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出

帆歌投资周纪2024-05-06 11:43 新疆

投资-新概念

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枢纽》《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推动“溢出”的坚实力量，是中国的民间经济。“溢出”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令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商人秩序因此有可能走上历史前台，与政治秩序共同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演化。

作者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实地调研。透过对制造业一线的一手研究，由表及里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力量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演化逻辑。书里的研究不仅着眼于现实，还展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秩序的未来可能性。

前言

中国的经济成长系基于西方最新一轮创新经济的拉动，其间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使得在不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目前的全球需求模式在金融和环境上不可持续，而由于对长远问题的思考不足，各国的国内政策眼下又难以改变，世界正被夹在这中间，左右为难。 2018年，贸易摩擦逐步扩大，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重大危机。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这种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

中国制造业溢出

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 “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是有机会转移走的；重化工业基本上终结在中国，无法向东南亚转移；电子产业所依托的最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组装环节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创新和软件由美国主导，硬件制造会由中国加上东南亚主导。第三，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有几十万人的群体，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海外智慧宝库。第四，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

企业家与创新

职业经理人的职能是在给定的目标与规范下，让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转；企业家的职能则在于，勇于冒险，突破旧有的目标与规范，创造新的目标与规范，在质的层面刺激岀真正的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作为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者，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真正的企业家是敢于冒险进行创造性破坏、突破旧规范、形成新规范的人物，而职业经理人是让新规范能够真正发扬光大的一个职业性群体。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至于什么才算创新，熊彼特划分出5种类型，分别是：（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新的组织形式。

社会运转与产业政策

信用社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还是一种身份社会，改革开放指向的则是一种契约社会。契约社会的制度前提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契约社会运转的基础则是信用机制一法律体系与信用机制是互为条件的。信用，就是把未来可预期的收益折算到现在并交易出去。而法律可以让人们对于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可以把信用无差别地扩展到所有人身上。信用机制的运转则会提高经济效率，形成足够的经济资源，以便支撑法律体系实际运转的成本。现代法律体系的运转不仅仅要有法律文本存在，还需要司法系统、律师系统、诉讼过程等一系列具体载体作为支撑，运行成本并不低。 产业政策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是否有意义，在经济学界有着很大争议。依照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产业政策往往会通过各种补贴或政策扶持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低下。错误的产业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仅仅作为守夜人或裁判员，不下场比赛，而是让市场自发地运作，这样经济自然会繁荣起来。后发国家要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发展，产业政策确实会经常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对于那些有政治追求的后发国家来说，产业政策带来的低效率是可以忍受的代价。

市场新趋势

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显现出巨大的能量。 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创新的激励、对人才的吸引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进入21世纪之后，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必须结合中国大规模制造的能力，才能把创意真正产业化。这个趋势简单化的表述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无法与中国相比，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过程让西方国家越来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直接表现为西方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规模放大。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中国通过联合起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产网络而获得这种优势。 全球经贸“双循环”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很难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它们必须得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双循环”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位置，中国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或者中国与若干东亚、东南亚国家加在一起，构成这个“枢纽”。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双层循环”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文谈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只有量的扩张。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迟早会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困境。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整辆车才能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会遭遇挑战，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也会出现失衡。今天我们看到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其根源也都在这里。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双循环”结构对国际经贸秩序冲击的一个表现。而美国之所以手上能有特别多的筹码，原因之一又在于它处于“双层循环”中的优势地位。

