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导论》笔记

第1课： 社会心理学导论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一个人或群体其想法感受和行为，对其他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上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我们是如何相互受到影响的，你不需要了解其他人，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关键在于你如何相信如何看待其他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假设你错了，那么感知到的他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可能与实际的他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具有同等的影响力或者更大的影响力。

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构建社会世界，我们的社会直觉如何指引我们，而有时候又是如何误导我们的，以及我们的社会行为如何受他人、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生物性的影响。社会学和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母体。相比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试图在研究内容上更侧重于个体，在研究方法上更侧重于实验。相比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对个体之间的差异关注得较少些，而更多关注人类如何看待影响彼此。

第2课： 社会中的自我

自我概念：我是谁

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组织思想和行为。当我们加工有关自己的信息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回忆它(一种叫做自我参照效应的现象)。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导我们对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图式，和我们梦想或害怕成为的可能的自我。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识，影响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其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包括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的社会同一性，我们如何知觉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文化也会塑造自我。某些人，特别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假定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还有一些人，主要存在于亚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假定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自我。如第4章会进一步解释的，这些不同的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行为的文化差异。 我们的自我认识存在有趣的缺陷。 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行动。当观察者也无法发现我们行为的有力影响作用时，我们也会忽视它。这些控制我们行为的内部的微妙过程可能与我们对它有意识的、清楚的解释不同。我们往往也会错误地预测自己的情绪。我们会低估心理免疫系统的力量，并且因此倾向于高估我们对重大事件的情绪反应的持久性。

• 尼塞特和沙克特用实验证明人们是怎样误解自己的心理。他对哥伦比亚大学生实施一系统逐渐增强的点击，给其中一切被试预先吃一片假药，并告诉他们一会儿可能会导致心悸、呼吸不规律和神经质的发抖——这恰恰是通常伴随电击的症状。尼斯特和沙克特预期人们会将点击的症状归因为药效作用，这样他们就会比没有吃药的人更能忍受电击。确实，吃过药的人所忍受的电击强度是没吃药的人的四倍。事后告诉吃药的人他们忍受了比平均值高的电击并询问原因，没有人提到药。
• 人们常常想象拥有一个有阳光、海浪和沙滩的田园荒芜假期，但当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多么需要日常生活、智力开发或时尚流行”时，可能会很失望。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或小组赢得胜利，那我们会高兴很久。但多个研究显示我们对这些好消息的情绪消失痕迹比自己预期的要快。
• 威尔逊及其同事让被试从两个艺术海报中选择一个带回家，那些被要求在做出选择并说明选择理由的被试都指出海报的幽默感是促使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更容易描述其积极的特点），但几周之后，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满意度比那些仅仅靠感觉或一般性选择海报的人的满意度低。与人们根据多种面部特征做出的原因判断相比，本能反应更为一致。

知觉到的自我控制

很多研究表明了效能感和控制感的好处。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效率的人以及那些内控的人，比那些习得性无助和悲观绝望的人会应对得更好，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 对环境一定控制权的囚犯——可以移动椅子，控制电视，并且开关电灯，会减少体验压力，较少出现健康，并且较少有故意破坏的行为。
• 和你一起住的人如果可以自己选择早餐吃什么，什么时候去看电影，晚睡还是早起，那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一定会更快乐。

自尊和自我服务偏见

与自尊脆弱的人相比，把自尊更多地建立在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不是分数、外貌、金钱或是别人的赞美的基础上的自尊感明确的人会一直感觉状态良好。如此寻求自尊能满足我们对能力、人际关系和自主性的深层需求。 与“多数人可能都遭受低自尊和自卑感的折磨”的假研究者们发现多数人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见。在实验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发现，人们总是在失败的时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时安享荣誉。我们在一些主观性和盲目赞许性的特征和能力方面，往往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过分相信自己，使我们显现出对未来的盲目乐观。我们还容易高估自己观点和弱点的普遍性(虚假普遍性)，同时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虚假独特性)。这些感知在三定程度上来自我们“维持和增强自尊”的动机，这一动机有利于我们抵制抑郁，但却会引起错误评价和群体充突。

• 布什曼和鲍迈斯特让540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书写一段话，并由另一个学生对他们进行夸奖（“好文章”）或做出讽刺性的评价（“这是我见过最烂的文章”）。然后让那些文字作者们和其他学生一起玩一个反应时的游戏。当某个人的对手失败时，该作者就可以用任意强度和任意时间长度的噪音来攻击该对手。在文章受到批评后，那些自尊最强的人——同意“自恋的”陈述比如“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具有异常的攻击性。”他们使用噪音折磨的时间长度是普通自尊者的三倍，受伤的自尊心引发了报复性行为。
• 高考委员会对829000名高中高年级学生的调查中，没有人在“与人相处能力”这一主观而赞许性的维度上对自己的打分低于平均值，然而有60%的人的自评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则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1%。每个人高于平均水平，这可能吗？

自我展示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观众。我们在不同程度上监控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加以注意，不断调整它以创造一个我们所希望的形象。这种印象管理的策略可以用来解释虚伪谦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贬低自己，恭维未来的对手，或是当众感谢他人而私下里却把荣誉归于自己。有时人们甚至会以自挫行为来实现自我妨碍，用以为失败提供借口，从而保护自尊。

• 自我贬低是一种很巧妙的自我服务。 一句“我太笨了”可能会引发身边朋友的安抚“你做得很好！”甚至像“我多希望我没有这么丑”这样的评论，至少也会引发“那有什么，我认识不少人，可比你丑得多”这样的安慰。
• 由于害怕失败，人们在就业面试前欢饮通宵，在大考来临前玩视频玩游戏而非学习。当自我形象与行为绩效紧密相连时，“全力争取却失败了”要比“延误时间而有了失败的好借口”更让人泄气。自我妨碍有利于我们把失败归于一些暂时的或外在的因素，而非自己天赋和能力的匮乏，从而可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和公众形象。

第3课： 社会信念与判断

我们如何解释他人

归因研究者研究了我们怎样解释行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将人们的行为归结于个人的特质，什么时候该将其归结为环境的影响?基本上我们都会做出合乎情理的归因。然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却常犯基本归因错误(也叫对应偏见)。我们会把他人的行为更多地归结为内在的特质和态度，而很少考虑环境的影响限制，即使它们是很显著的。如果一个气球的运动是由我们看不见的风的推动所造成，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有内在动力的。但人不是无生命的物体，因此当一个人在活动时，我们通常轻视“环境的风”而集中考虑内在的动力。我们会犯这种归因错误，部分原因是当我们观察某个人的表现时，那个人就是我们注意的中心，而环境相对是不可见的。但当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需要做出反应的情境上，这个时候情景就是可见的了，因此我们不会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敏感。

