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是谁？ | 身份、法律与救赎

把卡夫卡《我们法律的问题》的遗留问题交给“尤利西斯是谁”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恰当的。在前文的结尾，这个遗留问题是：

所以尽管法律如此神秘、严谨和必要，人们还有待研究贵族的问题：什么是贵族？我认为这就是这篇小说的言外之意。

就但丁有一个缪斯，而当代人没有一个缪斯而言——我反复说，这是威廉·布莱克在《给缪斯》一诗里的断言；正是奥古斯丁的宗教传统杀死了缪斯：人们不得不借诗人之手杀死他们的缪斯，是出于一种古老的敌意，而诗人在这种恶劣的生存政治面前丝毫没有人权——如果把但丁视为贵族，那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为什么但丁能会见他的缪斯？有那么多《神曲》的靠得住的研究，你就去读好了。读的时候暂且放下你的权力意志，哪怕就1次，听听别人，尤其是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说的。如果还是接受不了，我认为那不是理解力和智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勇气的问题，阅读需要的是勇气，是关于勇气的经验，是知道一个人经历了哪些探险，为什么要去经历，那些不可逆的探险可能是我们远远不敢想象与承受的。但丁能写出《神曲》，按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和他身上的一个名为尤利西斯的自我有关。

只有我们会觉得探险家的情感模式是陌生的，但探险家早就对我们的各种情感模式了如指掌。如果不是这样，但丁的贝亚特丽丝就不会脱颖而出。尤其是贝亚特丽丝作为但丁这个尤利西斯的归处，一个探险家的归处。这不可谓不是一个迷人且极具挑战性的诗歌研究课题。人为什么要写诗，如果他在这种难得的问题前作弊和耍滑？

很多人可以在官场上、商场上孤注一掷，常言道，为了生存。或者，把土著的栖居地改造为度假胜地，这就可以叫做改造自然了。但尤利西斯为什么要探险呢？如果他想挑战自然，那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阅读所需要的，是有与之对等的勇气，智力是其次的。

但丁创造贝亚特丽丝还与一种新颖的谱系学的创造有关，他将贝亚特丽丝归入一个宇宙宗族，它包括《神曲》中提到的某两位古早的圣女的名字，并只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拯救。他只需要被这个谱系或宗族拯救，从而让她们获得解放。因而他的情感模式是和一种诗歌思想彻底融合的。这种思想非常接近《查拉图斯特拉》的“新的法版与古老的法版”一节。

所有这些方面，哪个不是和勇气有关的呢？一个诗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启动一个想象的宗族，并将自己的命运和它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计划，但它有一个目标，而且但丁在践行它。相比而言，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可能是更加容易的。

诗歌之所以在不受驯服的领域，创造者之所以有感性感知上的难度，是因为诗歌所承诺的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和一种道德宗教所能承诺的。这种勇气可以上溯到尤利西斯，他的形象和对某种事物的某个承诺而不是和漂泊联系在一起，并在自己的情绪反应上承担众神的在场可感性。直到奥勒留这种感性在场还是十分可感的。

读《奥德赛》时，我最深的印象是奥德修斯完成了某种告慰，而这是没有一个现代人可以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做到的，因为一切都死得很彻底，比起不能告慰更加是无处告慰。奥德修斯也面临着一切都死得很彻底，这就是他被困在某个岛屿上时的心理状态和心之所系，就在这里，现代人充其量说“我必须要发声”，尽管如此他们反而会怀疑奥德修斯和但丁真做过些什么，那对他们不具有感性可感性。

卡夫卡的《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写的就是该民族不具备识别约瑟芬的感性条件，他们和她之间没有一条感知通道。当约瑟芬被这个民族遗忘，她就得到了救赎。这是什么意思？这既不是她被埋没了的一种委婉说法，也不是说她从群众的无动于衷和任意喧哗中解脱，而是说，这就像人们记不起来他们见过的某中存在方式，或是否见过。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是活了的记忆。”“难道生前的她就胜过记忆中的她吗？”

她生前就已经胜过了人们记忆中的她，而如果这是不能被不负责记忆的人记起的，她就具有一种别样的身份。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们不知道拿她怎么办的歌手的身份。这种别样的身份就是她的可救赎性。这种可救赎性并不需要别的途径，甚至不需要法律途径，它因它自身而就是救赎，是救赎的直接性。如果人们不清楚法律，那也就不会清楚这一点，它像是注定要处于被遗忘状态。

哈罗德·布鲁姆说：“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对她的身份的识别是可能的，就像从遗忘中恢复记忆；但是从情感上说，身份的识别当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可以假定，识别身份的关键之处，如果不是有意识的，已经被有目的地忘记了。”对贵族也是如此，人们可以承认贵族，但未必能在情感上承认，因为这之间有一层感性的障碍。

真正的民主因而是人人都成为尤利西斯和感性世界的探险家的民主，是成为存在域和价值域的勇士的民主。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不但懂得法律的问题，而且懂得贵族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实际上，按尼采的在《曙光》中的观点，尤利西斯在希腊世界就是一个常见的人，他集中代表了一种可以与诸神媲美的聪明狡黠，甚至可以下的冥府请示先知的指引，再从那里活着回来。他突破了感性世界的种种强度阈限，向着曾经没有人或让船只彻底沉没的领域前进。

为什么要研究卡夫卡是谁，尤利西斯是谁？因为网红认为卡夫卡式的生活不值得一过，而豆瓣上的老师们也长期认为卡夫卡只不过是他的文学的牺牲品，死在纳粹屠杀他的民族的前夜，如果你走卡夫卡路线，至多也只能幸存。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叫你卡夫卡，并迟早是策兰。似乎明智的局面就是做个行会成员。他们可能没行会那么明智但也不缺乏在各种迷境中应有的狡黠，不是出自敌意，而是出自对敌意的削减和自我拯救。就像阿兰·杜根的《为被带走的人向卡夫卡致敬》，我不能穷尽其中的意思，但它也许暗示：警察也可能被卡夫卡带走 。如果人们承认卡夫卡的才能不在但丁之下，那就可以从但丁的角度看卡夫卡的同类：究竟有哪个经典作家是作为文学的牺牲品让其作品传世的？但丁难道不是以犀利著称吗？当然，我并不反对从反对控制社会的角度虚构卡夫卡的形象。

在能指的运作中，鲁迅、卡夫卡、莎士比亚、尤利西斯都能成为当代反面教材！那请问教材里还剩下些什么？ 鲁迅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莎士比亚文学周、尤利西斯国际诗歌节……这些都让人不寒而栗。 布鲁姆的《短篇小说家与作品》收录了39位短篇大师的评论，篇幅最长的是卡夫卡的评论，共33页，其次是刘易斯·卡罗尔，26页。不少作家延续的是契诃夫的传统，但他也只占4页。 布鲁姆评论说契诃夫做到了莎士比亚做不到的：用普通人的不幸吸引观众的兴趣。那么莎士比亚用什么吸引观众的兴趣？有理由怀疑他被阶级敌人洗脑、入侵、殖民了。这样就可以用莎士比亚的不幸吸引观众的兴趣。但说不通——除非你是其他领域的，比如带货直播，而不是文学教授——所以需要换个名字，走上契诃夫的路线，终归来说，这就是卡夫卡在《我们法律的问题》中说的：没有人胆敢反对贵族。而卡夫卡、博尔赫斯确实也不属于契诃夫传统，而是一个对立的模式。

无论身处什么局面，我们都是能够终止一种能指运作的，从而拯救一些作家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