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向外求，但从心觅——我的5月读书汇
不知不觉间来到西班牙已经三个多月。除了每日接送孩子，准备一日三餐，最常做的事，就是日出后沿着海边漫无目的地游走，日落时躺在海滩上，感受“当飞机飞过我的眼，划破夕阳的边界”，看云看霞看鸟看人，还有看书。
5月阅读23本，推荐以下10种并特别推荐1本：
周婉京的新作《造房子的人》以空间诗学构筑小说，正如故事里的建筑师们以匠人之心造梦、做爱乃至规划人生，打磨故事的她则深谙“建筑诗”之昧，让字句如砖瓦般精雕细琢，错落有致，表面上或许有些瑰奇，如以建筑的温度来写肉身：夯土，土下之水，水里的种子，以及一切世界的光……但细思却也妥帖。
而人生所有的峰回路转最终都需要从外在回归内向，观照自我，这也与诗意栖居的建筑美学形成了一种互文。伟大的建筑不但需要人来造，也得有人来看或住，空房不见人与无花空折枝一样颓然，故而莫向外求，但从心觅。
印象中这是三岛由纪夫《金阁寺》后第二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南泉斩猫的公案，其放下我执，颠倒梦想的主旨不言而喻了。
为诗人写传通常难免陷入两种境地：或流于“人”的生活表面，或陷入“诗”之乏味批评，汉弗莱·卡彭特写奥登不仅兼顾两端，让人的成长、经历的传奇、感情的混乱都能融入诗风的转变之中，还将“人”与“诗”间的连接纽带反映出来：即思想的转变，如何从早期“我们必须相爱要么死亡”的基于善良的人道主义经克尔凯郭尔审美、伦理、宗教的人生三段彻底完成信仰的跳跃；同时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奥登在西班牙和中国感受迥异的战地之旅对其后渡海赴美心路的影响。
当然八卦尤多：咬指甲的陋习同混乱的性取向一起贯彻一生；与托马斯·曼女儿埃丽卡的婚姻是拜伊舍伍德之托，只为帮她取得英国护照并始终保持社交关系；在美国早期与卡森·麦卡勒斯为邻，后者曾爱上埃丽卡，中期接受藏书家爱德华·纽顿之女的资助和爱慕，晚年向知交好友汉娜·阿伦特求婚尴尬造拒……特别是最后奥登对早期诗作的大量改删细节，对理解他心路尤为关键。
当我某次走出瓦伦西亚火车北站，不经意间经过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酒店时，才想起原来这就是奥登当年落脚西班牙的酒店，也是海明威1925年写下Fiesta最初六个章节的地方——没错，“节庆”一词的西班牙语，因潘普洛纳奔牛节一行才有的写作灵感和素材，最后用时2个月辗转5个城市在7个本子上写下的8万多字被改名为《太阳照常升起》载入文学史册。
《整个巴黎属于我》一书既是关于这本长篇处女作前世今生的最详尽记述，也是海明威在巴黎如何叩开文学之门的真实写照，各种文坛八卦和情感撕扯被作者写得妙趣横生。
很多时候作家与作品都是应运而生，写新闻出身的海明威在当时不过是想拼命完成一部能拿得出手的长篇，于是把这次西行的几乎身边所有人都代入了作品，无意中成为整整一代人和全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也标志着现代文学彻底融入世俗：这代人在灯红酒绿中沉醉，并非他们生来如此，只不过是在战争过后迷惘罢了。
世纪初偶然读到《切文古尔》时以为此后绝无再版可能，没想到还真等到了全译本。要知普拉东诺夫这本尘封的小说在苏联一禁就是60年，即使在西方也足足等了50年才有英译本。话说还是第一时间读过原稿的高尔基点评和判断最精准：整体精彩有趣，但技术缺陷也有——张弛无度，对话过多以及行为晦涩等，重要的是出版无望！
小说以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为大背景，虽未分章节，但有明显的三部曲节奏：从最初对苏联如广袤大地般苍凉和沉重苦难的铺陈与白描，到中途德瓦诺夫与科皮奥金一道踏上前途未卜但充满无限可能的革命之旅（像极了堂吉诃德与桑丘），再到最后众人在切文古尔共建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因此兼具现实主义、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复杂调性。
小说核心不在哥萨克铁蹄下切文古尔的无人生还或乌托邦的覆灭，也不为探讨如何建设共产主义，而是以无产者和见证人的视角揭示出什么不是共产主义。
《毁灭与重生》从文明的兴衰与体用层面为战后欧洲史提供了有别于托尼·朱特式（全景而细密）的讲述视角，充分体现出汤因比所说文明是运动而非状态是航行而非港口的深意：战后文明的界限和方向再也无法从文明本身的塑造中变化发展，只取决于文明话语权的掌握者所欲何为。
所以萨特才会说法国既是受害者又是行刑人，曾经的反法西斯旗手也是去殖民主义和非洲民族觉醒疯狂的拦路虎，昔日的宗教伦理日后会被当作意识形态的铁幕，再加上那些刻意营造的文明冲突、蓄意煽动的宗教对立和悍然发动的恐怖袭击，更是让整个世界在铁幕四起中支离破碎。
书中有很多惯常较少接触的细节，比如冷战真正起源于希腊，欧盟雏形几乎与经济无关，远早于关税同盟和煤钢贸易等，但最伟大的讲述无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道主义、多元文化和拯救遗产等方面的努力，其伟大不止在结果，更在过程。
