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秘密——马勒第二交响曲

今年春天，在旅途上我的提包里多了二本有关马勒的书籍，一本《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马勒》、一本阿尔玛·马勒《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如果打开iPad，我还有一个不久前上传的《马勒第二交响曲》演出视频。视频播了许多次，…，声音变成了背景在遥远，是激情的演绎令人心醉神迷，如翔的乐思似春潮推向终曲的钟声，钟声震颤……

马勒在他的第二交响曲终曲乐章的打击乐声部加上了钟声。

马勒说：“如你所知，我的第二交响曲在最后一个乐章的结尾处需要钟声，可这种钟声没有任何一种乐器能奏得出来，为此我想到了一个铸钟匠，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为了到他的作坊去，我得乘半个小时的火车。我清早动身，正赶上一场大雪，严寒使我那情绪有些低落的肌体活跃起来。那个地方叫泽仑多夫，我到了那儿，穿过完全挂满了雪的枞树和松树，寻觅着道路。一切都是乡土的景致。一座漂亮的教堂在白雪的辉映中生气勃勃地闪闪发光……。终于找到了铸钟的作坊，一位朴实的老先生接待了我。他满头漂亮的白发，长着同样漂亮的白色胡须，目光是那样的安详、亲切，这使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置身行会时代…。我同他谈话，与我这个个性急躁的人相比，他显得有些啰嗦、迟缓。他指着给我看那些漂亮的钟，其中有一个雄伟的大钟，这是德国皇帝为一座新教堂定做的，声音雄浑，富有神秘感。我在自己作品中所想到的就与此类似。但大量的最珍贵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用于一部巨型艺术作品的时代还遥远得很，于是，我给自己挑选了几个简朴、但足够满足我的需要的钟。在逗留了差不多两小时之后，我现在回到了总监处，乌烟瘴气，蝇营狗苟，这些面孔！这些冷漠的人！在他们脸上到处都留下了自我折磨的利己主义的痕迹，正是这种利己主义使所有的人不幸！（书信集）”

自贝多芬1824年第九（终曲合唱）交响曲之后的70年来还没有一个作曲家将人声再次写入交响曲。

1894年6月，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终曲乐章“一个健康结实的最后乐章幸运地诞生了”，这是自贝多芬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人的声音、“具体的人和其语言进入交响曲的乐器领域，这是一次有巨大象征力量的事件”。

马勒自己对这个乐章在1894年产生时的描述：“当时我长时间在考虑，把最后的乐章写成合唱，只是担心，人们会感到它是对贝多芬的形式上的模仿，这使我一再地犹豫不决！这个时候汉斯·冯·彪罗逝世，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我坐在那儿，想到辞世而去的人，此时的气氛完全是萦怀于我脑际中的那部作品的精神。当时合唱队从管风琴那边唱起了克罗普斯托克的赞美诗《复活》！它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一切都清晰鲜明地立在我的灵魂之前！创作者在等待这道闪电，这是‘神圣的受孕’！——当然，如果我不是早就孕育这部作品的话，我怎能有如此的体验？（书信集）”

在此之前，1887年，马勒开始创作第二交响曲。1891年4月，马勒任汉堡城市剧院的第一乐队指挥，汉斯·冯·彪罗这位老先生对他表示敬重。当马勒给彪罗弹奏《葬礼》时（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彪罗陷入一种神经质的惊骇之中，并解释说，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同此作品相比成了一首海顿式的交响曲，他的表情像一个疯子。（书信集）”

1895年3月4日，马勒指挥柏林爱乐首演了第二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此时，担任柏林爱乐指挥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把这部巨型作品的演出列入了上演计划。12月13日，马勒又在柏林指挥了全曲五个乐章的首演。

（注. 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美国首演：1908年12月8日于纽约，马勒指挥。）

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在德累斯顿首演是1901年12月20日。马勒受到委托为萨克森国王阿尔伯特草拟了一份《第二交响曲》的标题性说明。音乐会之后，马勒在给阿尔玛的信中写道：“今天这儿第二交响曲演出了，……这个标题说明只是为一个浅薄的和迟钝的人而写的（你知道指的是谁），谈的只是某些表面和浅薄的东西，归终说来像一部音乐艺术作品的每一个标题一样。这部统一的和严谨的作品，人们对它就像对世界一样，很少能加以解释。我可以证实，当上帝被要求对他创造的‘世界’做些标题性说明时，他同样很少能作出解释——顶多是一份‘启示’，它知道的就是那么多有关神的和生命的本质罢了，如从我的c小调知道是我的创作一样。”

马勒的这个标题性说明是这样的：“我们伫立于一个可爱的人的棺材旁边，他的一生、战斗、痛苦和愿望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我们灵魂的眼睛前掠过。在这庄严的和内心深处极为震颤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像摆脱掉一个覆盖物一样，摆脱掉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困惑和卑微——一个人严肃得可怕的声音触动了我们的心灵，这声音在近日的浑浑噩噩的忙乱中我们经常是充耳不闻的。它在问：呐？这种生是什么？这种死是什么？

