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阴影：第三帝国在上海

1938年，如果一个犹太人想要逃离纳粹德国，他可以选择的目的地并不多。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不需要护照就能入境，一个是北非的丹吉尔，另一个就是远东的上海。犹太人思忖了一番，觉得还是应该逃得越远越好。然而，当这个犹太人拖家带口、历尽艰辛，终于搭上一班邮船跨越半个地球驶入黄浦江的时候，他仍然会惊恐地发现在外滩格林邮船大楼楼顶的旗杆上，高高飘扬着刺目的卐旗。尽管与欧洲远隔重洋，上海却并不安全。来自柏林的长长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头上了。

远东前哨：上海德侨社群的纳粹化

1915年对于上海的德奥侨民来说是屈辱和倒霉的一年。当年5月7日，德国通过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英国卢西塔尼亚号邮轮，造成1200名乘客和船员遇难。上海公共租界的英美侨民群情激愤，借机将上海总会和工部局所有的德奥籍人员统统开除并加以驱逐。法国人也乘机把原本矗立在外滩悼念德国伊尔底斯号炮舰船难的纪念碑整个拉倒，后来又没收了德国花园总会。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上海的1500多名德侨的日子更加难过，彻底沦为“敌侨”，不仅失去了治外法权和官方身份，保不住财产和房子，甚至连行动自由都所剩无几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相继发布通告，勒令德奥侨民不许乱说乱动，必须定期去巡捕房登记并汇报行踪，后来发展到一天登记一次。直到1919年底，距大战结束已逾一年，这个强迫登记制度才宣告结束。

伊尔底斯号纪念碑。以断裂的桅杆及轮舵为主体，以雕塑的德国军旗及花环为装饰；下面为大理石石碑，上刻德文碑文：“纪念1896年7月23日在中国黄海风暴中遇难的伊尔底斯号炮舰全体船员。”

德国花园总会。1904年建成，占地20亩，是一座德国巴伐利亚风格乡间别墅花园。现为上海花园饭店。

1920—1930年代，上海的德侨数量虽然回升到2000多人，但依然属于被排挤的“二等洋人”。上海人发明的洋泾浜英语——“嘎门相”（讨厌、不喜欢），就是源于German这个单词。这在德国人看来显然是一个巨大的侮辱。所以，当纳粹开始把触角伸向这个异国都市小小的德国人社区的时候，上海德侨对于租界当局的怨恨就理所当然地化为了对“祖国”和“元首”的狂热皈依。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之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很快就成了亲纳粹势力的大本营。1930年代末上海的德侨有2400人，其中300人加入了纳粹党，党群比例甚至比德国本土还要高。1939年欧战爆发后，纳粹对上海的渗透达到高峰，盖世太保、间谍、党务官员，以及宣传人员纷至沓来，迅速成立了党卫军、冲锋队、盖世太保和希特勒青年团等各大纳粹组织在上海的地方分支，几乎完全控制了上海德侨社群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在上海的德国人，无论愿不愿意，都不得不绝对服从柏林的指示。没有一个德国商人能在不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党员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党员身份意味着被允许进入精英和商业圈子，非党员被排除在外；纳粹党人经常举办公众游行，他们穿着全套制服，挥舞着各种旗帜和横幅，接受德国侨民的热情欢呼。纳粹党地方领导人则热衷于组织希特勒庆生招待会和其他纳粹式的浮夸活动。纳粹宣传部人员则以国际饭店顶层套房为秘密据点，发行刊物。他们时不时向德国人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不要在犹太商店买东西“之类的话。每一个年轻的德国女孩都被教导热爱德国女性的三大支柱：“生育、厨房、教堂”，而每一个10岁以上的德国男孩则被培养成立志为帝国献身的战士。

南京路亨达利钟表公司升起卐旗。亨达利即霍普兄弟公司（Hope Brother & Co.），1864年由德国人霍普兄弟创办。1891年，公司被礼和洋行收购后搬迁至南京路抛球场并定名为亨达利，意思为亨通、发达、盈利。

外滩老德国领事馆举办的纳粹集会，场面之狂热和在纽伦堡与慕尼黑举办的同类集会别无二致。

上海德国侨民庆祝五朔节

上海希特勒青年团合影

上海德国礼拜堂（邬达克设计）举办德侨少年运动会

第三帝国派驻上海的人员虽然大多是些二流角色，但在凶残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欧洲同僚，其中最令人生畏的莫过于三个人。一个是党卫军上校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人称“华沙屠夫”，在来上海之前，他在党卫军内部负责调查同性恋、堕胎案件和查处党内反希特勒分子，并以残酷的审讯手段获得希姆莱的垂青。在上海，他的职责是监督所有德国人在远东的活动，发现并消灭任何对元首不忠诚的人。梅辛格深受希姆莱信任，甚至娶了被希姆莱抛弃的一个情妇做妻子。他是上海最有权势的纳粹分子。

梅辛格长相粗鲁，为人凶暴。他的妻子曾因不堪忍受其毒打而险些自杀。但这在推崇暴力的纳粹党人看来反而是优点。

另一个人是格哈德·卡纳（Gerhard Kahner），盖世太保在上海的头目。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秘书称卡纳是一个“恶毒的性变态，有虐待狂倾向的恶棍”，他负责监视上海的犹太移民，并对英国情报部门进行反间谍活动。他到任后，有几个德国侨民表达了对纳粹党在上海活动的一些不满情绪。然后，这些人就消失了……

