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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译文学经典？有必要吗？

鲤NEWRITING 2024-04-25 16:33:27 北京

同一本书怎么有这么多翻译版本？几乎所有外国文学读者都有过这样的疑问。当我们在书架或购物车浏览各个译本，挑得眼花缭乱时，难免感到奇怪：明明这本文学经典已经被翻译过了，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重译？真的有必要吗？

重译行为到底是不是偷懒，重译本算不算资源浪费，对于这些质疑，今天的这篇文章给出了它的观点。读完后，你或许会对重译现象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鲤》编辑部

重译作品正被应用于图书封面设计中

当你在图书馆或书店的书架上浏览格里高尔·萨姆莎或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冒险故事时，你可能会面临难以抉择的困境。该选哪个版本的《变形记》或《罪与罚》呢？在一家藏书齐全的图书馆或书店里，你可以找到这两本文学经典的十多种不同的英文翻译版本。

我们这里谈论的，并非不同的版本，而是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文字。事实上，当人们说自己读过卡夫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实际阅读的是威拉和埃德温·缪尔、苏珊·伯诺夫斯基、克里斯托弗·蒙克里夫，再或者康斯坦斯·加内特、大卫·麦克达夫或迈克尔·卡茨等人的文字——而他们还只是这两本世界名著的英文译者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你应该选择哪个翻译版本呢？大多数读者会用选购母语作品时的标准来选择：对某个出版社或书系的喜爱、导言和其他附加文本、价格、书封等。很少有人在选择时受到译者声誉的影响，译者是翻译文学中的隐形人物，他们是翻译过程中沉默的演员，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当然也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角色。

再说，为什么要这么纠结于一本书？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还有无数的书在等待译者的第一个译本——尤其是英语，全世界都在广泛地翻译英语，但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却很少。

如果翻译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无法阅读源语言的读者理解这本书，那么重译显然没有太大用处。然而，今天很少有说英语的人阅读但丁、塞万提斯或拉伯雷的百年英译本，不用说更古老的了；相反，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人（就此而言，还有说英语的人）还在继续阅读他们自己语言中主要作者的作品，哪怕这种语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阅读过程中，会有长篇解释性的注释来适当辅助理解。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不断重译外国文学名著呢？因为经典是一种我们永远不会停止重译的文本，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把问题中的关系颠倒了过来。重译现象既是矛盾的，又是每一种文化所固有的，翻译历史学家米歇尔·巴拉德（Michel Ballard）认为，它是翻译史上为数不多的不变特征之一。

当然，人们主张重译，背后有很多原因。多数情况下，重译(或新译，出版商显然更喜欢这样称呼它们)是出于对先前翻译的不满：例如，因为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或道德审查，翻译可能曾剥夺了读者对这本书中某些方面的了解。如今已没必要用这种独断专行的方式来令文本与其源文化脱钩了。要让新读者们理解一本书，最简单的决定就是“过滤”掉某些文化(比如食物、习惯、运动或其他特定文化项目)。

另一些情况下，人们不满之前的翻译版本，也可能是因为译文错误或不准确——这源于译者的失误或有限的资源。想想互联网出现之前，翻译人员拥有怎样的工作条件吧；对于他们来说，核查最基本的事实可能就需要数天研究，哪怕那只是在30年前。

以翻译史上最著名的所谓“错误”之一——米开朗基罗“摩西像”头上的角为例吧。米开朗基罗根据约1100年前圣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翻译（对翻译来说，这是最长的寿命）进行了创作，而希伯来语是一种辅音语言，省略了元音指示，从而在《出埃及记》的关键段落中导致了keren（有角的）和karan（闪耀的）之间的歧义。而杰罗姆将它翻译为“有角的”，这启发了后世许多基督教艺术作品创作的灵感，但所有当代的《圣经》翻译都把接受十诫时的摩西描绘成面带光彩、笑容满面的样子。夏加尔的“跨语义”翻译巧妙地再现了这种可能存在的歧义，他在另一种媒介中找到了赋予摩西真正“光之角”的方法。

左图：米开朗基罗，摩西，1513-1515. 右图：马克·夏加尔，摩西接受十诫，1950-1952. 作者提供

重译的最常见理由之一，是翻译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那么“原著”呢？当然，它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方式有所不同。原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成熟，而翻译则往往愈显怪诞。这种差异本质上在于原著和翻译的地位不同：作为衍生文本，翻译不能脱离其来源的原始文本而存在，这种次要地位剥夺了它作为“真正”文学文本的权威性。此外，语言学的语料库能够证明，翻译在风格上往往比原文更为保守，因此可能缺乏文学杰作特有的的冲击力。

译文过时，也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文本所处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某些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文化元素：在今天，解释寿司是什么的脚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十分滑稽。有时，重新翻译会带来重大变化，无论是标题、人物名字还是关键概念，这往往会引发评论家和读者的激烈反应。加缪的主人公是陌生人还是局外人(以及小说开头死去的是他的“mother”、“mommy”还是“maman”)是有争议的，这确实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讨论。

重新翻译也可能会令人不安，因为它将相对主义引入了一种明确而独特的解释中。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将这定义为“普鲁斯特的祖母效应”，这是因为她在阅读《奥德赛》的新译本时，发现尤利西斯变成了奥德修斯，不禁感到失望。其他学者，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注意到，面对经典作品的新译本时，一些读者会开始怀旧。某些情况下，被认为是“原作”的那些文本其实是衍生品：例如，最新的卡夫卡作品重译采用了“新”的德语文本，摆脱了马克斯·勃罗德对原文的编辑。

在某些情况下，重译完全是出于商业或编辑原因，因为出一个新的译本可能比重新发行旧译本更容易、更便宜、更赚钱（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在安托瓦纳·贝尔曼（1990年）之后，这一领域的先锋翻译学者提出了“重译假设”，以描述翻译-重译系列的方向。根据这种假设，第一次翻译往往倾向于成为介绍性作品，通过“归化”外国文本使其被目标读者接受，而重译则更倾向于接近源文本并展示其多重面貌。这种逐渐趋于与“原著”完美一致的愿景确实令人着迷，但不切实际，因为它未能考虑到重译背后的多种原因。作为反例，人们可能会想起17世纪至18世纪，即所谓的“自由翻译”时代。那时对于希腊和拉丁经典的自由翻译（或改编）大多都是重译，但却与原始文本尽可能拉开了距离。

我们能否预测经典作品重译的时间与频率呢？目前已有几种假设：每个世纪、每代人、每20年……然而，文学经典的翻译-重译系列中鲜有规律性可言，还出现了难以预测的间隔、跳跃或加速。目前存在几个案例分析，但仍没有针对特定时期、类型或国家提供可靠的、大规模的统计数据的详尽研究。

我们唯一能预测的是，当被捧上神坛的作者的书变成公版（在欧洲，通常是作者去世70年后），重译的高峰便会出现。此时，出版商为了利用作者的文化影响力，必会发行他们的新版本书籍。例如，在2015年初的几周内，土耳其读者发现《小王子》竟有30个版本问市, 这正好是在该小说进入欧洲公共领域之后（但请注意，目前它在法国和美国尚未进入公共领域）。

1994年，巴黎新索邦大学的伊莎贝尔·科洛姆巴特教授预测21世纪将是再翻译的时代。即将出现的研究将告诉我们是否确实如此。有一点毋庸置疑：重译有着光明的前景。它是对唯一翻译观的完美解药，并提醒我们每次翻译都将依赖于一种特殊的解释和重写过程。多次阅读就像变形一样，并不是罪恶，而是文学活力和读者乐趣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