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简史》

各种“家”的来源

各门学术原来的官方代表人物流落在普通庶人之中。他们或者本人就是贵族，或者是服侍贵族统治者家室而有世袭职位的专家。

“礼失而求诸野”

这些原来的贵族或官吏流落民间，遍及全国，他们就以私人身份靠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为生。这些向私人传授学术的人，就变成职业教师，于是出现了师与官的分离。

有各种不同的“家”，也由于这些教师各是一门学术，一门技艺的专家。于是有教授经典和指导礼乐的专家，他们名为“儒”。也有战争武艺专家，他们是“侠”，即武士。有说话艺术专家，他们被称为“辩者”。有巫师，占星，术数的专家，他们被称为“方士”。还有可以充当封建统治者私人顾问的实际政治家，他们被称为“法术之士”。最后，还有些人，很有学问和天才，但是深受当时政治动乱之苦，就退出人类社会，躲进自然天地，他们被称为“隐者”。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儒家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一些努力，而又归之于命。

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当做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

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道家（老子和庄子）

“材”相当于“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因循自然的脉络以为常法）。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建设。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

老子

老子又同样强调弃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它也使人能够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多些，以此作为手段去取得这些对象。它即是欲望的主人，又是欲望的奴仆。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就不再安于知足，知止的地位了。所以《老子》中说：“智慧出，有大伪”。

庄子

《庄子》第一篇题为“逍遥游”，这篇文章存粹是一些接人颐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的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天指自然，人指人为。

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幸福的。《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

老庄区别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同。老子强调他的总原理“反者道之动”。他的论证是，越是统治，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结果。庄子强调天与人的区别。他的论证是，越是以人灭天，越是痛苦和不幸。

庄子——相对幸福

庄子的求得相对幸福的方法，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这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庄子的政治，社会哲学，目的正在于为每个人求得这样的相对幸福。任何政治，社会哲学所希望做到的，充其量都不过如此吧。

相对幸福是相对的，因为它必须依靠某种东西。这当然是真的：人在能够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的时候，就很幸福。但是这种发挥在很多情况下受到阻碍。例如死亡，疾病，年老。所以佛家以老，病，死为四苦中的三苦，是不无道理的。照佛家说，还有一“苦”，就是“生”的本身。因此，依靠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的幸福，是一种有限制的幸福，所以是相对幸福。

以理化情

人可能有很多大祸临头，最大的祸是死亡。《庄子》中有很多关于死亡的讨论。畏惧死亡，忧惧死亡的到来，都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来源。不过这种忧惧和忧虑，可以由于对事物自然本性有真正的理解而减少。

别人感到哀伤的范围，就是他们受苦的范围。

天下雨了，不能出门，大人能理解，不会生气，小孩却往往生气。原因自娱，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气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恼怒要少得多。

斯宾诺莎说：“心理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们受苦。”这个意思，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以理化情”。

道家认为，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所以无情。可是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情感。这宁可以说是，他不为情所扰乱，而享有所谓的“灵魂的和平”。如斯宾诺莎说的：“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而且过着对上帝，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上帝，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

庄子—绝对幸福

这样，圣人由于对万物自然本性有理解，他的心就再也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用这种方法，他就不依赖外界事物，因而他的幸福也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他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绝对幸福。这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方向，其中有不少悲观认命的气氛。这个方向强调自然过程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人在自然过程中对命的默认。

道家思想还有另一个方面，它强调万物自然本性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由这种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绝对幸福，《庄子》的《逍遥游》里讲明了这种幸福。（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在这里描写的就是已经得到绝对幸福的人。他是至人，神人，圣人。他绝对幸福，因为他超越了事物的普遍区别。他也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所以他无己。他与道合一。道无为而无不为。道无为，所以无功。圣人与道合一，所以也无功。他也许治天下，但是他的治就是只让人们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让每个人充分地，自由地发挥他自己的自然能力。道无名，圣人与道合一，所以也无名。

六种术数

天文，历谱，五行，X龟,杂占，形法（看相术，以及叫做“风水”的方术）。

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一致。

皇帝的正式头衔仍然是“奉天承运皇帝”。所谓“承运”，就是承五德转移之运。

荀子——性恶学说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荀子所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

法家

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诸侯常常找这些人出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诸侯相信的顾问，有时候竟成为首相。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

他们之所以称为法术之士，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治理大国的法术。这些法术把权利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他们鼓吹的这些法术就是愚人也能懂会用。照他们说，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得很好。还有些“法术之士”更近了一步，将他们的法术理论化，做出理论的表述，于是构成了法家的思想。

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韩非是法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理论家。（在此之前有三派：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势”，指权利，权威，“术”指法律，法制，“法”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韩非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哲学家诉诸古代权威

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这个传统也许是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想方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极少迁徙。他们耕种土地，是根据季节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变化。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无论何时若要试用新的东西，总是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从中寻求先例。

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中国的哲学影响很大，所以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是诉诸古代权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孔子的古代权威是周文王和周公。为了赛过孔子，墨子诉诸传中的禹的权威，据说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多年。孟子更胜过墨家，走得更远，回到尧，舜时代，比禹还早。最后道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取消儒，墨的发言权，就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据说他们比尧，舜还早若干世纪。

就这样朝后看，这些哲学家就创立了历史退化论，他们虽然分属各家，但是都同意这一点，就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不在将来。

佛学

“中国的佛学”和“在中国的佛学”二者所指的不一定是一回事。

佛教中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不接触。相宗，又称唯识宗，就是一个例子。相宗是著名的到印度取经的玄奘引进中国的。像相宗这样的宗派，都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他们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

“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确是深远的。

菩提,涅槃,俗谛,真谛,滞着

要逃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无明”换成觉悟，觉悟就是梵语的“菩提”。佛家一切不同的宗派的教义和修行，都是试图对菩提有所贡献。从这些对菩提的贡献中，个人可以在多次再生的过程中，积累不再贪恋什么而能避开贪恋的“业”。个人有了这样的业，其结果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叫做“涅槃”。

中道宗提出所谓的“二谛义”，即二重道理的学说：认为有普通意义的道理，即“俗谛”；有高级意义的道理，即“真谛”。它进一步认为，不仅有这两种道理，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

一个层次上的说法，马上被高一层次上的说法否定了。

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只应当于日常生活中无心而为，毫无滞着，也只有在日用寻常行事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是无须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是无心。正像是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须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像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心学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极”字本义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新儒家用“极”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极”。

良知与致良知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了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说：“还是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大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满街都是圣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

程颐说“学者须先识仁”，仁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然后以敬存之。用不着另做别的事。只需要自己信得过自己，永往直前。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在这方面，陆王学派事禅宗的延续。（陆九渊，王守仁）

哲学

四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公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谊不某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的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境界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境界，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

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但是由于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事在觉悟状态做他所所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最后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