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生存论的政治？What Is Existential Politics?

偶然看到的，觉得有趣就翻译下来了……

来源：https://metamoderna.org/what-is-existential-politics/

by Hanzi Freinacht

Published 19 January, 2021

Hanzi Freinacht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著有《倾听的社会》、《北欧意识形态》以及即将出版的《历史的6种隐藏模式》和《战胜资本主义》。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过的。

“要想面对面地看到普遍且无处不在的真理之灵，一个人必须能够像爱自己一样爱最卑微的造物。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不能回避任何生活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真理的虔诚让我进入了政治领域。我可以毫不犹豫、但也完全谦卑地说，那些说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并不知道宗教意味着什么。” ——甘地

将政治的意识形态或筹划建立在完全“理性的”或“世俗的”基础之上，现在是、将来仍是愚蠢的行为。纯粹的理性永远无法回答政治最终应该是什么，只能回答我们如何最有可能实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政治的手段可以或多或少是理性的；是的，有一些组织社会的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合理，但是，首先确定哪些目标值得奋斗始终完全超出了理性的范围。

以下是 Hanzi Freinacht 所著《北欧意识形态：元现代政治指南，第二册》的摘录，稍有编辑。这是元现代思想系列的第二本书，一部流行哲学著作，研究心理发展的本质及其政治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您将了解生存论政治（Existential Politics）的观念，这是《北欧意识形态》提出的六种新政治形式之一。

我们生命中最珍惜的东西决定了我们为社会设定的目标。因此，政治是非常主观的。我敢说它内在地是生存论的，因为我们与世界、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认为什么是正义的和道德的。因此，政治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世俗和客观事务。

正如大卫·休谟曾经说过的那样，理性注定永远是激情的奴隶。因此，作为理性的生物，我们不得不为政治动物的意志服务。

首先，我们是情感生物，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决定了怎样行动才是理性的。我们也是意识形态生物，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总是取决于这同一个社会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还是宗教生物，我们总是坚持某种关于现实（reality）的总体叙述，这也是某种最普遍意义上的宗教。而且，我们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生物；我们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只有通过某种方式与“存在之物（what is）”相关，我们才存在。

因此，“政治的目的应该是找到各种理性目标，这些目标本身不受任何关于正义与美的信念和假设的影响”，这种说法必定始终是一个童话。

理性只能被应用在那些关于事实真相的主张之上；它可以确定某个特定行动方针在实现其目标方面有多合理。然而，目标本身是否合理，只能通过以下方式确定：在“关于目标之感知价值的主观真理主张”和“关于目标之正义性的主体间真理主张”之间进行权衡。

因此，在没有首先确定何为美、何为正义的情况下，就去询问什么做法是理性的，这毫无意义。反过来，何为美和正义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叙述，而这又是我们如何与生存（existence）本身相关联的结果。

于是，政治是一个深刻的生存论事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可能把政治与“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所造就的各种个人经历的极大多样性，以及我们与生存的相应的关联方式割裂开。

因此，如果政治已经无可否认地是生存论的，那么，将生存论事务（the existential）始终置于政治之外、仅限于个人或“私人”领域，这是否明智？这样一来，整个政治领域——这个人类自我组织成为社会的舞台——不就完全受制于决定我们为何如此行事、为何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内在过程和深层心理吗？我们难道真的应该停止公开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支撑彼此，以在深层意义上达成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更有成效的根本关系”的所有进程吗？

这些问题驱使我们超越传统的工具理性，进入更深层次的、共享的精神性理性的第二层领域。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超理性的领域。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创造一个更理性的、更世俗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许首先——在更深的意义上是更超理性的和世俗的。我在《倾听的社会》一书中描述的这第二种世俗主义并不把现代的理性及其诸神视为理所当然。

叔本华曾经写道：“人可以做他所意愿的事。但他不能意愿他所意愿的事。”但这仅就个人层面的分析而言是正确的。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意愿、希望和欲望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而这些环境反过来又可能受到刻意的人类行为（deliberate human agency）的影响。那么，首先尝试集体发展那些“人意愿”（man wills）的东西难道没有意义吗？

生命和文明的未来不就是取决于那些引导人类活动的、人们想要和希望的东西吗？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 2010 年的作品《移情的文明》中提出了类似的案例。我觉得里夫金正在走上一条重要的道路，但他没怎么看到将集体政治（Gemeinschaft Politics）和生存论政治（Existential Politics）区分开的那些明显特征。他没有抓住重点：一种生存论的文明。

是什么、不是什么

生存论政治是一种实践，它将我们所有人与现实本身的根本生存论关系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以便采取措施发展这种关系、发展人类经验的主观状态、清理人类灵魂的深处。

这种不可见的深处始终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我们与“自我”（self）相关，而自我总是以社会设定的术语来定义。生存论政治尝试创建一个框架和一种语言，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继续探讨这个主题之前，我想指出生存论政治不是什么。它并不是阅读“生存论者/存在主义者”，也就是那些通常被视为“存在主义流派”（从克尔凯郭尔到叔本华，再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代表人物的哲学家的作品，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其作为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这样做是愚蠢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生存论政治也不是谈论政治问题时表现得“深刻且存在主义”（deep and existential）的做法。生存论政治并不是要把政客变成静静微笑的佛像。它并不是要在参与政治时“变得深邃”（being profound）。这并不是要让所有的政治都与精神性或“新时代”的东西有关。亲爱的读者，请注意我在这里的拒斥。