• 研究者让男性被试和一名女性（事实上是实验人员）进行约会，实验中，女性实验员对每一名男性被试写出了自己的假定印象，之后要求被试男性根据这些印象的描述来猜测这名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喜欢他。当她仅仅列出消极的陈述时，如果告诉被试男性她是在别人要求下表现出消极的态度时，男性被试们不会介意她的批评。但当那么女性仅列出积极的赞赏印象时，被试男性会坚定地认为她确实喜欢自己，不管她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表达还是被迫而表现出的积极评价。当归因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时，基本归因错误会表现得更明显，
•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归因错误：“事情全部很糟，这令人很生气”，约翰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景；但爱丽丝却认为“约翰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因此他总是不友好”。当涉及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通常使用描述行为和反应的词语；当涉及他人的时候，我们更经常用“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之类的语言。
• 招聘职员面试实验：每位应聘者同时接受六个人的面试，每位面试官都有机会提问两到三个问题。面试结束后，作为面试官的我想“这个人太呆板、太笨拙了。“于是第二个应聘者我在喝咖啡时单独约见，谈话不久我就觉得我们就像一对亲密的朋友，我逐渐形成了她是一个”热情、有魅力、有意思的人“的印象。

我们怎样感知和回忆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的先入为主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记忆。在许多实验中，人们事先的判断会强烈影响他们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其他一些实验在给被试提供信息之后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植下判断或错误信念。这些实验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断会扭曲我们的知觉一样，事后判断也会扭曲我们的回忆。 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也具有这些倾向。我们都会选择性地注意、解释和回忆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判断是一个融观察、期望、推理和热情为一体的混合体。

• 罗斯巴特和比勒尔让俄勒冈大学的学生评价一张照片上男人的面部表情。有一部分学生被告知他是盖世太保的领导人，二战中对在集中营难民身上实时野蛮的生化实验负有重要的责任，这部分学生很自然的将他的表情知觉成“面无表情”；而另一部分学生被告知他是反纳粹组织地下运动的领导者，并勇敢的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这些学生则认为他的表情充满了热情和慈善。
• 信念固着现象：信息可以独立存在，当支持其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在下来。安德森要求被试分析两个具体的事例，并询问他们“有关喜欢冒险的人是合格的或者不合格的消防队员的观点。”其中一组被试认为喜欢冒险的人会是一个成功的消防队员，而谨慎的人不适合做消防队员。另一组被试相反观点。在被试们形成了这类信念后，他们需要写下自己这样认为的理由，比如，有冒险倾向的人比较勇敢，而谨慎的人太过小心。当形成一种解释后，它会独立于最初推论出它的信息而存在。即使那最初的信息被证明是虚假错误的，被试们仍然会坚持他们自己归纳出的解释。

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心理学研究者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大脑信息加工方面的惊人能力。我们在自动、有效和直觉思维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我们的认知效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适应良好，但偶尔也会以出错为代价。既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这些进入我们头脑中的错误，那么明确我们形成并维持错误观念的途径——“非理性的原因” ——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这种过度自信现象部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自己正确而非错误的缘由。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的信息。 其次，当别人给我们提供往有说服力的轶闻或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信息时，我们经常会忽视有用的基准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易得性)生动的信息。 第三，我们经常在相关错觉和个人控制之间摇摆。在不存在相关的地方知觉到相关(错觉相关)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控制错觉)听起来很诱人。 最后，情绪会影响判断。好的和坏的情绪会激起个体对与之相关的经历的回忆。情绪会给我们对当前经历的解释着色。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情绪还会影响我们做判断时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 代表性直觉，指对某个事物进行评价时，在直觉的引导下，将其与某一类别的心理表征进行比较。 琳达，31岁，单身，性格坦率，并且很聪明。她在大学时主修哲学，学生时代她对歧视和其他社会问题十分关注，并且参加过反核武器示威游行。以这些描述为基础，你觉得以下哪一种描述的可能性更大：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b.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并且在女权运动中很活跃。 大部分人认为b更有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琳达更好的表现出了他们心目中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设想一下，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兼女权主义者的概率比仅是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更大吗？很明显，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比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更大。
• 易得性直觉，根据头脑中现成的例证回答，并假定该事件是经常发生的。 911事件后，我们通常认为商用飞机旅行要比乘小汽车旅行风险更高。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旅行者在出行同样距离的情况下，发生汽车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飞机失事的26倍。对大多数空中旅行者来说，旅行中最危险的一段便是飞机在机场降落的时候。 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是很慢的，但是从某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则是非常速度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生动的奇闻异事通常会比统计信息更吸引人注目。
• 反事实思维，对将要发生事情的心理模拟，通常出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出可能结果的时候。 假如我们刚刚错过了飞机，我们就会想如果我们能在通常的时间在家里出发，走通常的路线并且路上不聊天的话，那么就能赶上那班飞机。假如我们误了半个小时，就很难设想一个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体验到的挫败感也会小一点。 事件本身越重要，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就越大。
• 错觉相关，我们很容易会将各随机事件联系起来。 沃德和詹姆斯向人们报告一个假想的50天造云试验结果，告诉被试这50天中有哪几天造了云，哪几天下了雨。这只是一堆随机信息的混合，有时造云后下雨了，有时并没有，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相信——人造云与下雨有联系。
• 控制错觉，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认为各自随机事件受自己影响。 与那些由别人分配彩票号码的人相比，自己抽彩的人，当要求他们出售彩票的时候，其要价是前者的四倍。当和一个笨拙而紧张的人玩随机游戏时，人们会比和一个精明而自信的对手玩时下注要多得多。
• 情绪侵入，记忆与判断跟随情绪色调而变化。 1990年阿拉巴马和奥本的一场橄榄球赛后，获胜的阿拉巴马球迷与心情郁闷的奥本球迷相比，前者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低，潜在的破坏性也小，在愉悦情绪的感染下，世界显得更友好，做决定似乎很简单，人们也乐意回忆那些好消息。

我们的信念倾向于自我实现吗

我们的信念有时会产生重要的作用。通常，我们对别人的信念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但是对研究者偏见和教师期望的研究显示，认为某些人的能力超常(或能力不足)的错误信念会引导教师和研究者给予那些人特别的关照。这可能会引发他们做出更出色(或平庸)的表现，并且因此看起来似乎会确证一个实际上错误的假定。与此相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获得对自己期望的行为确证。

• 理查德·米勒等人让老师和其他人反复在某一个班级讲教室应该保持整洁和干净。这一行为使废纸篓的垃圾量增加了15%~45%,但这只是暂时的。另一个班级，同样只将15%的垃圾放进了废纸篓，对这一行为进行反复表扬，持续8天后，在两周后，儿童将80%的垃圾放进了废纸篓，符合了老师对他们的期望。
• 当打电话要求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的居民为美国一个癌症团体做3小时驾驶志愿服务时，只有4%的人同意这样做。当打电话要求一个由其他居民组成的对照组预测如果自己接到这样的一个请求时将如何反应时，几乎一半的人预测他们会提供帮助——并且当癌症团体和他们联系时，大部分人确实答应这样做。当我们阐释自己行动计划时，我们似乎更能会那样做。

