乡的公路边一地中给奶奶烧纸，只有姑姑知道奶奶埋葬的地方。这是一块不知是由谁家耕种的田地，冬麦苗长出有两寸来长，有一老妇正在一旁除草。在麦田中央，姑姑指着脚下的地方说：“就在这里。”我想，也是大概在这里吧。然后是响炮、燃香、烧纸、祭酒、分撒献物、叩头。这是我所上的唯一一次无坟之坟。我不知自己想到了什么，很麻木，无奈更是一种多余。我用镜头拍摄下烧纸的灰烬……很快也就办完了仪式。回杜川村子的路上父亲和姑姑——他们兄妹俩走在一起，指着路，回忆曾经流淌的小河，回忆残缺和无法弥补的记忆……我发现他们相隔得是那么远，那样陌生，那样令我不能面对，虽然姑姑不时叫着：“哥。哥。”（如果我要写下真实的情景，如上所述即为不假，但这不是全部，也不可能成为全部。）姑姑好像憋了很久，要对我说一件事。我说：“行！你说。”她说：“你妹妹想拉个电灯，没有钱，你能不能帮一下。”我问：“拉个电灯需要多少钱？”姑姑说：“二三百个元就够了。”我说：“行。”老赵说：“我赞助一百。”父亲接着说：“我们每人一百。”我说老赵出门不容易，你们就算了，我来给。当即给了姑姑二百。姑姑接钱时，父亲说：“你给给你妹妹。”我到哪里去给呢？她的家在山里，那里属庄浪县，何况我又没见过面。盛情难却，中午饭是在姑姑的亲家。吃面条，两碟素菜，喝了几杯酒。我与老赵先行出来，父亲与他们拉家常。
等到下午３时许，等到家族里的人去为先祖烧纸献祭的时刻到来时，我们这些亲近的一族在另一位叔叔的带领下，从很陡的山坡抄近路去祖坟。父亲与叔叔似乎是故地重遊，回忆起小时候一起放羊奔跑在这条山路上的事来。山坡上的风很大，很锐利，虽是春风，但不是春风满面的那样舒服。一行人看到老坟所在之地时，还未见从另一路上坟的族人。叔叔说：“这里避风，休息一下。等他们上来再过去。”于是，席地而坐，说些闲话。太阳依旧照着，在避风处很温暖。远处的六盘山很远，天空很蓝，很深，白云被风撕裂成细细的丝状物，可有可无；对面的土山、台地在阳光下成为白土色的那种很亮的颜色，绿色在这黄土高原的巨大围堵中，似乎突然逃逸而去。而脚下松软的、黑色的、还未播种的台地里，突然发现有很多黑灰色的蜘蛛，像武侠片中的刀客，在破碎的城堡之间奔走。还捡到了小时候（临夏）玩过的贝壳，有的已成化石 。没人说过这块土地不属于地球，不属于中国，它与他们同样古老……看见从另一路上来了人，我们便动身前往，汇在一处，每人拿着献祭用品提在篮子里，或端在盘子上。烧纸是最主要的，它也是亡人的通行证。老家的冥币均为白色，村中央的供销社就有卖的，四季都不会短缺。一般是整张纸裁二或裁四，然后用通行的人民币按在上面默印即可。在高处一块更大的台地里，一个族人说：“老坟就在这里。”这同样是一块无坟之坟，早已成为其他村子的人耕种的土地。几十个老少男人一同跪下——这似乎是法定的男人的活动（只有一个女孩来代表家人）。然后响炮、燃香、烧纸、献祭。最后，等把所有的冥纸燃烧成灰烬，有一人出一声不大、但谁都能听清的声音：“磕头！”大家同时三叩头，仪式即算完毕；然后，又隔几步跪下……如是三次，完成祭祖。
遗憾的是我将ＤＶ磁带用完，未能拍摄下在老坟的祭祀场面。老赵虽说拍了照片，还不知能否用上。之前给老赵说起一人，从老坟与父亲等分手后，由侄子亚军领路，探访３公里外，在山湾中居住的父亲静宁中学的同学张世孔先生。他是当地有名的阴阳，能书能画（文坛说，古代有文化的人都是阴阳）。张阴阳三年前为伯父母烧纸时被请来作祭文等事时，与父亲相见，时隔近半世。找到张先生家时，院中唯有一妇人答问：“在屋里。”但见房门紧闭，不禁纳闷。推门而入，见有三人（似乎是在密谈什么）。张先生起立，但他驼背很厉害，几乎是弓着腰，在窄小且堆叠着许多杂物的屋内，走动像是在转圈。惶然问答，方知我等为谁，便招呼就坐。倒茶，上烟，又从一老式斗柜中摸索了好大一会儿，取出一塑料袋花卷和蒸馍，说是后人早上从南湖乡（庄浪县）带来的，很新鲜，让我们吃。又说三年前那次祭事，见我父亲，感慨之下，写下数百言，书于四条幅。但我等次日返回，不成相送。于是翻箱倒柜找出所书，逐一字句地释读。老先生已有八十多岁，此时窥见他老泪闪动，突然不知做何为好。遂代谢携归，交于父亲。父觉其辞过誉，不符实情。等回到兰州，发现又未带其书，不胜感慨耳。几年前曾想写一写父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曾写过他的童年，“童年的路”——一篇不悲不伤，不哀不痛的记叙文；当我要求他写下文革中的遭遇和经历时，他断然拒绝了。现在，在我叙述祖坟上烧纸的那一刻，已经结尾了，因为我无法完整地描述父亲的一生，他的苦，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无奈……童年的路也许展现了他的全部，他的一生，也许如他所说是“挣扎着活呢”。在兰州父亲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看望了他们的老朋友丁姨姨。他不愿多住第三夜，第三天中午赶回了临夏 。
2003.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