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号。逗号，

提到这部论文的致谢，我一下能在脑海中浮现一连串的名字，我的父母、 师长、亲友，还有众多面目已经开始有些模糊的故人。毕竟，这部论文的“筹备时间”(请允许我大言不惭地使用这个词)实在漫长，到最后，它已经不再是一部简单的、阶段性的思想总结。它已经是我个人历史中厚重的一部分。

因此，我首先想要致谢的，是这段历史(2020-2024)。它并非某种情感深重的个人史，而仅仅是我个人视角下的当代史，时代碎片里的小小一份，将来也注定不会参与到某位史学家的著作里去。毕竟，已经有相当多关于这段历史 的切片和记录了。假如历史是一台摄影机的话，我可能只是某个藏于北京东四 十条破旧筒子楼里微不足道的视点镜头。我尽力去见证，然后带着这种见证进 入论文的写作。仅此而已。

其次想要致谢的，正是这个恼人的概念，请原谅我这么称呼它。这部论文并不试图宣扬什么宏伟的观点或者实现伟大的意义，驱动着我的只有真切的困惑。“舆论”，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字眼。还记得我本科初到新闻学院时，懵懂之中，对“舆论”的理解还停留在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上——一种锐利的历史观先入为主地占据了思想构图的位置。之后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也逐渐接触到了一些更为平和的观点，“舆论”的模样也愈发立体。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也有李普曼的一面，有托克维尔的一面， 也有卢梭、斯密等启蒙哲人的一面。课堂上学到的孙志刚等案件让我无比相信舆论的进步性力量，也因此对一个行将展开的“大众媒介时代”满怀憧憬——人人都能通过媒介延伸自己的视野和理性，舆论也将借此抵达更高尚的维度， 新的公共领域终将能够让一切丑恶无所遁形。

这份印象和憧憬又伴随了我很多年，而这一陪伴的过程，恰如一切关系总会迎来的疏离一般，最终遭遇了它陌生一面的反噬。

即便早已悉知舆论向来就有着非理性的特征，但我总是乐观地认为，这就是某种不容辩白的历史趋势或者时代浪潮。借用黑格尔的话说，世界历史并不总是以人期待的模样展开，但它总是在不断展开着。直到这些年来，见证了一 次次所谓“反转”，见识并接触了一场场因偏见、恶意、流言蜚语所导致的悲剧，我的心情也逐渐转为了失落。我深切感受到，个人并不总是能够幸运地安稳于舆论的保护壳之中。这就像海浪，看似千钧之力锐不可当，但总会把一些多余的水花拍打在生硬的礁石上，而一旦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无论人如何挣扎，如何想要自救，命运已不由其掌控。其所能做的，要么忍耐到风平浪静， 要么就任由这一漩涡将自己揉捏、撕碎。

为何一种本来许诺了政治进步、道德维护的事物，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对个体施加令人恐惧的力量？这个问题成了我一切困惑的起点。是我们对于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错了么，还是有某些更为深刻的原因?目前来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先从能够确定的事物开始。正如笛卡尔在否定一切的之前和之后，也要先找 到一个恒定的支点，一个浮于虚空之中名为“我思”的空心之球。对我而言， 这个空心球就是语言。我言说，故我在;无论世界存不存在，世界总也在言说， 从来不沉默。

在这场对“舆论”的语言审思中，我也逐渐意识到，比起现实之中的“人言可畏”，思想层面的语言同样可畏。一场概念的转轨，落实下来无非一道定义的生成，但背后却可能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因果和权力布局。语言的遮蔽与显现，隐喻式地阐明了舆论对于事物的遮蔽和显现。二者互证，恰恰相得益彰。而通过这场难以忘怀的概念旅行，一个新世界似乎遥遥在前，引导着我继续走下去。

这是我必须感谢这个概念陪伴我的理由。

当然还有很多关于它的话，但我不想再给这部略显单薄的论文增添新的一章了。留待日后吧。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养育，无私的援助与鼓励终于让我走完了博士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程。

感谢我的导师郭庆光教授，他的学识深广以及在我看来传奇无比的人生阅历，为我带来了无穷多的启发。

感谢我身边的亲友们，尤其是(排名不分先后)曹申堃、臧雪妍、武亦彬、 张知依。如果没有你们，我搬家时的三十箱书将成为我学术道路上最大的阻碍。而与你们在无数个夜里充满意义感的畅聊，让我常常恍惚置身于柏拉图的会饮现场。

特别感谢我多年的室友杨奇光。“多年”兼“室友”，相信已无需多言。

感谢我异地的亲友们，尤其是(排名不分先后)李偲扬、雷夏咏、王馨婉、文琴、 马可艺、艾青。如果没有你们日夜忍受我无意义的言辞叨扰，学思的烦闷和孤寂总会在某一刻爆发，那样的话，我距离终点又要迟到了。

还要感谢一切帮助过我的人。

愿你们在这个时代能远远避开那些为语言所蛊惑的可怕漩涡，获得真正确定且安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