第4课： 行为与态度

行为决定态度吗

我们内在的态度是如何与我们外部的行为相联系的呢?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和行为互相支持。流行的大众观点强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但令人惊奇的是，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对一些事物或人的感情——经常不能很好地预测行为。并且，改变人们的态度很显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些发现让社会心理学家急于去寻找我们经常言行不一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各自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各种不同的情景下，表露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可能会从毫无关系到紧密相关，在下述情况中，我们的态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 (1)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2) 态度是针对具体行为的，(3) 如果态度是强有力的(以某一些事提醒我们牢记这点，或通过直接的经验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所想所感会与我们的行为会紧密相关。

• 阿杰增和菲什拜因指出“当测量的态度非常笼统时——比如对于亚洲人的态度，当测量的行为非常具体时——是否去帮助某个具体的亚洲人，我们无法得出言行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当测量的态度之间与情景关联时态度确实能够预测行为——对于废品回收的态度能够预测个体在废品回收中的参与行为”。
• 爱德华·迪纳和马克·沃尔伯的猜字谜实验（被试学生告知为测智商），实验要求当屋里的铃声响的时候就停止猜谜。在他们各自单独做题的情况下，有71%的学生在响铃后继续做题；而在那些可以自我知觉的学生（让他们在一面镜子前做题同时听录有自己说话声音的磁带）只有7%的学生继续做题。这就容易让人想起，商店中与人等高的镜子能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盗窃的态度，从而加强言行之间的一致性。

行为何时决定态度

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不仅态度会影响行为，行为也可能影响态度。当我们做事时，我们往往会夸大事情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我们为该事负责时。许多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社会角色规定的行为铸造了角色扮演者的态度。对登门槛现象的研究说明，对一个小行为的承诺可以让人们更愿意做一件更大的事。行为也影响我们的道德态度: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确的。同样地，我们的种族政治行为也可以塑造我们的社会意识:我们不仅仅坚持自己相信的，我们也相信自己所坚持的。

• 菲利普·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实验：到底是邪恶的犯人和恶毒的狱卒导致了监狱的残酷性，还是狱卒和犯人在制度上的角色令即便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会变得十分怨毒和冷酷。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指派一些学生做狱卒，分发制服、警棍和哨子并命令他们按规则行事，指派另一些学生扮作犯人，穿着令人羞耻的衣服。在经过一天的角色扮演后，狱卒和犯人都进入了情境，狱卒开始贬损犯人，制造侮辱性规则，犯人崩溃造反或者变得冷漠......人们越来越分不清现实和幻觉、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随后津巴多发现社会病理学症状正在出现，不得不在第六天放弃了这个本来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
• 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先让他们帮一个小忙，这就是登门槛现象。研究者假扮安全驾驶志愿者，请求加利福尼亚人在院子前面安置巨大的、印刷比较粗糙的“安全驾驶”标志，只有17%的人答应了；然后研究者请求其他人先帮一个小忙：可以在窗口安置一个3英寸的“做一个安全驾驶者”的标志吗？几乎所有人都答应了。两周后，76%的人同意在他们院子前树立大而丑陋的宣传标志“安全驾驶”。
• 乔纳森·弗里德曼向小学生介绍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电池机器人，并告诉他们当他离开屋子时不许他们玩。弗里德曼严厉威胁一半的孩子，而对另一半孩子则温柔告诫，这两种方法都有效的阻止了孩子。几周后，另一个研究者（与先前事件没有关系）让每个孩子在相同的房间玩相同的玩具。18个早先被严厉威胁过的孩子中，有14个正在与机器人自由的玩耍；但早先被温柔告诫过的孩子有三分之二仍然拒绝玩这个玩具。他们先前有意识的选择不玩玩具这个决定明显被内化了。如果威慑强大到能引发某种需要的行为，或者温柔到他们觉得有主动选择权的话，他们会内化这种凭良心做的行为。道德行为特别是主动选择而非被迫做出时，会影响道德思维。
• 在1964年颁布人权法案后的十年，认为自己的邻居、朋友、同事或同学全是白人的美国白人的比率在每项选择中都下降了大概20%，种族间交流的行为也在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白人中认为黑人应该有自由居住权的比率由65%提高到87%。

为什么行为会影响态度

三种不同的理论可以解释行为对态度的影响。

自我展示理论假定人们适当调整自己的态度以使其看起来与行为一致，尤其是那些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实人们确实会因他人的想法而调整自己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也发现有时真的会引发真实态度的改变。 另外两种理论认为我们的行为会促使真实态度做出改变。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解释是，当我们的行为与态度相反或者很难做决定时，我们会感到紧张。为了降低这种情绪的激活，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不协调理论进一步认为，我们不当行为的外在理由越少，我们越觉得自己对其负有责任，从而会产生越多的不协调，态度也改变得越多。 自我知觉理论则假定，当我们的态度不很坚定时，我们就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及其环境来推断我们的态度。自我知觉理论的一个有趣的推论是“过度合理化效应”:付给人们报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将他们的这种乐事转化为苦差(如果这些报酬使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报酬)。研究都证实了这两种理论的预期，这表明它们分别描述了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

• 人们在衣服、食品、化妆和整形上花费大量的金钱，都是因为我们在意其他人的看法，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常常能给自己带来社会和物质的报酬，能让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能让我们的社会身份更加有保障。
• 2003年伊拉克战争，起因于推测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拥有威胁美国和英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伊始，仅有38%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也是正义的。而在战争中伊拉克没有动用这种武器，并且其武器的数量并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威胁，因而战争的大多数支持者体验到了不协调，当他们看到伊拉克战后的混乱，欧洲和穆斯林国家汹涌的反美浪潮以及狂热的恐怖主义后，他们这种不协调感觉更强烈了，为了减少这种不快的体验，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记录到，一些美国人修正了政府对外开战的原因，这些原因现在被解释为从残暴和种族灭绝的统治下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并为中东的和平与民主打下基础。战后一个月，曾经少数的支持性观点变为了多数观点：58%的美国人在即使没有找到宣称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仍然支持这次战争。
• 民间故事：一个老人独自一人住在某条街上，每天下午都有一群吵闹的男孩在这儿玩耍。这种喧嚣惹烦了他，于是他把男孩们叫到门前，告诉他们自己喜欢令人愉悦的声音并许诺明天再来的话他将会给每人50美分；第二天男孩们来了，大肆庆祝；第三天男孩们也来了，这次是25美分；第四天，男孩们只得到了15美分，老人解释说他那干瘪的钱包快掏光了。“求求你们，尽管这样，你们明天还能以10美分的价格来玩吗”这些孩子失望地告诉老人他们不会再来了。他们说，这样得不偿失，在他房子前玩整整一下午才只有10美分。