中国供应链

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跃迁之前，就制造业流程而言，中国庞大供应链网络所具有的规模效应是无法被超越的。 越南为什么不能2019年以来，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极大地受益于贸易摩擦，经济在飞速发展。这些国家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成本便宜，大有机会崛起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越南工厂租金比中国贵，水电成本也高过中国，中国的水电费用价格大约是越南的2/3。总体来说，越南主要是在劳动力和税收政策方面比中国有优势，其他方面则基本上是处于劣势的，越南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路似乎没那么顺畅。越南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内生性的发展力量就会不足，会过度依赖外部世界的拉动。越南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国。这个外溢过程有一部分是因为市场规律的作用：要么是企业要找特定生产环节比较优势更高的地方，要么是企业在布局全球市场时有某些考虑。还有一部分是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它们很可能不会迁移到越南来。迁移之后它们仍然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产业发展路径日本、韩国都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它们要主动把自己的经济嵌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特定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的自主性，进而放弃安全自主性。对于成熟国家而言：第一，不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内的产业交予市场；在国家政治关注范围内的以非市场化的政策扶持这种产业。第二，不同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不同，会导致两种经济发展路径：市场导向和政策扶持导向的发展路径。国际安全环境由该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该国的价值观念共同塑造。第三，政策扶持导向的国家政策扶持的范围，既与工业经济的体系结构相关，也与所处时代相关。第四，在以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国家内部，政府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努力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社会不公，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化解这些负面效应。 越南的结构性困境在地缘环境上，越南北方紧邻着强大的中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感，要化解这种焦虑，唯有与美国联盟。但这一点让越南遇到了结构性困境。面对中国而产生的安全焦虑，越南有一种走日、韩路径的内在冲动。但是，要与美国联盟，就必须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越南经济政策的约束，接受对于国企的各种限制，接受对于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 中国的工业化路径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试图通过把国有经济大规模私有化，迅速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所需的社会制度；匈牙利、捷克等中欧国家将国有经济出售给跨国资本家，通过引进跨国企业来打造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所需的社会制度，并提供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机会；中国与越南走的是混合式经济的发展道路，在不放弃国有经济的前提下，允许本土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路径出人意料地创造了更为繁荣的市场经济，这种路径被一些学者称为“从计划外成长”的模式。基于国家意志的“计划”在效率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但“计划外”的“成长”提供了 “计划”所没有的自我迭代的创新能力。 产业逻辑的发展变化 在现代工业经济中，产业秩序是环环相扣的一在此，不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完整的产业结构的，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与其他国家形成协作关系，借助其他国家的产业秩序作支撑，发展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很可能就是这种关系-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溢出，而不是转走。台湾企业是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品牌及全球市场的连接点。这种连接能力与冷战的大背景相关，进而与东亚近代史的背景相关。台企向大陆进行的管理能力输出，并不是一个单方向输出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互动、共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中国大陆之间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的经济拉动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产业逻辑发生了深刻变迁，中国供应链的外溢过程并不像日本的雁阵模式那样，低、中、高端产业依次向外转移，而是低、中、高端产业仍然都在中国，只是这些产业中有一系列的生产环节被细化出来，其中那些对于供应链要求不高、劳动力成本的占比又较高的环节外溢到了东南亚。这个外溢过程让东南亚的制造业再度发展起来，有了消化那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基础。

制造业逻辑

纵观制造业逻辑的变化，已经可以定性地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在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新技术跃迁的前提下，中低端制造业会终结在东亚地区。其中，重化工业大致终结在中国；电子技术产业大致终结在北起日本海、南抵南海的环“亚洲地中海”地区，这个地区拥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以完成相关生产，而中国因其规模会始终是供应链网络的重心所在；信息产业，就其硬件制造部分而言，可以大致理解成电子技术产业的某些衍生分支。第二，就电子技术产业而言，环“亚洲地中海”诸国有着高度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分工已经进入工序层面。各国在同一类产品的不同工序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类产品在生产流程上是一种跨国性的存在，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信息产业的跨国性穿透全球各国层面，生产流程的跨国性主要穿透环“亚洲地中海”诸国边界，共同构成对国界的挑战。第三，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大企业需要淡去自身的国籍属性, 更多地聚焦商业性，从全球市场、从纯商业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全球布局问题，以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适应性策略的问题。要回归到“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的状态。第四，支撑这一系列新的经济逻辑的微观基础是具体的人。环“亚洲地中海”地区在“人”的层面上也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各种封装式思维需要被突破，人们要形成更加开放、自由、包容的心态，相关各国在就业政策、移民政策、投资政策、法律、教育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逻辑跟上。技术、公司组织和制造业生产流程层面的经济空间，都在与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但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运行的，无法匹配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二战之后成立的IMF、 世界银行、WTO ，基本上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从全球经济空间的高度出发来规划世界秩序的底层基础的。但是，具体在操盘这三大机构的是国家，而经济运行的真正细胞-商人，在里面的发言权很有限。这些都造成了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错位。冷战时期，政治问题在排序上具有最高优先级，国界在经济问题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到了后冷战时期，一切都变了。一方面，政治问题的排序优先级大幅下降，经济问题在今天就是政治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公司、生产逻辑的变化，国界在经济问题上的意义大幅下降。如此一来，治理关系上的错位就是必须要回应的问题了。 全球经济机构面临的困境第一，多边组织会面临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困境。多边组织中有大国也有小国，小国天然有进行多边外交的渴望，大国会有杯葛多边组织的冲动，权责不对等困境是它们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多边组织难以表达连贯的价值观，这个困境可能更麻烦。由于各国对什么才是正当的国际秩序有着大不相同的理解，虽然在宗旨上会有价值承诺，但在事实上放弃了这种承诺。这些困境都使得多边组织有着一种自我否定的特征，再加上技术、公司组织和制造业生产逻辑的变化，更加让当今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面临困境。也许，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商人秩序、商人法应该重回国际法权体系的前台。

