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哈基姆·贝:历史深水区与媒体或短视频阴谋
王敖,《现代诗人与历史深水区》(https://mp.weixin.qq.com/s/YndTGHkRXPuUgin0veJ6Qg)——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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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力量的颂歌,在静止中展示出紧迫的加速度。强力压缩进静物的悲剧,感官与想象摩擦出的颗粒感,颠倒反转的意识的戏剧,这一切围绕着一颗颗鲨鱼牙齿,烘托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见证——自然中暴力的崇高,惊醒了在时间中自制历史的人类。……诗的力量不在于不灭,而在于它在翻滚挣扎之后,死在历史的深海里了,却‘余威尚存',在未知的时刻还会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真正能让诗复活的并不是层积出来的历史意义,而是让它去另一个时空去找到读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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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房间里走来几个人,把你围住。一个人说,这个人是历史决定的。另一个人说,这首诗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都赞同,你的意义将由历史赋予。他们暗示,也许会替你安排一个历史地位。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较真的诗人,会请上帝来回答吗?
对诗歌进行决定论式的转写、控制与裁决,导致“历史”逐渐成为一种赋予诗人价值,框定诗歌意义的强势话语。
历史既不是上帝般的角色,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宇宙本身。这一点过于明显了,反而常被遗忘。
超出某种历史化的阐释逻辑是它的常态,对它进行历史化的可能性,不过是诗歌发给历史的安慰奖。……如今的历史不再是圆桌上对话者,而是让一切对话和反思成为可能的圆桌本身。
“历史诗学”制造出了双重的历史化。具体的操作是,诗人由历史加持,文学史再来盖章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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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发表的《小老头》一诗里,艾略特把“历史”比作千回百转的走廊和通道,它同时也是一种善于欺骗和迷惑的女性力量。
詹姆斯·乔伊斯说的,“历史是我试图从中醒来的恶梦”……
在他的《克莱奥的剪影》(克莱奥即历史的缪斯)一文中,历史被称作旁观者的艺术,是人类负面潜能的数据库。人类制造出历史,用来为自己寻求预见性的本能服务,但又经常在动荡面前措手不及。历史遗忘的远远大于记住的,而线性的,决定论的历史已经导致了很多人类灾难。[12]因此,在布罗茨基的心目中,历史缪斯的面目模糊可疑,远不如艺术缪斯的形象鲜活。……历史是人用来驯服时间的方式,而时间本身并不按历史编年的方式存在。他设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凯撒遇刺在前,二次世界大战在后,对时间而言,两个事件的次序可以相反。
他(米沃什)把“历史”称作一个“较劣等的神/献给它的是时间,和朝生暮死的王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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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领先于历史,也走在“进步”的观念的前面。
诗在时间之内运作,同时拒绝历史的控制。
诗人抵制的就是这种默认,因为历史/文学史内置的时间和逻辑,未必更有优先性。
文学史内置的时空边界有行业契约的性质。比如,某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史,各种语言在翻译流通中呈现的世界文学史(从《吉尔伽美什》到《三体》的电影版),文学与另一个领域互动产生的文学史(比如某国的佛教文学史),它们各自成为一个行会。
人们从中榨取的历史意义不等于诗人眼中的诗歌价值。
他的诗中很普通的意象也带有多重的意涵,一片树叶,一座花园,一双蜂鸟的翅膀,桌布上一只安静的花瓶——既是神圣的见证,又是深渊中坠落的残骸。它们身上的光线既平静又充满波动,既是瞬间的历史存在,又可以在未知的将来复现。它们在诗人/观察者眼里变幻出一个视域,交融了神学,斯维登堡和布莱克式的幻象传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在诗歌与历史之间,在灭亡与拯救之间,真正起作用的是“希望”。
极少数情况下,正义的巨浪升起,强力改变了历史与希望的关系。或者说,在诗里,正义与希望合力制衡历史。
克里纳门是一种永恒的反讽状态,它使每一个词偏离原意,让每一首诗必然出现误读。
卢克莱修谱系中的诗人构想的宇宙里并不需要一个更高的存在。即使有神存在,也不影响自然的运动和演变。在那个古老的原子论的世界里,偏转的原子不断碰撞造就了世间的一切,而这种随机发生,经久不息的运动、震荡与翻卷,分形、叠加与褶皱,正是多样性、差异性与人类自由的来源。
(德勒兹写过《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和《卢克莱修和拟像)
哈基姆·贝的阴谋论的认识论用途 &我的《从捕获装置、吸引装置的角度看巴以冲突 》https://mp.weixin.qq.com/s/SW142LCATzMayC_zWK8Ihw
摘抄:
右翼的反资本主义或经济民粹主义在“红色法西斯主义”中与左翼形成了对立,它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中打破了历史的表面,并在右翼和左翼极端主义两方的奇怪的欧洲“第三次融合浪潮”中再次困扰着我们,这一现象在美国出现在放浪虚无主义和“撒旦主义”中,阴谋论在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主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举例来说,阿莫克出版社和狼人电台等无政府法西斯团体。
为了明确地证实或否认阴谋论,人们必须相信“历史”的范畴。但自19世纪以来,“历史”已经分裂成几十个概念碎片——民族历史、心理历史、社会历史、事物和思想和心态的历史、历史计量学、微观历史——这些都不是相互竞争的历史意识形态,而只是历史的多样性。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或者历史是经济利益之间盲目斗争的结果,或者历史“是”任何具体的东西,这些观念都无法真正在这种分裂成无限叙事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生产方法不是本体论的,而是认识论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问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我们如何从众多的故事、擦除、出现和消失、多重话语和多重历史的片段中了解到什么,以及如何从这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人类形成的复杂性中了解到什么。
这显然不是真的——这里盛行着一种粗鄙的存在主义,认为我们的行动必须是有效的,否则我们自身就会陷入贫乏;如果在行动中没有自我表达的意愿,我们就会沦落为一无所有,这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即使一个人能够证明所有的行为都是幻觉(我不相信有这样的证据),我们仍然会面临欲望的问题。矛盾的是,我们被迫(以完全否定的痛苦为代价)采取行动,好像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行动,好像行动可以带来改变。
在此基础上,似乎有可能构建一种非威权主义的阴谋论理论,既不完全否认阴谋论,也不将其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地位。……面对面,不受任何控制,我们一起为自己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举个例子,任何否认阴谋现实的人在试图解释过去几十年美国情报部门和共和党内部某些分子的活动时,都必须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要介意肯尼迪遇刺事件,那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事;忘记潜伏在达拉斯周围的格伦组织的残余;但是,在讨论尼克松的水管工,伊朗门,S&L“危机”,对利比亚、格林纳达、巴拿马和伊拉克的战争时,如果没有一些“阴谋”的概念,我们怎么能开始呢?即便我们相信阴谋者是盲目力量的代理人等等,我们就能否认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吗?例如,共和党公开发起了一场“毒品战争”,同时秘密地用可卡因的钱资助拉丁美洲的右翼叛乱。这样,在你认识的人中会不会有谁死在尼加拉瓜?在你认识的人中会不会有谁卷入这场伪善的禁毒“战争”?在你认识的人中不会会有谁染上毒瘾?(更别提中情局在东南亚和阿富汗的海洛因交易了。)
【我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阴谋仅仅是权力的模拟,仅仅是景观的症状——但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毫无意义的空洞而不予理会。……的确,我们应该避免阴谋论的神秘性,避免阴谋论无所不能的幻想。……历史是一团乱。也许阴谋不起作用。但我们必须表现得好像它们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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