关键是，未来的政治必须同时把握更大的复杂性和深度。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存论意义上成熟的文明，我们就必须找到触及人类内心深处的方法。

生存论政治的目的是建立更好的结构，以支撑人们走完人生，走完这场漫长而艰险的内心旅程。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最终都是孤独的，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必须与自己、与“存在之物”、与生存本身建立联系。但是，与其他方式相比，有些方式可能对我们自己和社会更无益、更缺少成效——因此，没有什么比你与生存的内在关系更具有政治意义了。

支撑内在的成长

是的，我们都是孤独的。

在《倾听的社会》中关于内在主观状态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每一个自我组织的有意识存在者总是处于某种内在状态或主观经验之中。我存在，我感受。生存。

这些内在状态构成了某种“经验统一体”，这种整合了的总体（integrated whole）是每个生物的经验视界，而这个广阔的内在景观从来都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indifferent）；它流动着，它飞腾着也跌落着，它欢喜着也痛苦着。

在这个内在世界里，我们是孤独的。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被一种导致彻底疯狂和地狱的可怕感染所侵蚀，那么他人再多的幸福也无法慰藉我们。我的这个主观世界，我的这个宇宙，仍然是纯粹的苦恼和痛苦。我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一切，仍旧是不可估量的极度黑暗和恐怖。只有我，孤身一人，承受着似乎无法逃脱、永无止境的痛苦本身。

这种困境在现实之中形成了一种不可化约的根本关系：自我与自我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lf to the self）。或者，如果我们更深入挖掘的话，这就是“经验着自身的宇宙”（the universe experiencing itself）与“被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同一经验的质量或内容”（the quality or content of that same experience viewed as an entirety）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存在以第一人称与存在本身发生关联（Being relating to being itself in 1st person）。

“我”的眼睛（The eye of the I）。

无论我们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个体”（the individual）扼杀得多么彻底，无论我们多么好地认识到了现实的共创本质——社会所有弊病的超越个人的本质——现实总是由各种单一经验拼接而成的复合物，其中有你我，也有其他每一个人。

的确，与我四岁时的自己相比，我此刻的经历可能与你此刻的经历有更多的共同点——更多的联系，更多的互动和分享经验的方式。但是，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法将我们的神经系统以物理方式连接起来，否则我们仍然是分离的。如果我真的受苦了，你的世界中即使有天堂般的幸福，它也帮不了我。

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内在视界是由社会、环境、自然本身构成的。社会可以给强大、健康的心理创造先决条件，使其能够应对生活中的逆境，在迷茫和紧迫的生活状况下能够以智慧和镇定的方式行事。它可能会努力创造出和谐、成熟的身心，让人在晚年感到满足。或者，它也可能会成批地机械炮制出遍体鳞伤、发育不良、迷茫困惑的灵魂，他们缺乏能帮助度过难关的足够支撑。

社会可以这样被设计，它支持约瑟夫·坎贝尔著名的“英雄之旅”，即生命阶段之间的转变；我们都知道，困难时期正向我们走来。结构、规范和制度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并将我们痛苦的不幸转化为有意义的教训和对世界苦难的觉醒意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这种悲剧感采取行动的能力。或者，社会也可能被设计成有如此多的陷阱和不可能的悖论，以至于生活本身似乎变成了一个以我们为代价的残酷笑话。

最终，在这个神秘的旅程中，我们都是孤独的。我们是拥有这双眼睛的唯一的观看者，是这些情感世界的唯一的感受者，是思想在其中流动、万物于其内产生的这个内在广袤空间的唯一宇宙地址。归根结底，生活取决于“我”。我一个人在这里写书。我永远不会用你的眼睛阅读它，永远不会听到你的想法——我的作品必然要跨越时间、空间和视角，才与另一个宇宙相交。

孤独。但仅限于最终极的情况。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一个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伴随着更大的、超越我的事情。因此，直到最终，直到死亡的那一刻到来之前，我并不是孤独的。我的生存论困境是由诸神设定的，是的。但我的反应能力，是由你、由我生来就被你所对待的方式、由社会、由这座大木屋的舒适（及其水流按摩浴缸）和众山脉之雄伟，或者，是由这种支撑结构的相对匮乏，所赋予的。

我是要迎接挑战呢，还是要千折万折用天鹅绒般的谎言和借口来粉饰铁一般坚硬的事实呢？你呢？我们会退回到恐惧之中，躲在人群中，放弃生命中最伟大的使命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的生存论力量、健康和发展。社会是由追随深刻的梦想、理念和道德抱负的人们组成的——还是由那些为死气沉沉的生活、为死产了的创造者所找的借口组成的？

这些是生存论政治的根本问题。

我们需要支撑起人类的内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