如果说《暮色将尽》是阿西尔晚年在回溯私人生活中照见自己的话，早几年的《未经删节》则是通过职业生涯的简短回顾和其间最难忘的群星闪耀来照见作者、编辑和整个出版业，一如既往地坦诚、理性及诙谐，既不为尊者讳言，也不回避挫败与争议。
所以我们既能看到早年如何错失奥威尔《动物庄园》，也知道了后来如何为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奔走疾呼，以及怎样在咖啡馆拿到奈保尔《米格尔街》的手稿，就此开启数十年的合作（话说我初识她这家出版社就是早年收的几本奈保尔签名本），当然也包括她对奈保尔如何从直言不讳到最后连他书中把sheep误为ship都不愿指出的无奈。
我喜欢她面对出版式微却从不怨天尤人的通透，不会甩锅给纸张或成本上涨，更不会迁怒于不看书的人；更喜欢她对待阅读的态度：感受写作愉悦、超越自身狭隘、扩展生活复杂性的认知。我记得她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上过荒岛书碟，老太太最喜欢海顿的《创世纪》和萨克雷的《名利场》！
正如德力·桑德豪斯所说：“寻求相互的理解，是值得耗费一生的追求。”特别是不同国度、地域、文化乃至精神上的理解，在我看来更是无上的追求，这也是国与国、人和人之间交流与沟通的最大意义。所以德力的《醉在中国》写的不止是白酒更是中国；白酒对他而言是面镜子，是他更好理解古老中国和现代世界的最佳媒介。再加上他的写法是三分溯源讲史，三分个人经历，以及三分味觉感受和调酒配方，还有一分我想应属于读者自己，这就让阅读本身有了一种参与感，会让此前喝过的上百种酒、经历的各种酒场不时闪回。
我最认同德力的一点，是他像罗尔斯信徒一样以正义论的视角来看待文化：既然判断一个社会的依据可以是看它对待最弱势群体的方式，那么判断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也必须看它如何回应其他文化中最难理解的部分。真正的欣赏不应囿于狭隘的舒适区内，而是像德力一样，醉在中国，醒在生活。
对于早已习惯日读一册的我而言，《伪满洲国》前后用了近二十年才读完纯属意外。小说在新世纪伊始问世时我就从书店抱回，但上册还没读完就不知道被哪位同学把下册从我床上顺走，直到前几年在南京先锋签到新版才读完。
二十年来阅读感悟虽然变化万千，书中小人物们的形象也几近模糊，但迟子建上世纪末的小说野心始终没变，在我看来与老舍当年写《四世同堂》有些类似：通过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微尘众群像来反映大背景的时代风云，同时寄托作者本人对乡民对故土的家国情怀，只是没有老舍祁家那样的主线。
伪满从粉墨登场到作鸟兽散，对庙堂傀儡或许只是区区两年号（大同和康德）和短短十三载（1932-1945），但对东北民众却是最漫长和沉重的苦难与屈辱，而这苦难此前只在抗战胜利时戛然而止，屈辱也仅一个伪字就语焉不详，所以作者才用这样松散和杂乱上的生死须臾实现了她心目中的某种还原。
尽管在小说中写人的物化或异化并不鲜见，但当下的中国仍是少之又少的。加之猛虎在我们的词汇中原本就颇多隐喻，远有子曰苛政猛于虎，近有李娜唱女人是老虎，更不要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也必然让小说《猛虎下山》中围绕着特钢厂工人下岗风波演绎的虎乱事件有了多重解读，哪怕并非作者本意。
如果说断臂求生和打虎敢死是对职场上末位淘汰和争先创优的最好讽刺，那么夫妻阋墙和父子反目则是过往任何一次运动前后的人之常情，也包括红色安全帽，打虎先锋队，以及重复千遍的谎言即是真理。至于最后人入虎群还是猛虎下山甚至人虎不分，本质上并无二致。倘能套用鲁迅的一句话，无非是暂时坐稳了老虎与欲做老虎而不得之区别。
十五年前往湘西凤凰沈先生墓地拜祭时，石上张充和那一联印象很深，句尾四字“从文让人”也常被看作沈先生高洁写照。
张新颖写沈传有前后之分，以1949为界，恰好也是前半生“从文”，后半生“让人”。从写法上看，前半生偏“传”，有极厚实的作品与丰富的经历打底；后半生重“记”，以最真诚、性情和隐秘的信札、日记、访谈串起。故而对于熟读从文小说的人而言，前半生的冠盖京华到底没有后半生的斯人憔悴读来感慨。
依稀记得九十年代和友人每每聊起沈先生转入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和古代服饰研究，总难免一些遗憾、无奈乃至何其不幸的情绪。但真正像本书一样厘清先生崎岖坎坷的思想变化和心路起伏后，多少会觉得躲进小楼成一统也是何其有幸。这样再看到八十年代先生作品井喷式再版时他的毫不在意（特别是对照他在那本服饰研究上的殚精竭虑），就很好理解了。
特别推荐
清华水木凋，协和自视高。卅年求真路，只留生死桥。
整个事件中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还不是投毒人或有的犯罪心理，而是清华物化二班部分同学事后的各种态度，这也让我想起了几乎每个社会热点事件面前人群和观点的迅速分流：除了各占一头的正反双方之外，太多事不关己或极力撇清的冷漠，好像才是常态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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