第三个是罗伯特·诺依曼教授（Robert Neumann），党卫军成员，病理学家。诺依曼在1939年的布痕瓦尔德和后来的奥斯威辛作为“病理学部门”的领导人进行了许多实验。诺依曼对囚犯进行活体解剖，并取出他们的肝脏做标本。诺依曼也是上海同济医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在上海，他作为一个医学教授不断向中国学生发表演讲，试图向他们灌输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诺依曼为人险恶。他被怀疑在上海谋杀了另一名与他有矛盾的纳粹医生，并亲自参与了被害者的尸检解剖。

梅辛格计划：上海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上海租界被彻底吞并。纳粹与日本的勾结更加紧密，上海犹太难民的处境也因此变得极为凶险。

1942年7月，梅辛格约见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上海有1.7万多名已决定脱离祖国的犹太人。他们是德国的敌人，也是日本潜在的敌人。为了轴心同盟的共同利益，必须在上海整个根除“犹太瘟疫”。随后，梅辛格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9月犹太新年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然后就应该立即把他们清理掉，方法有三种：

一是将犹太人装在几艘破船上，然后把船拖至海上，切断船缆，听任犹太人在海上漂泊直至死去，最后再将这些船只弄沉。

二是把犹太人抓到黄浦江上游的盐矿去挖盐，让犹太人因过度劳役而统统累死。

三是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上建一座死亡营，在那里用犹太人进行反人类医学实验。

这个恶毒的方案被称为“梅辛格计划”。虽然梅辛格计划迄今尚未有档案资料予以确证，但从一些犹太社区领袖的反应看，当时至少可能有相关传闻或口头计划。上海犹太社团领袖闻讯后立即开会商议对策，并派了一位特使赶赴哈尔滨，会见了当地犹太社团主席考夫曼医生，并利用他与在东北日本当局的良好关系，通过在大连的“亲犹派”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等来争取上海犹太社团的生存权。经过多方斡旋，梅辛格的阴谋没有得逞。日本方面对屠犹不感兴趣，更不想为此花费财力精力。日本人转而通过在虹口设立犹太难民隔离区的方式来处理上海犹太人安置问题，以期榨出更多油水。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但隔离区内的1.4万犹太难民的生命仍然有幸得以保全。

上海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人宿舍

上海犹太难民沙龙

上海犹太难民驾照

此外，梅辛格还有其他一些狂想。比如他向柏林发电报声称自己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喇嘛，可由他带路征服西藏，威胁英属印度。海德里希斥之为“胡说八道”，并给了他降级的处分。

帝国的余烬：第三帝国在上海的收场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地堡自杀身亡。8天以后，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第三帝国并没有彻底终结。在上海小小的德国人社区里，第三帝国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又继续存在了3个月。

直到1945年8月，在上海的德国侨民协会还是举行了一次选举，参选者中既有纳粹候选人，也有反纳粹候选人。这次投票为纳粹党带来了最后一次压倒性的胜利，该党赢得了侨民协会的几乎所有席位，只有一个席位除外。在上海这个偏远的帝国前哨基地，纳粹党徒们仍然对他们敬爱的元首忠心耿耿。

前上海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沃纳·诺尔对纳粹在上海最后的日子做了一番回忆：

在八月，在威廉皇帝学校的礼堂仍然举行了一次忠诚的庆祝活动。德国总领事馆的人说，这是对元首的哀悼。礼堂里的一边挂着希特勒青年团的旗帜，冲锋队站在旗帜的一边；我们希特勒青年团站在另一边，这一边挂着冲锋队的旗帜。第一排座位前坐着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希特勒最喜欢的《巴登威勒进行曲》。不知何故，这既充满节日气氛又令人毛骨悚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上海及远东地区的德国侨民以及其中众多的纳粹分子再次沦为“敌侨”和战败国俘虏，听候盟军发落，其中大部分战犯被美军关押于提篮桥监狱。约瑟夫·梅辛格在日本向两个美国战地记者自首，旋即被美军逮捕，经审讯后被引渡给波兰人。1947年3月他因在华沙的屠杀罪行被波兰人处决。反人类分子诺依曼运气颇佳，德国法庭对他的量刑很轻（据说审判记录神秘地消失了），他很快获释，平静地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余生。

梅辛格（第二排右二）在波兰法庭受审

1990年，见证第三帝国在上海最终收场的威廉皇帝学校——上海人称之为“国际俱乐部”，在轰鸣和烟尘中化为一堆瓦砾。由于年久失修，这座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早就灰头土脸、破破烂烂了，又占着静安寺附近的黄金地段。市政府认为有碍观瞻，索性爆破拆除了事。在它的废墟之上，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贵都酒店，这是当年上海最好的星级酒店之一。如今，人们在这里休憩和游乐，享受和平的生活。其中有中国人，有犹太人，也有德国人。而那个千载帝国扭曲的梦想和那些阴暗的过往虽然早已被埋葬，但却仍然值得警惕。

威廉皇帝学校原貌

当年学校被爆破拆除的新闻报道

国际贵都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