第5课：基因、文化与性别

人类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样性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人类有哪些地方相似?又有哪些地方不同?为什么?进化心理学家研究自然选择如何使那些有利于基因延续的特性保留下来。尽管人类在学习和适应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进化的观点仍然强调人类天性中共有的亲缘关系。 文化的观点则强调人类的差异性——那些有助于界定一个群体，并代代相传的行为、思想、传统等。不同文化在态度度和行为上的显著差异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其实是社会文化规范和角色的产物。 然而，跨文化心理学家也试图寻找人类“内在的统一性”。尽管不同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同的社会规范。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规范是关于地位不平等的人们之间如何进行交流。 所有的文化都会赋予个体一定的角色。扮演一定的角色常常会使人们内化自己的行为。改变角色也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点。

如何解释性别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却更为引人注目。尽管男性和女性各自的个体差异远远超过了性别差异，但是社会心理学家仍然考察了在独立性与关联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女性通常更关心他人，表达更多的共情和情绪反应，用更多关系性的词汇描述自己。男女两性似乎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支配性，攻击性和性别特征。 正如侦探对犯罪比对美德更感兴趣一样，心理学家对差异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相似性。让我们牢记这一事实:个体差异远远超过性别差异。女性和男性并不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性别，他们更像一个人的两只手，相似但却不完全一样，彼此非常协调，但当他们紧紧相握时却有所差异。

进化与性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天生的

性别与择偶偏好

• 一般进化理论 ： 自然选择
• 中度进化理论 ：

a、互助理论

• 假设1：在父母投资存在性别差异的种群中，投资较多的一方在选择配偶时更挑剔
• 预测1：女性偏爱社会地位高的男性

b、父母投资和择偶理论

• 假设2：如果男性能够未后代提供资源，那么女性选择伴侣时还会考虑男方提供资源的能力和意愿
• 预测2：女性偏爱那些愿意为自己和后代投资的男性

c、父母-子女冲突理论

• 假设3：对后代投资较少的一方将面临更多的竞争以便取悦投资较多的一方
• 预测3：女性会与那些无法提供预期资源或者把资源提供给其他女性和子女的男性离婚

性别与荷尔蒙

在求爱、提供资源和保护的过程中，男性会更强调自己的男人气质，放弃自己对相互依赖和养育的需要，而年轻的女性在求爱和抚育孩子的时候则会控制自己独立和专断的倾向。随着男性和女性逐渐适应了成年早期的角色，他们会更多地表现原先受到限制的特性，他们都变得更加中性——兼具独断性和养育的能力。

进化意义是属于过去的理性选择，它只是告诉我们在过去什么样的行为有用。至于这些行为现在是否任然具有适应性，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人们倾向于被那些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形象的人所吸引，但实际上，进化派心理学却报告说和那些相对中性的人在一起更满意 。

文化与性别:我们的行为是由文化影响的吗

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性别角色

• “夫妇两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顾孩子，或者丈夫外出工作而妻子呆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种生活哪一种更令人满意？”这是皮尔全球调查提出的一个问题，44个国家中41个国家其大多数人都人物夫妇两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顾孩子更令人满意
• 在联合国，我们知道，为了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取决于非洲女性和她的丈夫直接良好的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不同时代下的不同性别角色

• 1938年，只有20%美国人支持“已婚女性可以去工作赚钱，即使她的丈夫有能力养家糊口”；1996年80%的美国人都赞成这种观点
• 1967年，美国57%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赞同“已婚女性的活动应该限制在家庭范围内”；2002年只有22%的人同意

同伴相传的文化影响

• 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劳敏和丹尼斯·丹尼尔斯“两个在同一家庭长大的孩子之间的差异和从众多家庭中随机抽取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差异一样大”。由对双生子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和收养家庭研究发现，基因的影响大约可以解释人格特性中50%的个体差异，共享环境影响包含共享家庭因素只能解释0~10%的人格差异，剩下的40%~50%则来自同伴的影响。
• 孩子们比较关注的其实不是父母怎么想，而是他的同伴怎么想。孩子们常常会受比他们大一点的同伴影响，而这些孩子再从比他们大一点的孩子身上学习，直到那些和父母同属一代的年轻人。

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环境与个人的关系

• 生物和文化解释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生物因素在文化背景下起作用，而文化用在生物因素基础上施加影响。 如果不考虑人的力量的话，有关社会影响的重要事实就只是半个事实而已。个人和情境至少通过三种方式式相互影响。首先个体对某一个特定情境的解释和反应有差异其次，人们会选择对自己有影响的环境。第三，人们会创造自己的社会环境。因此力量根植于个人和环境之中。所以我们既创造我们的世界，也被我们的世界所塑造。

第6课：从众

什么是经典的从众研究

从众——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顺从是表面上与群体相一致而内心并不赞同。接纳是不仅在行动上而且也在信念上与社会压力保持一致。 三组经典实验展示了研究者如何研究从众的。谢里夫现察到，他人的判断会影响人们对光点移动距离的错觉估计。就这样形成了“正确”答案的规范，并且该规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一批一批的研究参与者中流传下来。这种实验室暗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暗示。所罗门·阿施设计的实验任务非常清晰，不像谢里夫采用的是模糊任务。阿施先让实验者听到其他人做出三条线段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相等的判断，然后自己做出判断。当其他人一致地给出一个错误的答案后，结果发现有37%的实验者会从众。谢里夫的程序引发了接纳;另一方面，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引发了顺从的极端表现形式一服从。 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合法、 近距离的命令者、遥远的受害者以及没有一个不服从的榜样65%的成年男性参与者完全服从命令，对隔壁发出尖叫的、无辜受害者实施具有伤害性的电击。 这些经典的实验揭示了社会力量的潜能和顺从导致接纳的容易程度。罪恶不只是美好世界中坏人的行为，而且也可能是强有力的情境诱使人们对谬误的从众或向残忍屈服投降的结果。经典的从众实验解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另一些问题:

(1)人们有时从众，有时不从众，那么他们什么时候会从众?

(2) 为什么人们会从众?为什么他们不忽视群体“做真实的自己”呢?

(3) 是否有一种人特别容易从众?

什么因素可以预测从众

利用从众实验程序，研究者考察了从众产生的环境条件。某些情境看起来特别有影响力。例如，从众会受到群体特征的影响。当面临意见一致的、3个或更多个有吸引力的、地位高的人时，人们最容易从众。如果个体是在公众场合做出反应并且没有做出事先承诺，那么人们也最容易从众。

个体为什么会从众

实验表明人们之所以从众主要出自两个理由。规范影响来自于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信息影响来自于其他人为自己提供事实证据。当公开作出反应时从众程度较大，这反映出规范的影响力。当遇到难以决策的任务时从众程度也比较大，这反映出信息的影响力。

谁会从众

“谁会从众?”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一般人格测验分数无法准确地预测个体的特定从众行为，但却是个体一般从众倾向(和其他社会行为)较好的预测指标。特质效应在“微弱的”情境中显得最为强有力，在这种情境中社会力量并不比个性差异占绝对优势。虽然从众和服从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文化却使人们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社会敏感性。

