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雅各布森-否认与压抑[3]
作者：Edith Jacobson
年限：1957
翻译：梦旅小栈工作室
在他书中的第三章开头，Lewin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他对比了压抑与否认，至少间接的暗示了这些防御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这些防御会在婴儿期同时产生并且发挥作用。然而，临床观察无疑表明，否认是更古老更原始的，从发展历程而言早于压抑机制。实际上，否认是先行的，这种防御起源于孩子努力摆脱外在世界不愉快的感受。正如Lewin在总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纲要》种的评论时所言：“否认机制拒绝外在世界就如压抑拒绝本能”。因此否认从根本上来说总是对于感知的否认，这可以通过从无法忍受的感知中撤回贯注来实现。就否认可以“辅助或者取代压抑”而言，Lewin表示，它只能被用来防御“内部现实”。然而与压抑以及“直接针对本能的防御”相反，“否认的使用是为了防止焦虑。”这是一个重要的陈述，我们的案例材料无疑证实了这一点。我曾强调过我的患者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避免焦虑，而且通常是为了避免所有的不愉悦感受。
然而，如果否认的目标是为了避免不愉快，就如那些乐观主义者和轻躁狂者令人信服的说明了这一点一样，那么对于愉悦的否认又算什么呢？就比如在悲观主义者和抑郁者那里，他们无疑拒绝和否认了无论是外部亦或者他们自身的任何快乐，在这里考虑一下简单的悲观主义者的情况就足够了。
无疑悲观主义对于最糟糕情况的长期预期也是为了防止他未来遭受痛苦和伤害。因此即便是对于快乐现实的否认依然似乎意在防止焦虑和痛苦，虽然它最终可能没能达成目的。当然了，所有的防御都服务于对于焦虑的回避。但是在压抑中，信号性焦虑动用了一种对抗危险来源（即本能驱力）的防御斗争。关于否认，Lewin正确的表示：“当本能表征成为意识的并要求自我将其接受为现实（这里可以被称为‘内部现实’，但是可被当做是外部的），这时候否认就会出现。”
实际上，否认的特征似乎是自我开始对危险信号做出反应时试图立即否认掉这个信号。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即可反应，对危险信号的初步否认防止了自我启动真正防御。并非将驱力从其领域中排除，自我所能做的就是否认它们的存在或者否认驱力入侵所导致的危险与痛苦的冲击。
这些考虑切合我之前所示意的对于压抑与否认进行区分的话题。压抑使得思想无意识化并且抑制相应的情感，与压抑相反，否认显然最多只能做到阻止已经达到前意识的思想变成意识。（原文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E. Kris的论文《论前意识心理过程》）
如弗洛伊德先前所提及的案例，否认似乎建立了一种审查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个位于前意识和意识间的保护屏障，这似乎是一个在自我领域内运作的防御。这与弗洛伊德在关于“恋物癖”的论文以及在《精神分析纲要》中对于否认的评论是一致的，他谈到了由于否认而导致在自我内部的分裂。对比压抑与否认，他声称在任意一方我们都会发现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和态度，在压抑的情况下一方存在于自我，另一方存在于本我。而在否认的情况下，矛盾双方都存在于自我，因此这导致了自我的分裂。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主题的差异或结构的差异（第八章）。
但是弗洛伊德关于否认和自我在否认中的分裂的看法留下了未解答的疑问，他自己评论说他只是用恋物癖作为一个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在其中两个相反的想法导致了自我的分裂。除了解决冲突的特殊模式外，恋物癖中的基本防御确实与所有的患者（无论男性或女性）的防御并没有显出不同，这些患者为了避免女性阉割的可怕想法而将“虚幻的阴茎”赋予了女性。
这个关于否认的杰出案例，对于女性阉割的否认，阐明了在这类防御中经常涉及到的对现实的扭曲。实际上两种相反的想法都在扭曲事实，即便是女性缺少一个阴茎，但是她们却并非遭受了阉割。孩子普遍的对于女性器官的错误感知确实揭示出了本我对于原初认知的直接影响，C.Fisher最近研究了这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实直接而痛苦的扭曲是孩子阉割恐惧与个人愿望的具体而外在化的确认。我们对于否认和压抑的比较中重要的是，在否认中相反观念被自我作为一种防御来对抗可怕的想法也是一种本我的幻想，这一次是渴望的、愉悦的幻想，这个愉悦的想法可能同样的用某些特定的认知来确认自身。
