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比尔·波特 1-2章
20C80S末来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和历史踪迹，探访了散居各地的隐修者（安妮宝贝序）
作者比尔·波特：1972年去往台湾，在佛教寺庙生活了三年：天亮前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腿太痛就读书。三年后离开隐居在一个山村，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决定自己去寻访中国隐士。1989年开始《空谷幽兰》（2001年）：隐士（大多常年在山上居住，过最简单的生活，自己种土豆、蔬菜，吃松树的松针和花粉，遵循严格的戒律。戒律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 理想意念：在云中，在松下，在尘世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生活。所需的只是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相反：他们或者承担着深重的孤独与贫寒，栖息在僻静无人抵达之处，或者在寺庙忍受着游客喧嚣、琐碎杂务、无所事事，或者疾病缠身，平静等待死亡。他们的生活里并不是没有缺陷的，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拥有灵魂深处纯粹而坚定的一簇火焰，那就是坚 持和相信自己的修行。道教徒和佛教徒追求的是不变的东西：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 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山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此书最为普及的意义）。
译者：明洁 “游终南山 独坐群峰上，胸臆自开张。风拂长松静，泉响落花香。古道生幽草，梵钟渺仙乡。昔人何处去？孤云独徜徉。” （让人想起李翱的《赠药山高僧惟俨》）：“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馀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作者2006年：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隐士很像研究生：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的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 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寒山诗》、《石屋山居诗》。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吃的很少，穿的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但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是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里。大约一千六百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 许由：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高士传》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牢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字治子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许由为了清除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 舜：“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不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处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chi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北京广济寺——陕西大同——恒山（五岳中最北）——五台山（大智文殊欧萨的古道场四大佛教圣山最北。没有隐士：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除非他们愿意被找到”）——西安旅游（是一个朝代在此建都。草堂寺（西安西南方向两个小时行驶）：一千六百年前，鸠摩罗什曾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路上有一座塔，有道宣（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的编年史）的舍利，绕石塔右行三匝。这里就是终南山。“1959年，赖特在《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在其后的岁月里却遭到清除。（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指导作者的修行）——离开西安地区，开始横穿大路的“奥德赛”。
太姥山（福建省东北部）：1939年搬进山东，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梦里，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下山拜访了两位隐士，送了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
福州——厦门——香港——台湾：做好了准备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八月上旬回到大陆。但是经费有限，去了隐士的天堂。
第二章：月亮山 终南山既指一座山，也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神话传说的“终南山”：范围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三千五百公里。 三千年前的“终南山”“南山”：从河南省三门峡的黄河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八百公里。《诗经》：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 一千年前的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称为“秦岭”： 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南北中国分界线、中国两条河流的主要分水岭。（ 自从一百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小米和玉米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主要支流渭河，南坡的溪流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 如今的“终南山”：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两千六百米高的山峰，又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 只包括秦岭最北段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
如今的解释：“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多座山”。这样，终南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实际很牵强。 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祇qi的家。（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源于同一个字，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走“禹步”进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巫师、萨满），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关于萨满： 萨满→隐士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宗教百科全书》：“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再这样的社会中，出神和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的状态中，萨满离开她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她所在的团体福利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萨满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的紧密联系。 渊源：启（夏朝皇帝、萨满）进入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启是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就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河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老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河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中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主要当作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的萨满的重要性：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在发现大麻的地方，做了碳测验测出遗址已经五千多年了，还发现了一把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可以使用某些特殊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不可以使用） 萨满教在中国的一个发现：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六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它的大臣们只能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事在终南山附近。 公元前五千年：半坡遗址（最早的文字和萨满艺术例证）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 公元前三千年：龙山文化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公元前两千年）：大禹创建夏朝（在仰韶—龙山文化基础上编纂 《山海经》）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第二个千年：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萨满出现了危机。 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总结和概括：米尔西亚·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麦斯派罗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兵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他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了下来。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时间要比被城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如月如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第三章 举世皆浊 直到公元3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有一章专门讲隐士，开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除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目标——修道。