我们如何抵制从众的社会压力

社会心理学家强调社会压力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强调人的力量。我们并不是玩偶。当社会强制变得非常明显时，人们常常会表现出逆反心理——为了恢复自由感而公然蔑视强制力量的动机。当群体所有成员同时表现出逆反时，其结果便是反叛。 与群体偏离太远，我们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们也不想与其他人太一致。于是，我们就会以那种坚持自己独特性和个性的方式行事。在群体中，我们最可能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第7课：说服

说服的途径有哪些

有时候说服是发生在人们关注于某个论题并且对其做出积极思考的时候。当人们自然而然地对论点进行分析时使用的是说服的“中心途径”。如果论题没有引发个体做出系统的思考，个体只是根据些具有 偶然提示性的线索下论断时，说服会通过速度更快的“外周途径”发生。由于中心途径的说服更具理性，因此更加持久，也更有可能改变行为。

• 中心途径：分析并且具有某种动机（听众）-高努力水平，详细分析，赞同或反对论点（加工过程）-令人信服的论点引发持久的赞同态度（说服），eg:计算机广告商通常使用中心途径法，他们认为广告的观众需要系统比比较各个产品之间性能和价格的差异
• 外周途径：很少分析或投入（听众）-低努力水平，使用外周线索，经验法则（加工过程）-外部线索引发喜爱和接受，但通常只是暂时性的，eg:软饮料的广告商通常将自己的产品与魅力、愉快和好心情联系

说服的要素有哪些

什么因素会使说服有效呢?研究者们考察了四个因素:传达者、信息、沟通渠道以及听众。 谁是发言者?可信的传达者给人的感觉就是值得信赖的专家。那些讲话语气果断、语速较快并直视听众眼睛的人通常较为可信。那些持与个人利益和悖观点的人也会让人产生同样的感觉。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信息传达者在品位和个人价值方面也非常有效。 说了些什么? 当一条信息与好心情联系起来的时候会更有说服力。人们在情绪好的时候一般会做出更为爽快、不假思索的判断。而一些引起恐惧心理的信息也同样有效，如果信息接收者能够采取预防行为的话，则更是如此。 一种信息与听众已有观念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差异，取决于传达者的可信度。而究竟是单方面信息还是双方面信息更有说服力取决于:如果听众已经赞成该信息，而且过后不大可能会考虑相反的意见，那么单方面的观点可能更有效。而当听众心思较为缜密或者并不赞同该信息时，那么包含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则更为有效。 当涉及某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时，观点出现的哪种顺序会更有优势呢?最具普遍性的结论是首因效应。但是如果观点之间存在时间隔，那么较早呈现的信息作用会减小；如果在第二条信息呈现完后立即做出判断。那么对于该信息的印象还很清晰，很可能会出现近因效应。 沟通渠道，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信息是如何被传达和交流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通常都是最有效的。然而对于复杂难懂的信息来说，书面文字媒介则是卓有成效的。当问题无关紧要(例如该买哪个牌子的阿司匹林)或情境比较陌生(如在两个不知名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时，大众传媒则较为有效。 听众，最后信息的接收者也很重要。听众们接收信息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他们是在考虑有利的想法还是想做出反驳?他们是否被事先警示过了?此外听众的年龄也有影响作用。对人们做过长期反复调查的研究者们发现，年轻人态度的稳定性较差。

现实生活中的说服：邪教是如何进行精神灌输的

宗教邪教的成功让我们有机会见识了强有力的说服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种成功是源于对行为承诺的强调(如第3章所述)，运用有效的说服原则(如本章所述)，以及将人们孤立在思想同化的团体当中 。

宗教邪教的成功让我们有机会见识了强有力的说服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种成功是源于对行为承诺的强调(如第3章所述)，运用有效的说服原则(如本章所述)，以及将人们孤立在思想同化的团体当中

人们应该如何抵制被说服呢?预先公布自己的立场(这可能是受到别人对自己立场轻微的攻击而引发出来的),会导致个体抵制随后的劝说。温和的攻击还可以起到免疫的作用，使个体对可能到来的更强烈的攻击做好反驳的准备。结论看似矛盾，加强现有态度的方法之一竟然是对其发出挑战;当然，这种挑战的强度必须适中，不至于颠覆其已有的观点。

第8课：群体影响

社会助长作用：我们是怎样受他人在场影响的

他人在场问题是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对于该问题的早期研究发现，观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会提高个体的作业成绩。另一些人则发现他人在场会降低个体的作业成绩。扎伊翁茨用一个知名的实验心理学定律（唤起能够增强任何优势反应的倾向）把这些发现融合了起来。由于他人在场能引发唤起状态，所以，观察者或共事者在场，会提高简单任务(其优势反应是正确的)的作业成绩，但会降低复杂困难任务(其优势反应是错误的)的作业成绩。 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人在场而被唤起呢?实验表明:这种唤起部分来自于评价顾忌，部分来自于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当前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另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我们不存在评价顾忌或者分心，仅仅是他人在场也会引起唤起的。

• 在渔用卷轴上绕线，做简单乘法题，或者吃东西都是一些简单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反应都是人们掌握得非常好的反应或很自然的优势反应。毫无疑问，他人在场会提高这些任务的作业成绩。而学习新材料，走迷宫游戏，或者解复杂的数学题都是一些较难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反应很难一下子就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在场就会增加个体错误反应的次数。可见，唤起能促进优势反应。
• 迈克尔等人发现:在一个学生社团里面，优秀的撞球选手(在隐蔽观察条件下击中71%的选手)在有四位观察者来观看他们表现的情况下，他们的成绩会更好(80%的击中率)。而差劲的选手(先前平均击中率为36%)在被密切观察的条件下表现更差(25%的击中率)。 由于运动员们所表现的都是熟练掌握的技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观众的支持性反应常常能够激励他们表现出最佳状态。

社会懈怠：个人在群体中会减少努力吗

社会助长研究的是个人作业成绩能单独评价的任务中人们的行为表现。然而，在许多工作情境中，人们汇集个人的努力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个人的努力却无法单独被评价。研究表明群体成员在完成这样的“集体任务”时，就不会那么努力 了。这正如我们平常所见的:如果个人的责任被群体分散了，那么就容易导致个体成员搭群体便车的现象。

• 前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们今天耕作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对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都没有直接的责任感。因为农民们自己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 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但其产出却占全苏维埃农场产出的27% ( H. Smith,1976)。在匈牙利，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场总面积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三分之(Spivak, 1979)。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农民在上交公粮后，可以出售富余的粮食，其粮食产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涨一是前 26年的年增长率的2.5倍(Church, 1986)。
• 集体性质的工作也不总是引发个体的偷懒行为。 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引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息程度就会减少。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假设人们认为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靠不住或者没有能力做出多少贡献，那他们也会付出更大的努力。 对群体实施激励性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可以提高整体的努力程度。 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甚至是有想与某人再见面的愿望也能提高团队的效率， 在班级中与常常见面的同学之间的合作就比与那些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的人之间的合作动机水平更高。

