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脱轨，任何单一国家权力都已不能节制

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主权国家对外的排他性因为全球性网络的出现而逐渐萎缩，对内的绝对性却因为人群的离散和社会关系的松解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威力。

通过正式国际组织之间的约定和实际上经济的互相依赖，以及文化交流造成的涵化，今天的世界已经无法分割为若干个绝对的主权国家，每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在某些方面放弃一部分主权，以求得全球性的共存，这一新的形势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

从好的方面说，国家在集体的国际秩序下必须放弃一部分主权。

例如，因为世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人类使用的能源造成了空气大规模的“碳化”，其后果则是全球性的气候变暖。

任何一个单独的主权国家都必须认识到，全世界共享一个大气层，各国都必须接受国际协议，共同节用能源，针对“碳化”现象各自努力，约束其利用能源的方式。

又例如，全球性的世界卫生组织帮助每一个成员方解决了许多公共卫生问题，使得瘟疫不致蔓延。

联合国确实缓解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联合国这一涵盖全球的国际组织虽然还只是一个空架子，却也在许多情况下使国与国之间的争执有了一个彼此辩论的场合，不至于立刻就动刀兵。

数十年来，区域性的变乱从未停歇，大规模的全球冲突却也没有出现。 联合国这个空架子还是有其一定功能的。

从坏的方面说，经济全球化下，发展程度不一的国家必须在同一个场合内彼此共存，形成新的经济分工。

例如，在那些人力成本高昂的国家，工厂主将工厂迁移到工资低廉的国家，以节省生产成本。

对于前者来说，工人们失去了工作机会，而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对后者而言，本来没有工作的人有了工作机会，但大部分的利润却没有留在这些国家，而是转移到了投资者所在的富国。

不仅工厂迁移，所谓业务外包也一样将许多工作从经济发达国家转移到经济落后的国家。 若干工作，例如美国的会计、翻译、电话接线员等，都往往经由电子信息传播渠道，外包给印度和菲律宾的包工组织。

大型零售商，例如沃尔玛，从中国和印度等地订购商品，在美国出售。 这种做法相对压低了美国的零售物价，使一般老百姓有能力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可是，很多本来生产同样商品的小厂家却不能够再维持原有的生产线，许多劳工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大型零售商使许多劳工失去了工作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抹去了原来各国之间的经济界线。

高工资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低工资的新兴工业地区，原本输出商品的国家因为产业转移，变成商品的输入国。 进出口贸易的逆差，使得美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地区，由盈余一变而为负债。

这些国家不得不发行债券，拖延结算债务的时间。

另一种避债方式，则是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 这一方法乃是双刃剑，反过来也会增加输入资源的负担。 经济学家们对于国家债务，要么通过膨胀信用刺激经济，要么收缩经济、节约度日。

前几年，欧洲若干国家的经济因为负债太重濒临破产，欧盟不得不倾力干预，由较富的国家接下债务。 这一欧债危机几乎拉垮半个世界。

日本拥有大量国际债权，却不能拯救本国经济的停滞。

日本经济的疲软已经有三十年之久，至今没有振兴的方法。 日本的企业家、富有者拥有足以敌国的资产，但是，他们的财富似乎都逃避在外，日本政府没法征收他们的税款，以挹注不足。

大家都认为，美国应当以日本为鉴，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日本无法拯救本国经济的停滞

在前一篇谈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时，我们曾经提过，以货币作为商品的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下，有跨区域获利的机会，也找到了将财富藏于境外的漏洞，对于这些游走于国际的资金及其获得的利润，国家的权威完全无法征收其应付的税负。

而在工业生产分散的局面下，国家对于垄断市场的大商家以及操纵市场的金融业者一筹莫展，无法以“反托拉斯法”约束其不当行为。

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脱轨，任何单一国家的权力都已经不再能约束和节制经济的放任。

今天的人类社会，常以民主与自由作为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

西方民主政治有其基督教信仰中“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公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己个人的权利委托于国家。

在这一共同体内，个人主义还是存在的要件。

对内而言，在主权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内，人民本来有权约束国家公权力，使得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

以美国为例，联邦权力与州权和地方权，从立国以来就有一定的彼此制衡，可以尽可能地约束联邦权力代表的国家公权力。

但在今天这个流动性极高的社会，人们很难认定自己是哪一个地区或哪一州的长期居民。

个人在各地迁移流转，无法在任何地方生根，而国家权力却无所不在。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权力反而更为强大。

个人在各地迁移流转，国家的公权力反而更为强大

而在那些集权的国家，公权力自然掌握了更多的统治工具，除了与公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人之外，一般百姓无法躲避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更遑论向公权力挑战。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主权国家对外的排他性因为全球性网络的出现而逐渐萎缩，对内的绝对性却因为人群的离散和社会关系的松解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威力。

不论对内、对外，数百年来被视为常态的主权国家，今天似乎也走到了不得不变的局面。

国际秩序能够逐渐代替排外的国家主权，对于迈进世界大同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而，如何一方面将国家权威保持到足以维持治安，也足以矫正第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偏差，以社会福利的公义匡正贫富悬殊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为国家权力掌握了强大的统治机器，使人民无所逃于国家威柄，因此丧失平衡国家的基本权利？

个人主义与国家共同体之间，主权国家与人类社会的普世共同体之间，无不必须找到适当的调和，方能消除紧张，重建互利共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