政治秩序与商人秩序

东亚原本就有强政府的传统，政治秩序遮蔽着甚至污名化着商人秩序。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东亚世界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抗过程。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内部动员，东亚各国纷纷引入民族主义。政治问题成为压倒性的首要问题，商人秩序遭到了本地政治与反霸、反殖政治的双重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的海商面相就被遗忘掉了，民族英雄的面相被不断凸显，因为这样才符合民族主义的叙事构造需求。数百年来东亚世界形成的庞大商业贸易网络也被遮蔽掉了，只剩下殖民与反殖民对抗这一历史过程。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更是超越了一切，对国家秩序的强调进一步遮蔽了商人秩序。这是我们在今天必须反思的。中世纪的政治秩序与商人秩序是并行的，而商人的发展催生了现代国家,导致近代以来强大的政治秩序遮蔽了商人秩序，封装式思维笼罩了一切；国家在彼此对抗中刺激着技术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到当代终于让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开始分离。到了这一步，一个新的历史循环很可能就要展开，商人秩序会从政治秩序的遮蔽当中走出，再次走到历史的前台。 新的商人自治组织第一，跨国运作的各种公司应该形成一种联合机制，在既有的国际经济治理已经失效之处，发展出自治性的组织。未来，各种公司、商人应该朝向这样一种同盟及“规则自觉”的方向迈进。第二，商会同盟应该设立执行委员会和仲裁机制。商会同盟很可能会基于新的技术和经济逻辑发展出一种新的仲裁机制。争议双方应自动履行仲裁裁决，如果有一方拒绝履行，商会同盟的执行委员会便有权发出警告、进行罚款，乃至开除出同盟。第三，开除出同盟会有实质威慑力，因为同盟资格会为成员带来一系列商业上的好处。包括在同盟内更便捷的融资渠道、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对用户而言更高的品质和信誉的象征。对品质和信誉的追求应当是商会同盟的道德基础所在，只有具备了道德基础，同盟本身才是可持续的，对于同盟外成员才是有吸引力的。第四，商会同盟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形成资本额与投票权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克服现有多边组织中权责不对等的困境。如此一来，商会同盟便应具有一种中立性。今天有大量的国际政治争端实际上源于国际经济争端，但封装式思维让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商会同盟天然地能够穿透各种边界，直击这类问题的本质，并提出足够中立、从而具有道德可信性的解决方案。第五，商会同盟提供的种种规则和仲裁机制，不应该、也无法是对现有的主权国家主导的各种机制的替代，而应是在不同维度和层次上的开创。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不少交叉重叠的部分。在这些部分，双方的规则和机制也不应是替代性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这有些类似12世纪亨利二世在英国进行的普通法改革，他在传统的贵族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一套国王司法系统，两套系统彼此竞争，民众可以自主抉择到哪套系统去进行诉讼。这种竞争关系让两套司法系统不断从各种层面上努力优化自己的公正性，形成了一种良性状态。

东亚汉萨同盟

东亚汉萨同盟可能是由东亚世界的大企业家、大商人们共同推动建立起来的，中、日两国的商人群体如果能在东亚汉萨同盟的事情上发展出共识，事情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性。从2013年9月到2019年8月，中国已经批准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在这些自贸试验区的物理边界内还可以再划出若干小块地，并可以请日本、韩国以及其他环“亚洲地中海”国家也在其境内特定地方划出若干小块地，这些土地构成的物理空间，在法律上可以被暂且称为“共同市场区”，它们分布在环“亚洲地中海”地区的各国境内。“共同市场区”的各地块间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在“共同市场区”内，商人自治的法律、仲裁和执行等机制会逐渐地磨合演化出来。

这样一个明天，相当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