去个体化：人在群体中何时会失去自我感

高水平的社会唤起与责任扩散的结合有可能使人们放弃自己的道德约束或者丧失自己的个性。当个体处在一个大的群体之中或者身穿有隐蔽作用的服装时，会被唤起，或者分心，进而体验到一种匿名性，在这样的情境中，尤其可能发生去个性化现象。其结果就是自我觉察和自我约束减弱， 而对积极或消极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应性增强。

• 埃利森、戈文及其同事们(lion, Govem, & ohers, 199 雇了一个“司机同谋者”，让她遇到红灯时先暂停会儿， 并且当后面有一辆敞篷车或者有一辆4x4轮子车的时候等上12秒钟再开。在等待的时候，她记录后面车所发出的喇叭声(一种轻微的攻击性行为)。相对于敞篷车的司机，那些把顶盖放下来的4x4轮子车司机是匿名的，他们鸣喇叭的速度要比前者快1/3,而频率是前者的两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 佐治亚大学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即是要求女被试在决定给别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土制服。在实施电击时，这些穿护士制服的被试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们的攻击性就远不如说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时的情况大。

群体极化：群体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吗

潜在的积极和消极结果都来自群体讨论。在你试图理解群体讨论会加强个体的冒险性这一有趣的发现时，研究者发现实际上是讨论加强了原本的主导观点，无论是冒险的还是审慎的。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样，群体交流会强化观点。研究者证实了两种群体影响: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从讨论中收集起来的信息大多有利于大家最初的选择，因此会强化对其的支持。而且，如果人们在比较了各自的立场后，惊奇地发现其他人都对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态度，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比以前的意向更胜一筹。

群体思维：群体会阻碍还是促进好的决策

对几大国际事件失败决策的分析表明，群体对和睦一致的满望要求可能会压例对相反观点的真实评价。特别是当群体成员强烈地渴望统一性，或是他们与相反的观点相隔绝，又或是领导暗示了他或她本人的意愿时，这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种以群体思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和睦过分的关注，其症状表现有(1)无懈可击的错觉(2)合理化(3)对群体道义无可质疑(4) 对对方立场的刻板印象(5)从众的压力(6) 对异议的自我潜意识压力(7) 一致同意错觉(8)保护群体不受不愉快信息干扰的“心理防御”。对贾尼斯的群体思维模型的批评指出，该模型的某些方面(例如支配型领导方式)与错误决策的联系要大于其他方面(例如凝聚力)。 但是，无论是在实验中还是历史事实中，群体有时候也会做出英明的决策。这些案例说明了群体思维的理论仍需加以修正。通过从各方面搜索信息以及改善对各种可能性选择方案的评价，群体能够从其成员整合后的洞察力中获益。

少数派影响：个体是怎样影响群体的

如果少数派的观点永远都不会成功，那么历史就会是静止的，一成不变。在实验中，当少数派具有一致性并且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时，当多数派中开始有人叛离时，少数派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即使这些因素并不能使多数派采纳少数派的观点，它们也会令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并且促使多数派考虑其他的可能性选择，并通常可以诞生更好的、更具创造性的决策。 任务型与社会型领导，正式和非正式群体的领导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那些朝着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并且表现出自信领导气质的人们通常能赢得信任并鼓舞其他人追随自己。

第9课： 偏见：不喜欢他人

偏见的本质和作用是什么

刻板印象是有关其他群体的信念，信念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或者过度概括，但是它是基于真理核心的。偏见是一种预断性的负面态度。歧视是不合理的负面行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可能指个体的预断态度，或者歧视行为，或者压制性的制度实践(即使并非有意带有偏见)。 刻板化的信念、偏见性的态度和歧视性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在危害着人们的生存。根据过去40年美国人对调研人员的陈述来判断，他们对黑人和女性的偏见已经骤然减少。然而，微妙的调查问题、评估人们态度和行为的间接方法，依然能揭示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相当程度的掩饰过的种族和性别偏见。偏见虽然不再那么明显，但它依然潜伏着。

偏见有哪些社会根源

社会情境以多种方式滋生并 且维持着偏见。一个沉醉于社会和经济优越感中的群体，往往会以偏见的信念来为他们的地位做辩解。人们同样也在孕育或者减少偏见的方式下被抚养长大。家庭、宗教团体及更广阔的社会都可能维持或者减少偏见。社会制度部分出于惯性的原因也支持助长偏见。

偏见有哪些动机根源

人们的动机会影响其偏见。挫折滋生敌意，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敌意发泄到替罪羊身上，有时会更直接地地针所竞争性的群体来表现这种敌意。人们还有一种愿望，即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优越。即使很普通的群体成员身份，也会使人们喜欢自己的群体要胜于喜欢其他群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会增强这种内群体偏爱，归属感的缺失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从相对乐观的角度看，进免偏见的动机能够引导人们打破偏见习惯。

偏见有哪些认知根源

偏见背后的刻板印象是我们思维一简化世界的方式的副产品。 首先，将人分门别类的做法，夸大了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第二，一个 与众不同的个体，诸如孤零零的一位少数派人士，具有无法抗拒的特点。这种人会让我们意识到在其他情形下注意不到的差异。两个独特事件的发生——或许是一位少数派人士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罪行一帮 助建立了人与行为之 间的错误相关(illusory correlation)。第三，将他人的行为归结于内在品质，会导致利群偏差:将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天生特点，对他们的积极行为则闪烁其调，指责受害者，还源于一个公认的假设:因为这是一个公正的世界，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

偏见的后果是什么

偏见和刻板印象会造成非常重要的后果，尤其是当它非常强烈的时候、在判断不了解的个体的时候、在就整个群体做政策决定的时候。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趋向于自行永久存在，并且拒绝改变。它们还会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创造出它们相应的现实。偏见通过刻板印象威胁，让人担心其他人会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因而还能妨碍一个人的表现。

• 斯潘塞、斯蒂尔和奎因给学生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数学测验，这些男女大学生具有相同的数学背景。当告诉学生这个测验没有性别差异，不会对任何群体刻板印象作评价时，女生的成绩始终与男生相同。一旦告诉学生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就会戏剧性地使得这种刻板印象得以验证。当遇到难度很大的题目而受挫时，她们明显地感到格外担忧，这影响到了她们的成绩。