总之，在本能冲突的影响下，对立想法在自我中被局部的贯注了，而且扭曲了对外部现实的感知，因此愉悦的、渴望的想法服务于对于痛苦的和可怕的想法的否认。
这似乎通常是否认的原始工作特征。在提及一位患者的时候Lewin说到，否认是“...快乐自我的一种功能以及...表明了自我组织的这种早期类型”（58页）。对比否认与压抑，我们看到，在压抑中反贯注的自我反向形成保障了对不被接受的驱力表征的压抑。在否认的情形中，一个倾向于否认现实的本我幻想被用于防御以对抗一个相反的可怕的想法，这一可怕想法同样扭曲了现实。
这种对比然我回想到我最初对于精神病患者评论，他们使用明显的本我诉求来防御相反的更可怕的本我冲动。因此，似乎无论何时否认机制被使用了，至少在其限定的领域你内，那么结构冲突可能会被自我领域内的本能冲突所取代。这表明否认倾向于影响思维过程，干扰逻辑思维对“真相”的认识，而且相比于压抑而言对于否认对现实检验的干扰更大。
然而，神经症患者的这些相反想法经常被深深的压抑了，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事实，即尽管对于有阴茎女性的防御性幻想更接近于意识层，并且显现在患者的自我态度、社会行为与性行为之中，但是这些想法依然贯注于本我。但是弗洛伊德未完成的论文“防御过程中自我的分裂”显示出弗洛伊德实际上指的是这些想法第一次出现时最初的幼儿情景。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想法代表了一个对于现实感知的最初的扭曲与否认，这导致了自我内部的分裂，可能是进一步发展出潜在的真正压抑过程的原因。我们意识到否认这个术语不一定总是指代一种当前的防御，我们可以非常正确的说，是一个被压抑了的观念在否认一个相反的、不受欢迎的、同样被压抑的观念。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发现，当这些被压抑的想法重新进入到意识，那些患者可能依然拒绝接受现实并且再次的寻求否认和扭曲来作为防御的根本手段。这种考虑将会证明与进一步关于幼儿遗忘症中否认与压抑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是相关的，那些否认并扭曲现实的想法可能被压抑了，实际上这一事实与下面的假设并不矛盾，即否认作为一种防御，至多只能产生一种前意识想法或者将想法保留在前意识之中。
进一步的将否认与压抑进行比较，Lewin表明“否认可能像是压抑一样以一种双重能力在运作，它可能阻碍对于外在现实的理智认知，比如死亡”或者“他可能反对外在现实的情感影响”。这些评论使得我们能够补充我们先前关于否认主题的陈述，我们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否认可能不仅防止不被接受的想法完全的进入到意识中，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否认可能依然在避免焦虑和不愉快，既通过对于这些不被接受的想法或者根本驱力的真实本性的厌恶，又通过防止自己意识到相应情感的不愉快性质。我们的案例材料为这种否认机制所动用的方法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Lewin强调，不仅外部现实还包括内部现实也会被否认掉，后者会被认为“仿佛是外在的”，问题在于否认如何以应对外部现实的方式来处置内部现实。
我们关于孩子对于女性阉割的否认的讨论为这个答案提供了第一个线索，我们表明被阉割者的矛盾形象以及有阴茎的女性（扭曲了现实）是孩子本能冲突和恐惧的具体或准具体的表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否认使用了外部现实作为一种间接的运作，以此来对抗内部现实。
在我们的患者这里也是如此，对于女性阉割的否认在他防御阉割、内疚恐惧以及潜在的被抑制的驱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的防御堡垒建立在更广阔的基础之上，他不仅用否认对抗由外部现实激起的不愉悦想法和情感，而且还与压抑一道直接将防御指向本能的幻想、愿望以及冲动。显然这是目前我们尝试要去解决的更复杂的问题：即使否认无法有效的抵御本能，但从驱力本身的意义上讲，这种防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去直接对抗内部现实呢？
我们想起孩子最初是无法区分外部现实与内部现实的，即在令人挫败的或者令人满意的客体与他的内部不愉悦感或者愉悦感的经历的感知之间无法做出区分。如果否认在处置心理表现时将其当做是外部现实，那么否认内部世界的前提必须是部分退行的。不是退行到了最早期，而是退行到一个“具象化”的婴儿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以及自体与客体间的区别，但是他依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们。