对我们而言有一种继续吗？ 这一切只是一个粗暴的梦，或者这种生和这种死有一种意义？ 如果我们该继续活下去的话，那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随后的三个乐章作为间奏曲。”

好了，算了，我已经不想再原本摘录这个标题性说明了，反正马勒是说了。 他跟国王说第五乐章——末日审判来临了，死者都从墓穴里出来了，一排排的排成无尽的行列行进。“人世的伟人和小人物，国王和乞丐，正直的人和不信神的人——都要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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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马勒c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

第一乐章 庄严的快板（Allegro maestoso），c小调，4/4拍子，奏鸣曲形式。据马勒自己所说，这一乐章表示的是葬礼，是第一交响曲中英雄葬礼的延续。

第二乐章 中庸的行板（Andante moderato），降A大调，3/8拍子。奥地利的民俗舞蹈兰德勒舞曲(Landler),当中包含两个主要段落。

第三乐章 缓缓流动的（In ruhig fliessender Bewegung）c小调，3/8拍子，三段体的诙谱曲。旋律取自他的歌曲集《男孩的神奇号角》其中一首《圣安东尼向鱼儿布道》。马勒将这首歌曲作大幅度的扩展，并加插一些新的乐段。定音鼓先以两下成四度的音乐动机开始，再变成低声部的节奏动机后，小提琴随即加入，演奏《圣安东尼向鱼儿布道》的第一旋律。

第四乐章 原始之光（Urlicht），降D大调，4/4拍子。 以原始之光为题，同样出自《男孩的神奇号角》中的同名歌曲。由女中音独唱，有浓厚的咏叹调味道，暗淡带朦胧的气氛，藉以带入最后的终曲合唱。

第五乐章 同谐谑曲速度（In the tempo of the scherzo），降E大调，3/8拍子，扩大的奏鸣曲式，紧接第四乐章不间断演奏。整个乐章可分为器乐与声乐两部份。在急促的大提琴及低音提琴上行音列带领下，乐队先带回第三乐章的结尾部分，再利用重复及变奏的方法导入新主题。接着幕后四个圆号和四个小号，在多种打击乐器伴同下，吹奏出一段信号曲，它在远处消失，又不时出现，营造遥远的效果。第二部分是合唱队唱出“复活”赞美诗为主体。

女高音：露丝·齐莎克（Ruth Ziesak），德国歌剧和艺术歌曲女高音，1963年生于霍夫海姆。

女中音：纳塔莉．斯杜兹曼（Nathalie Stutzmann），女低音歌唱家、指挥家，2009年，她成立了自己的乐团“Orfeo 55 巴黎室内乐团”。1965年生于叙雷讷。

指挥：詹姆斯·加菲根（James Gaffigan），目前为卢塞恩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和荷兰广播爱乐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作为歌剧指挥，2011年他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演《波希米亚人》。1979年出生于纽约市。

乐队首席：莎拉·涅姆达奴（Sarah Nemtanu），1981年生于罗马尼亚。在多个音乐会上担任独奏，包括法国国家歌剧院，伦敦交响乐团，瑞典广播交响乐团和马勒室内乐团。她与多位音乐家合作，包括马舒尔、海汀克、科林·戴维斯和穆蒂。签约迪卡、环球、Naive等唱片公司。

法国国家管弦乐团（Orchestre National de France），法国广播合唱团（Choeur de Radio France），圣丹尼音乐节，巴黎圣丹尼大教堂，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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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在各媒体上看到报道：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E. Kaplan，1941年3月3日出生。）逝世了。网络上更是，几乎都在转同一些相同的文字，之后，同一的转发了乐评人莱布雷希特几年前的那篇文章《我们都需要一次“复活”》。

“2016年1月1日，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业余指挥大师吉尔伯特·埃德蒙德·卡普兰因病去世。这位古典乐坛的传奇人物原本是一名华尔街的金融家，因对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痴迷，在自己的后半生自学指挥并专注于这部传世杰作。经过苦心钻研，卡普兰终成“复活交响曲”最权威的演绎者，曾率领伦敦交响、维也纳爱乐等世界顶级乐团录制该曲目的唱片，成就乐坛一段佳话。（网络）”

图片：卡普兰1983年为美国交响乐团排练马勒第二交响曲。

在此以英国乐评人莱布雷希特几年前的这篇文章，来纪念这位传奇音乐人：

我们都需要一次“复活”——谨以此文纪念“业余指挥家”卡普兰

——卡普兰的故事里没有什么普世道德，但有一两个道理值得学习。我在周一那晚学到了：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第二目标;在艺术中不存在玩物丧志。我们都需要一次复活。——

1981年我听到传言，说一个富有的美国人雇了一支伦敦乐队打算排练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他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说开音乐会的目的是要探索这交响文献中最令人敬畏的高峰的秘密。