第10课： 攻击行为：伤害他人

攻击行为的理论

攻击行为有两种形式:敌意性攻击，由愤怒等情绪引起并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关于攻击行为有三种主要理论。与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关系密切的本能观点认为攻击性的能量会在体内不断积累，就像水在大坝后积聚一样。虽然这种观点很少有直接证据的支持，但攻击行为确实受到遗传、血液化学成分和大脑等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挫折产生了愤怒和敌意，如果存在攻击性的线索，这种愤怒就可能激起攻击行为。挫折感不仅来自剥夺本身，还来自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我们的攻击行为是习得的。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别人的成功，我们会习得攻击行为的好处。社会学习使家庭、亚文化和大众媒体都能对攻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以一只行为专横的猴子为研究对象，将电极安置在抑制其攻击行为的脑区。另-只小猴子掌握着激活电极的按钮，它很快就学会了在这只跋扈的大猴子变得危险时按下按钮。对脑区的激活机制在人类身上同样有效:一位妇女在其脑区的杏仁核受到无痛的电刺激后发怒，把她的吉他砸向墙壁，差点砸中她心理治疗师的头
• 967年的一天，密歇根州长向媒体吹嘘:该州在公民权立法上在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3.67 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被投放到底特律。这些话刚刚在电台广播完，底特律一个大型黑人居住区就爆发了美国20世纪最严重的城市暴乱,43人死亡,683处建筑被焚毁。 人们惊呆了:为什么暴乱会发生在底特律?虽然相对于当地白人的富裕生活，黑人居住区仍然较为贫困落后，但在其他- 些地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要严重得多。为回答此类问题而建立的民事动乱国家顾问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立法和司法的成就提高了人们对生活状况的期望，而当预期与现实存在差距时，挫折感便产生了，这是暴乱发生的一个直接的心理原因。当底特律等地市民的预期发生“革命性上升” 时，挫折感就可能渐渐积累，即使真实的生活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 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往有惯用体罚的父母。父母用尖声训斥和拳打脚踢管教他们，从而塑造了他们的攻击性行为。 这些家长通常也受过来自他们父母的体罚， 虽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后并不一定变成罪犯或者虐待子女，但其中30%的人确实对自己的孩子实施了类似的虐待，这一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在家庭里，暴力的结果往往是新的暴力。

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

厌恶事件不仅包括挫折，也有不适、疼痛，和身体、言语上的人身攻击。几乎由任何一种来源，都能被转化成愤怒。 电视表现了相当多的暴力。相关实验得出一致的结论：观看暴力节目会导致攻击行为出现一定增长，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降低观众对攻击的敏感度和改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反复玩暴力游戏则会引发更多的暴力攻击性的想法、情绪和行为。 很多攻击行为是群体发生的。激怒个体的情境同样可能激怒群体。通过分散责任和极化行为，群体情境能够增强攻击反应。

如何减少攻击

与宣泄假设相反，发泄攻击更多地引发攻击的产生，而非减少进一步的攻击。社会学习观点建议通过消除引发攻击的因素来控制它一通过减少令人厌恶的刺激，奖励和塑造非攻击行为，和产生与攻击行为不一致的反应。

在一些真实生活情境的实验中，同样发现攻击行为增强了攻击性。埃贝.埃伯森和他的研究伙伴( Ebbesen &others,1975)在100个工程师和技师收到解雇通知并被此激怒后的很短时间内采访了他们。先询问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向其雇主或主管表达敌意的机会一例如， “你认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公司对你的不公正待遇”之后他们回答了一个问卷，评价对公司和主管的态度。之前“发泄”或“排出”敌意的机会减少了这个评价里的敌意了吗?相反，他们的敌意增加了。表达敌意导致了更多的敌意。

第11课： 吸引与亲密关系：喜欢他人与爱他人

什么造就了友谊和吸引

我们考察了影响喜欢和友谊的四个强有力的因素。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的最好预测因素是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近性。接近性有利于双方不断表露自己，从而进行相互交往，这也促使双方去发掘两人的相似之处，感受彼此的喜爱。 决定吸引力的第二个因素是外表吸引力。对约会陌生人进行的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都表明，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有吸引力的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上愿意选择那些大体上与自己的吸引力相当(或者，对方魅力不足但具有其他补偿性品质)的人结婚。对有吸引力的人的积极归因形成了关于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也就是“美即是好”的假设。 双方在态度、信仰和价值现上的相似性，会极大地增进一方对另一方的喜欢。相似导致喜欢；对立则很少能产生吸引，我们也很可能和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建立友谊关系。 一个简单的原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影响人们彼此之间的吸引力：我们喜欢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回报，或者那些与回报事件相联系的人。

• 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 人类总是喜欢对自己感觉良好，而且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但有一种自我服务的倾向，而且还表现出佩勒姆等人所说的那种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不但包括我们姓名中的字母，还包括潜意识中与自己有关的人、地方和其他东西。 佩勒姆及其同事报告，这种偏爱会对我们生活中的重大抉择，包括我们的住址、职业等产生微妙的影响。费城(Philadelphia)中名叫杰克的人只是杰克逊维尔(Jacksonille,一个比费城小的城市)城中的2.2倍，但叫菲利普(Philip) 的人却是它的10.4倍。同样的，弗吉尼亚海滩(Virginia Beach)有更多的人名叫弗吉尼亚(Virginia)。 这一现象，是否有可能只是反映了为孩子起名时会受其居住地的影响?是否乔治亚州(Georia) 的居民就更喜欢为他们的孩子取名为乔治(Geoge) 或者乔治亚Ceonia)呢?可能是这样的，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各州都相对有更多人的娃氏与州名是相似的。例如在加利福尼亚(Calfomia),姓以Cali开头(如Califano)的人占了更大的比例;同样，在加拿大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姓与城市名有交选的人也比想像的多:多伦多(onmo)就有更多人的姓是以Tor开头的。 此外，很多叫“乔治亚”的女性倾向于搬家到乔治亚州，而叫弗吉尼亚的人则倾向于搬家到弗吉尼亚州。这种迁移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住在圣路易(SL. Lnity的人中，姓路易斯(Lonis)的人比全国平均数高49%，以及姓希尔、帕克、比奇、莱克或罗克的人大都喜欢居住在城市名包含了他们姓的地方，如帕克城等。佩勒姆等人推测，“市名与自己的姓名相像的城市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还有不可思议的，这并非凭空编造，人们好像还偏爱与他们的姓名有关的职业。在美国，杰里、丹尼斯(Dennis)和沃尔特这些名字的普遍程度是相同的(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均占总人口的0.42%)，然而，在美国的牙医(dentists) 中，叫丹尼斯的人却几乎是叫杰里或沃尔特的两倍。叫丹尼斯的牙医也是叫贝弗利或塔米(与其普遍程度相同)的2.5倍。 叫乔治(George) 或杰弗里CGeffrey)的人在地学家(Geoscintist,包括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地球化学家)中占了更大的比例。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姓以B开头的人大都支持布什(Bush)而姓以G开头的人大都支持戈尔(Gare)。

什么是爱情

有的时候，熟悉关系不仅仅会发展为友谊。而且会成为激情之爱。这样的爱情常常是狂喜与焦虑、兴奋与痛苦的混合体。情绪的两因素理论认为，在一个浪漫的情境中，任何刺激(甚至疼痛)造成的唤醒水平都可以被解释为激情。在最完美的感情关系中，最初的浪漫兴奋会逐渐成为更加稳定、更加温情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就被称为伴侣之爱。

哪些关系促进了亲密关系

从婴儿到老年，依恋都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安全的依恋会使婚姻持久，生活美满。 伴侣之爱的一个好处就是彼此有机会进行亲密的自我表露，这是一种双方随着对方表露程度的提高而做出回应从而逐步达到的一种状态。如果双方觉得相互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成比例的，伴侣之爱就能更持久。