我不认为在此阶段说是将内部世界进行“外化”是正确的，至少不是在将内部现实与外部现实相混淆或者相等同的意义上。比如，小强尼在大发脾气后向他妈妈保证，现在坏的强尼已经不在了，好的强尼又回来了，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刚刚生气了，而他现在再度感受到了爱。但是他依然经历并表达了他的思想和感受以及他的状态和行为的转变，以具体的、人格化的、概括性术语“坏的强尼消失了”以及“好的强尼再度出现”表达出了这一点。这个小强尼的例子无疑会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案例，我报告说我们的这名患者同样无法去感受和辨别具体的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感觉与想法、幻想与冲动。虽然他通常不会声张什么，但是他会以一般的术语“攻击”、“性”、“爱”、“良知”、“激情”等等来构想这类心理表现，仿佛它们是自体中具体的一部分，它们或是出现了或是消失了，他愿意去发现、去恢复或者去拥有那些他所缺乏的或者已经丧失掉的部分。这概括了我想要提出的观点：否认是以对心理现实的婴儿具象化（infantile concretization）为前提的，这允许使用这种防御的个体将他们的心理活动当做仿佛是具体化的客体感知。而且，这种个体倾向于以同样的具象化方式来对待在其他个体身上感知到的心理表现。比如，我们的患者不会真正的回应一个女性的愤怒、受伤、爱以及愉悦感，而是单纯的注视着她们的脸，努力回避她那“充满责备或受伤的表情”或者通过使对方的脸出现“愉悦的表情”来让“充满责备与受伤的表情”消失掉。换言之，他们缺乏对于他人感受和想法、反应和行动的共情性理解，这些患者对他人进行“观察”，或者对具体“视而不见”，却让他们的状态表达“可视化”。通常他们对别人不太明显的、间接而微妙的情感表达表现出惊人的木讷。这种把他人以及自己的心理现象看成像是具象的倾向，解释了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否认外部现实与否认内部现实相结合的情况。
因此，我们在这样的患者身上发现，不仅贯注通常转移到了知觉和统觉领域中，而且就把自身也看做是客体或自体的一部分而言，还出现了一种原始类型的知觉与统觉的心理现象。从痛苦的知觉和统觉撤回贯注，同时过度贯注并加强所渴望的那一个，这可以从视线中除掉不愉悦的感受替换以愉悦的那一个。
更加仔细的检查这种心理现实的具象化后，我们意识到它必须大量的使用到隔离与分离的过程。一方面这必然涉及到对于心理单元的切断，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分离部分的合并与完全的重组则倾向于将它们从一个抽象功能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准具象（quasi-concrete）的混合物。实际上，我们观察到，我们的患者不仅从相关的感受中，而且还从相应的行为中切断了幻想与想法。他继而将这些心理当做是彻底独立的，仿佛具有独立的、具象化的、意象化的部分自体。无视不同的参照系，他依然倾向于去孤立它们、将其切断成不同单元，并且否认所有这些出现过的心理元素，比如那些接近意识同时又是不愉悦的心理内容。
这种运作的模式解释了为何否认工作不是以一种选择性的、单一的方式在工作，而是以一种大规模的、全面的方式，这就很容易会造成防御过程任意而全面的具象化，移置和移情表现为扩大到所有的客体、领域以及活动之中。（原文注：这里我可以再次参照上文引用过的Mahler 和Elkisch的论文，他描述精神病儿童中选择性压抑的失败，感知与情感的不可逆的联系，“婴儿和哭泣”以及“记忆痕迹的混合”。）我们强调过我们的患者的抑制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其情感回应也如此。因此，他抱怨完全不存在良心、激情、想法、性需要、攻击性以及愉悦感。Lewin对于轻躁狂屏蔽性情感的描述说明了同样的观点。
我在引言中指出，大量的否认尤其可以在失忆和遗忘的特殊性质中观察的到，那些患者大量的使用了这些防御。这一点使得否认与压抑的合作问题再度成为焦点，我们的患者致力于学习这种遗忘。他对婴儿早期几年的遗忘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三岁半的创伤事件在多年的分析材料中没有丝毫触及。当我们发现他母亲曾多次的提及那一事件时，他对于不快乐时期的遗忘就更令人惊讶了。患者要么“没听到”，要么“听到了但是没多问”，要么“又立刻忘记了”。这是他的典型态度，对于当下冲突也是如此。每当他经历了激起不愉悦感受的经历时，他就会设法“不参与”，而且迅速将所有在这个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遗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