没多久，我又从前首相爱德华·希思那儿听说这个美国金融出版家名叫吉尔伯特·E·卡普兰(Gilbert E. Kaplan)，他已经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指挥了一场严格限制听众、拿请柬才能听的音乐会，听众是从国际货币峰会归来的各国首脑。由于演出《复活》需要超过百人的大乐队和两倍数量的合唱队，加上听众席中2700位爱说话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们，这场演出可保持不了多久神秘感。我与乐手们闲聊了，也听了一张录音磁带，于是决定飞到纽约去见卡普兰，接着，我发现他有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1965年这位华尔街的青年骄子，被拖去看了一场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的排练，当夜无眠。音乐对他产生了某种生理的影响，他在第二天的音乐会上简直被泪水给融化了。

他可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典型的艺术傻子。卡普兰27岁就有了办杂志的念头，目标读者是那些管理着银行、养老基金、政府的大笔财富的职业人士。他将这本月刊命名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无比精准的定位，几年后他便成了百万富翁。

马勒的出现，唤醒了他性格中难以驾驭的一面。他在同未来的妻子莱娜第一次约会时，就带她去皇家节日大厅听了《复活》。当她看到他那心醉神迷的模样，告诉他得做个了断：要么掌握这作品，要么放弃它。卡普兰除了儿时在新泽西上过几次钢琴课之外，对音乐别无了解;他立刻请了一位指挥老师，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中，他飞遍全球观看所有的马勒作品演出，他请顶尖指挥吃饭，而后者常常需要理财建议。

1982年9月他不惜赴险，为金融精英们指挥了一场交响盛宴。那晚他创造了许多第一，甚至破解了《复活》中一个令很多职业指挥家困惑的难题——如何与远在舞台后方、根本看不见的铜管声部交流。大部分指挥向躲在舞台边半开的门后的助手使眼色，而卡普兰在细读了马勒的原稿后，决定在舞台上方悬挂电视屏幕。听众们伸长了脖子想看清楚那飘灵的音色来自何方，这场《复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卡普兰的梦想开始有了宿命的意义。拥有马勒手稿的荷兰基金会迫于财政压力，低调出售手稿。卡普兰不仅买进手稿，还出版了影印本，如今早已成为专业演奏者不可或缺的资料。他还买到了马勒送给太太阿尔玛的戒指，把它戴在了莱娜的手指上，以表感激之情。

1986年他在皇家节日大厅举办了一场开拓性的马勒研讨会，次年他来到加的夫与伦敦交响乐团录制了第二交响曲。当时我听到一个乐手叫他的老婆“快点来，有奇事儿要发生了”，这些不好对付的乐手们可不相信一个动作抽筋的外行能对马勒发挥出什么新意。但当时的卡普兰，已经对十四个版本的乐谱烂熟于胸，知道马勒删除、替换的每个音符，熟悉他对此作品说过的每一句话。这部作品的本质，是在怀疑生命之目的。

卡普兰唱片的销量超过了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勒录音，共计十八万张，并且还在上升。1995年《复活》的中国首演由他指挥，同年的萨尔茨堡艺术节由他率领爱乐乐团开幕。他对于马勒的研究使得万有音乐出版社(Universal Edition)修正四百处错误后重印了乐谱。当他与维也纳爱乐录制新版时，我惊讶地看着那些小号手在演了十遍之后，冒着吹破嘴的危险又演了第十一遍，以确保自己真的吹对了。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每当我咀嚼马勒的理论时，就会发现很难绕过卡普兰的发现，其中一些线索能够让我们更理解作曲家的使命。我相信卡普兰已经改变了我们聆听这首作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解密了指挥的艺术，以至于不会有人再去蔑视一位痴心的外行的演绎。他将大师神话民主化了。

当我让他评价自己对音乐做出的贡献时，他躲开了问题，而当我问到音乐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时，他轻松地点出了两种生活之鸿沟。“诺曼，你肯定知道，我熟识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来就会问自己，今天我能赚多少？那是他们唯一的动力。而我的动力变成了其他东西。”

12月8日周一晚8点，是马勒指挥《复活》美国首演的一百周年纪念。吉尔伯特·E·卡普兰登上林肯中心的舞台，与纽约爱乐乐团和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一同进行了纪念演出。音乐会票提前一个月便已售罄，人们暂时从经济衰退的艰难现实中解脱出来，沉浸在一个真正美国梦的光辉中。

在换上燕尾服之前，卡普兰用ppt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讲解。他的努力令交响曲的开场显得有些刻意，但他的每个处理都能在乐谱上找到理由，当音乐展开时，张力和对比已然成立。两次合唱的进入宣示着复活，第一次柔若无物，第二次极具爆发力，令我难以抗拒。

卡普兰的故事里没有什么普世道德，但有一两个道理值得学习。我在周一那晚学到了：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第二目标;在艺术中不存在玩物丧志。我们都需要一次复活。

（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英国著名古典音乐评论家、BBC广播三台主持人。本文原载《外滩画报》盛韵 译）

图片：卡普兰 维也纳爱乐录制的唱片

图片：卡普兰 伦敦交响录制的唱片

（原稿于2016年“古典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