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

一篇观点略显消极的随笔。

“北京大学的废墟”

在《伊万的童年》结尾处，塔可夫斯基安排了一段声画分离，似乎是从废墟中传来幽灵的电波讯号，让人感到眩晕——胜利无法赢回过去，哀悼只是自我交代。而在午餐会上聊到以前的北大时，也是一段微妙的声画分离，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房间中，却梦想着灰扑扑的封存在35mm胶片的过去。记忆以不明确的形态被封存在燕园的空气中，当我们在镜头中偶然与之相遇，我们会明白“启示”的意思。这是美好的、诗性的可能。然而我不合时宜地想到另一类场景：静园草坪下埋着还未涤净的衣物，未名湖底沉着不知名的尸体。

“刚刚成就的废墟让人感受杀戮的氛围，没有人面对这一切会平静地梦想：建筑被最为迅疾地铲平，以便重建。怒火会指向有名有姓的毁灭者。”斯塔罗宾斯基一语中的。对过去的燕园的想象并非源于诗性的闲散，而是对当下的锱铢必较，意象与人物不会被写进诗里，而是被写在一张不知何日能够兑现的欠帐单上。我们绝非以编年史家的态度面对过去，情况恰好相反，我们将许多事情只视为反复被冲离又冲上海岸的垃圾，又耐心将另一些事情编入看似无懈可击的谱系，这是对末日审判的戏仿——但不是终有一天，而是曾有一天。

我们的这种怨怼有其前提——我们对未来的后巴洛克式的无神论态度，我们宁肯信历史的幽灵也不信上帝，或者我们干脆什么也不信——在对过去的妒意中，在对签下“当下”的收货单的人的愤恨中，让我们自己的签字笔悬在空中。卡夫卡小说中的伪巴比伦将赎救信念放在线性进步的时间中，于是通天塔永远不会被修建；波德莱尔诗中的赌徒与流浪者则出于本能地反抗当下的不断来临，享受重复与拖延中的紧张；本雅明则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占领废墟而非自然，革命者必须沐浴神学的龙血，“仿佛时间本身令他们恼怒”。

我们可以把过去当成俄狄浦斯的一对双生子，进一步说，我们总是记得波吕涅刻斯没有得到合理的安葬。我们控诉“克瑞翁”，控诉他擅自认领过去的遗产，僭夺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权力——且用《白鲸》中的段落——“我和他们一起高喊，我的誓言和他们的合而为一。因为我灵魂深处的畏惧，我的呼声比谁都响亮，我的誓愿比谁都坚定。我有一种强烈而神秘的同仇敌忾。”我们是不肯闭上的眼，不肯关上的口，我们是季洛杜戏剧中的厄勒克特拉，我们是《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我们知道“已往之不谏”，可那又如何？

我们并不是想活在过去，我们只是争一口气，过去的时刻留下枯干河道的遗迹，我们的激情的海洋却时刻涌动着，我们不会说那曾存在过的河流是海洋的全部。我们总觉得过去的某一部分并未安息，在遥远的马头星云黑暗的尽头，发送着几不可知的信号；或者回到先前的譬喻，躺在草坪下的尸体，如巨人尤弥尔，其血液为岩浆，我们虽不见火和光，却能感到其热的波动；而未名湖底，掩埋着古代燕园的神殿，终有一天，湖水会翻滚涌起，湖底泥沙推平树木与楼房，我们将清清楚楚听到那不朽的神明的心跳，知道我们所梦非虚。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想象一下吧，过去的世界就是这样被封存起来的，而现在的世界似乎不再如此：从天堂吹来的名为“进步”的风暴永远阻碍我们合上书卷。我们再看不到尽头，回忆的活力已因我们对过去欠下的巨大债务被掏空。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园中的废墟与角落，在正确的角度与正确的时间，向我们开放，从那里走入过去，但这种欲望的结构是倒错的，那些废墟与角落不属于我们，而是过去走入当下的通道，例如书架上躺着的书卷。