亲密关系是如何结束的

爱情并不总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由于离婚率不断上升，研究者探明了婚姻解体的预测因素，包括强调感受重于承诺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双方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价值观和相似性等。研究者也弄清了夫妻双方分手或重建其婚姻关系的过程。他们也在试图弄清健康而稳定的婚姻所需要的积极的、非对抗的沟通方式。

第12课： 利他：帮助他人

我们为什么会有帮助行为

三个理论通过外部的和内部的回报分别解释了利他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把帮助行为看做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对代价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所驱动的。收益也可以是内部的。人们在违规后，经常会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显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内疚感和维护自我形象。悲伤的人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但是这种坏心情一好行为效应并不在年幼的儿童身上发生。 这种现象说明，帮助行为带来的内部奖励是后期社会化的产物。最后，存在着显著的好心情一好行为效应: 快乐的人一般也是乐于助人的人。 社会规范同样要求人们帮助他人。互惠规范使我们要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之以帮助而不是伤害。社会责任规范召唤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他们值得帮助，即便他们不能回报，我们也无所谓。处于危难中的女性，部分原固是她们看起来 需要帮助，因此，通常会比男性接受到更多的帮助，特别是来自男性的帮助。 进化心理学假定，有两种形式的帮助行为:奉献于近亲和奉献于有互惠关系的人，然而，很多进化心理学家认为， 自私的基因比勇于自我牺牲的基因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因此，整个社会必须教导人们去帮助他人。 除了由内部的和外部的回报所驱动的帮助行为。以及为躲避惩罚和痛苦而做出的帮助行为以外，似乎还存在香真正的、基于共情的利他主义。由于共情的唤起，许多人被驱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处于痛苦中的人，即便他们的帮助是无人知晓的，即便他们的心境不会受其形响。

我们何时会帮助与谁会帮助

不同的情境影响因素抑制或鼓励了利他主义。紧急事件中随着旁观者数目的增加，每一位旁观者将(1) 更少注意这个事件，(2) 更少将其解释为紧急事件，以及(3)更少感到责任。 人们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去帮助呢?(1)观察到其他人的帮助行为之后;(2)时间不太紧的时候。个人因素，如心境也有影响。 与潜在的情境因素和心境因素不同，人格测验分数对助人性只有中度的预测力。但是，最新的证据表明，一部分人能够持久地比其他人更乐于帮助，并且人格特征和性别的效应可能取决于情境。宗教信仰能够预测长期的利他主义，如志愿者工作和慈善捐献。

如何增加帮助行为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增加助人性。首先，我们可以把那些抑制帮助的因素反过来。我们可以采取步骤来减少突发事件的模糊性，产生个体化的吸引力，并增加旁观者的责任感。我们甚至可以采用申斥或留面子技巧来激起人们的内疚感或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其次，我们可以教化利他主义。关于电视中亲社会的榜样形象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媒体在教化积极行为上的力量。观看帮助行为的孩子们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 如果我们想诱导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我们还应当记住过度辩护效应:强制行善常常会减少行善者对善行的自发之爱。如果我们给决定做好事的人提供足够的奖励，但又不过分的话，做好事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利他动机，从而会更乐于帮助。对于利他主义的学习，如你刚刚所做的，也会使人们作好准备，更好地知觉他人的需要并进行反应。

第13课： 冲突与和解

什么会引起冲突

当两个人、两个群体或是两个国家交往时，他们就可能因为需要或某个目标产生冲突。当人们将个人的利益看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时，很多社会困境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个人与集体利益间难以抉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在实验中那样，我们的解决办法包括:通过制定法律规则限制利已行为，通过划分较小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有更多责任感，通过增进交流减少不信任感，通过改变澈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得到更多回报，以及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当人们为了某种稀缺资源而竞争时，人际关系也常常陷入偏见和敌意。在谢里夫著名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非赢即输式的竞争使陌生人迅速成为了敌人，即使对那些正常而优秀的男孩，都会引发彻底的争斗。 当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冲突常常会爆发。根据公平理论，人们以付出和获得的均衡来定义公正，当人们认为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时，他们就会感到不公正，并产生冲突。 在冲突中，双方真正在目标或行为上的对立只是冲突的一小部分，不过由于对对方动机或目标的误解，使冲突往往显得更加严重。此外，群体的冲突中双方常常会产生镜像知觉，即双方都相信“我们爱好和平，而他们则具有侵略性。”在这种误解之下产生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原有的误解。而在国际性的冲突当中，“领导邪恶一民众善良”也是一种常常被信以为真的假象。

• 公共地悲剧这一名称来源于旧时英格兰乡镇中心的牧场，但是“公共地”在这里包括了空气、水、海洋中的鲸类、罐子里的饼干或是其他任何被共享但是有限的资源。当所有人都适度地对资源进行利用时，资源自行进行再生的速度可以与资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被能够生长，鲸鱼能够繁衍生息，饼干罐也会被重新填满。而一旦对资源的利用超过限度，公共地悲剧就会发生。
• 囚徒困境这个难题源于一个故事，故事的核心是两个犯罪端好人由地方检察官进行分别审问时采取的策略。他们合伙犯罪，但是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只能判他们很轻的罪。因此检察官为了使嫌疑犯愿意单独承认自己的罪行，设置了一种鼓励办法: 如果一个嫌疑犯认罪而另一个没有，认罪的嫌疑犯将赢得豁免(并利用他的供词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严厉的判决)。 如果两个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决。 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他们都会得到较轻的判决。 面对这样一个情境，你会认罪吗?

怎样获得和平

尽管冲突经常被社会国境、 竞争和误解所引发，但是一些强大的力量，比如接触、合作、沟通与和解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把人们召集在一起进行密切的接触，是否能够减少他们之间的敌意呢?无论一些早期的研究结果有多么鼓舞人，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学校中，仅仅废除种族隔离对于改变民族态度并无多大影响。但是，当种族间的接触促讯了与其他种族的个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且这种接触是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之下时，敌意通常能够减少数当人们为了克服同一个困难或者实现同一个超级目标而在一起工作时，接触会变得特别有益。一些研究合作性接触的实验中，研究小组把竞争性的课堂变成了合作学习的乐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 冲突的双方还可以通过直接谈判，或者第三方调解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第三方的调解人可以促使敌对的双方把他们竞争性的“非赢即输”逻辑变成更富合作性的“双赢”取向。调解人还可以创造消除误会、增加互相了解和信任的沟通氛围。当协商不能达成共识时，冲突的双方可能就需要一个仲裁人来做一个决定，或者从他们提供的最后建议中选择其一。 有时候，冲突的气氛太紧张了，以至于实质性的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动可以引发对方回报性的和解行动。其中的一种调和策略就是GRIT (逐步、互惠、主动地减少紧张)的行动，致力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 调解劳资矛盾和国际争端的人有时也使用其他的和解策略。他们在冲突进行时指导参与者了解冲突与和解的机制，就好像这一章指导你的一样，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并享受和平的世界，和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