道是通往尘廛chan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中庸之道恐怕不能再天下实行了），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儒家治世之道而非道家出世修身之道）。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的旋转（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关于治世之道还是修身的辩论（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楚辞·渔父》：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不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屈原在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三闾大夫的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有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离骚》里他写道：“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zhan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mi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画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仍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迁居到了首阳山，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微生，为了抵抗饥饿，唱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插语：如今很多人不以为然，这些人，没有看到兄弟二人完全可以当国君，却依然拒绝，并且为了兄弟不难堪而出走孤竹国，光明磊落，诚信礼让，兄友弟恭，堪称道德楷模；没有看到二人拦马据理力争，不畏刀斧加身，勇气可嘉；没有看到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气节高尚；没有看到二人的行为激励了多少文人志士，却只是用猥琐的眼光去调侃，忽视历史背景去指责，岂不谬乎？！ 在《论语》中，孔子评价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孟子称伯夷为“圣之清者”。 不过，不是所有求道者都会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诸葛亮、张良。 张良：祖先世代韩国（今河南）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活得足够长，开始的时候就隐居到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走出隐居生活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做到了。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以残暴统治闻名，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尽管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活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山村里，他在那里隐居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马徽为师。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曾被流放前曾经供职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的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了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的一位人选时，三顾茅庐才得到诸葛亮的接见。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哪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陨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雨陨落于其中的山谷。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曾给他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夫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他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隐居和从政被看做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从宫廷中被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章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隐士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璞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的更清楚得了：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其真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第四章 访道 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月亮的盈亏（阴阳） “道”这个字最初指的是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而变化着的月亮掌握着所有秘密。 在将近五千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请教长生不老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两千年后的《庄子》一书中：“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
道教的发展：黄帝（广成子）（道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归于黄帝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和把道教的发展和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钟南山逗留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把这个孩子交到了尹喜手里）——道教传遍北方（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合称为“黄老之学”，是华夏道学的渊薮，形成于东周战国时代，盛行于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际）
公元前100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100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的足矣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老子： 根据最早的记载，老子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一生下来就须发皓白了。后来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做守藏室的史官。 ①“无为”，两千年前，在皇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道可道，非常道。” ②修行的秘诀。 ③“礼”。老子八十八岁时，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史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道教经典里） 还有一个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的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夙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受到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欢迎，在此之前，他在钟南山的瞭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从天空中从东向西飘过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路过，而后他就某得了守函谷关的职位，老子到了以后他辞去新工作邀请他去函谷关西面二百五十公里处的楼观台。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给了他。
作者决定跟随足迹，函谷关——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出了西安的西大门——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马王镇的村庄（1955年出土的黄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都和镐都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两百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遗址时在《道德经》里写到“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西，大王县，向南，户县（展览馆，1958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洛志俭的《终南胜景》 ）——向西，渡过涝河，十公里后，向附近一个祖痷村的小村庄开去，重阳宫： 建于13世纪，供奉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从军不久后就看透了生命的虚幻，搬到这一带开始休息佛教禅定，几年后在终南山漫游遇到道教仙人吕洞宾和汉钟离，得到了道教秘密口授，度过了七年的光阴三人生活在岩洞里，王重阳称之为“活死人墓”，在王重阳的著作里，他把禅宗、理学和传统的道教重点养生三者结合在一起，公元前1170年，王重阳辞世，此前他成功地把自己对道的领悟传给了远在山东的七位弟子，四位弟子将他的遗体运回了他过去“坟墓”的所在地，按照儒家哀悼父母的习俗，四位弟子在坟墓附近搭了茅屋，在这一带呆了三年，三年后，离开这里弘扬师傅的教法，1222年，四位弟子中的邱长春终于成功到达了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军营，并且在他那里争取到了一道诏书，保证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全真派就被认为是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持者，在传统的道教修行如炼金术、气功和禅定之外，全真派又建立起了道观制度。重阳宫修建不久后，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宗教建筑，的到蒙古王室的支持，容纳了一万名道士和道姑（乾道坤道） ——向西进发，大约十五公里后，在田河宽阔的沙质河床上，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平地凸起，就是楼观台，《道德经》的家。 楼观台：在古代，统治者都认为掌握天道的知识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是至关重要的，战役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天气，而朝代的盛衰则是要看彗星的尾巴，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创建后不久，据说康王曾经命人在这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瞭望台，离丰都、镐都骑马要一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