循着博尔赫斯和艾柯的轨迹，或许可以把燕园想象成迷宫，图书馆或宿舍中每一本书的排布的改变都将永远改变这迷宫，这种变换才真正具有诗性。废墟不是被谋杀的，而是不断成为现实的，“在废墟里梦想，在于感受我们的存在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存在被纳入了无限的遗忘”，就像我们偶然挪动书的位置一样，废墟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或者说，正因为这些理由被忘记了，废墟才真正具有诗意——这诗意关于无名的力量和凌驾于一切的未知数，废墟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是过去，甚至也不该从属于过去，废墟毕竟到来着。

城市文明既成就又剥夺了废墟的诗性，城市文明塑造的心灵是乡野中的废墟的访问者，如中国画中的“观碑者”，然而城市文明自身却制造不出诗性的废墟。如恩格斯所言，城市文明的建筑建起来似乎就是为了被拆毁，人在这种废墟中完全领会不到齐美尔为废墟给出的定义：“不可抵御的自然损毁力”，“不可还原的人为创制力”，“漫长时间下的遗忘”。废墟经验于是极端化了——或是自然对人类建筑的灾变性的蹂躏，或是爆破与挖掘机的肉眼可见的暴力，而我们在燕园中体会到的废墟经验属于第三种，即人与人的关系的废墟。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崩解，公共生活的去意义化，公共经验的贬值，公共人格的颓废化，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无需奠基于统计学，诉诸直觉与周身经验便已足够。不过，我们的苦闷与激情似乎无法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或更直白地说，对当下北大的“史前史”的迷恋算不上有效的行动，这提供了歧义，但并未提供方案。我们必须拒绝用分配（或再分配）取代生产的妄念，单纯“认领”某个过去并不可能直接让当下变得更好。我们绝不可能将废墟重建成其原来所是的样子，因为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其原来所是”，其所属的过去已被封存。

我们暂且把过去当作一个故事，一个好的故事有主轴，甚至可以有教化意味，但故事的真正生命力却在不可化约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正是废墟的灵魂。后来的人听闻或读到这个故事时，将循着本能取走其中的几粒种子——在燕园某处还存放着曾经的“奇人”的东西，宝藏般引人遐想。而粗制滥造的故事或批量生产的故事几乎和信息没有什么差别，生硬直接的教化除了让交流贬值外，谈不上什么别的用处。后果显而易见，虽然常说“回到生活”，但“生活”实质上已塌陷，变成基于对彼此微薄了解得出的可悲公约数——“吃饭”。

空间可以是单纯的广延，但空间感却离不开歧义。且用“无地性（Groundlessness）”来说明当下的处境，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共同立场，而在于对共同立场的病态的追求，每一个主张自己的不同立场的人往往遭到嘲讽——“此处就是是罗陀斯”。事实上，我们要唤回的并非共同的梦境，而是歧义——“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哪怕对“克瑞翁”的不满也是多种多样的，就算我们被同一条大鱼吃进肚子里，黑暗也无法抹去我们的差异。不妨想想黑格尔巧妙的讽刺——“在黑夜里，一切母牛都是黑的”——拒认差异注定带来空洞的结果。

薇依尖锐地提出，认为自己能够设计、并且希望将他人置于一个共同梦境之中的想法是暴力的“幼年胚胎”。假想用末日审判的视野，将过去和他人当成物，否认歧义与不可破译的面孔，拒绝可交流性与最低限度的自我保留的平衡，这是精神自恋的迷乱。说回到燕园和我们的当下吧，我们已陷入缺少歧义的恶性循环，我们确立起来的共同性是稀薄的，而稀薄的共同性又无法支撑歧义的发生。当拒绝歧义和缺乏歧义的问题混在一起时，我们确实无法看出前路在何方，只能握住彼此无法接合的碎片，聚在一起梦想着废墟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