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志局限性的沉思 |《诊所在别处》播客对谈

本篇内容为薄荷实验新书《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作者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2015年在New Books Network（新书网络）播客中的对谈。

诊所在别处

6.9

[美]托德·迈耶斯 / 2024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对谈中，莫尼克和作者从本书的写作背景聊起，谈到了有关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思考、每个章节的内容和论点和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并在最后对药物治疗进行了反思。

主持人莫尼克·杜福尔（Monique Dufour）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在对谈中，莫尼克和作者从本书的写作背景聊起，谈到了有关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思考、每个章节的内容和论点和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并在最后对药物治疗进行了反思。

主持人莫尼克·杜福尔（Monique Dufour）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对民族志局限性的沉思

莫尼克： 你将这本书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志局限性的沉思。民族志是人类学中非常核心的研究方法，但它也成为了许多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会使用到的工具。有时候，他们对这个研究方法的使用在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看来显得有些业余。因此，我想知道，在你写完这本书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这一系列的思考之后，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仍旧致力于民族志的实践？

托德：

我依旧非常致力于在我的研究中使用民族志，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自己在使用上的局限性。我其实想说的是，这本书是对我作为民族志研究者自身能力局限性的沉思。从一开始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项目会是我利用民族志来思考有关民族志中接近性和参与性的问题。当然，专注于研究像成瘾这类模糊的事物需要下某种决心，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关注。与此同时，成瘾在个体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的方式却是非常不同和复杂的。所以，就针对成瘾者这个群体来说，尤其是青少年成瘾者，这都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研究对象。即使只是在项目的初始阶段，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论进行了审视，并且也在思考长期参与到诊所的运转中会是什么样子的。

在书中，我谈到了“跟踪研究对象”这个概念也难以被解释清楚，这包括了研究对象缺席和重新出现在我的研究中的那些时刻。当研究对象重新回到我的研究空间中时，这意味着什么？我应当如何修复这种关系，或者试图弄清楚在对象消失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以及青少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转换的过程？这些都是我认为需要考虑的问题。

莫尼克：

你说你从2005年7月到2008年5月“跟踪”了12名青少年，我们姑且用给“跟踪”这个词加上引号。这是你为博士论文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而且这本书是基于你的论文写成的。当我听说它最初是一篇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其实感到有些惊讶。能不能谈谈这个项目当初在论文阶段时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现在作为一本书又是什么样子的？

托德：

我可能需要倒退回那个时期讲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这其实是我做的第二个论文项目，第一个在巴尔的摩的项目被我在很早期就放弃了。在2002年到2007年期间，我一直在巴尔的摩跟踪一个家庭，并单纯地研究这个家庭内部是如何对疾病和病症进行管理的。我想要研究这一个家庭中的疾病管理，并深入思考“关怀”（care）这个概念，同时也关注共病现象，以及贯穿于人际关系中的这些疾病结构和这整个宇宙观。

但作为一个论文项目来说，它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在没有对一个主要疾病的研究以及对不止一个家庭的研究的情况下，这样的项目永远不会被视为一个合格的博士项目。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又如此现实的时刻，它让我真正集中精力思考我如何在我的民族志和人类学研究中的优先级是什么。

因此，我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思考如何将那个项目做成一个合适的论文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案例研究。于是，我来到了巴尔的摩西边的这家药物康复诊所。当时来到那里的时候，我非常的不情愿。我试图开展一个与之前相同的项目，而与之前不同的是，我需要扩充研究对象以包括更多的青少年。最终，我不得不沿着成瘾和药物治疗的方向重新思考整个项目。

当我来到这个住院治疗中心时，我对了解关于这些青少年在诊所外生活的讨论中激发了什么样的想象很感兴趣。所以，这个项目最初的标题是“诊所构想社会”。对我来说，这个项目的一个重大的惊喜是我发现诊所与社会层面之间的关系实则更加相互渗透。事实上，我在书中试图阐明的其中一个观点便是临床经验是如何渗透到社会中去的。

莫尼克：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那些还没有看过这本书或还没读过这本书的人，请允许我我先给我们的听众讲一下，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有很多地方的留白。我很喜欢这一点，它并不是一本厚重的书，它很简短，但同时也很精美。你的博士论文也是这样的吗？

托德：

我写像这样的一本只有100到150页，甚至更少页数的书的动机之一是我希望它能够被不同的读者群体所接受，这里不仅仅是指不同学科领域的读者，而是我希望这本书对本科生以及学习民族志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都会非常有帮助。

同时，我也认为这本书的一个独到之处在于它像是在写一篇文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借鉴了一种法国“书同时也是一篇文章”的写作模式，我认为这本书是关于治疗学职业的一篇文章，也是关于治疗学人类学的一篇文章。它利用了民族志的部分来描绘一个有关这个领域的画面，包括这些画面的局限性，以及在民族志中形成的可变因素。

空间与时间、治愈与疗愈、“病人身份”

莫尼克：

这是一个现在直接进入书中内容的很好的切入口。你将这本书描述为关于治疗学职业的一本书。你能谈谈你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个术语吗？以及这如何激发了整本书的写作动机？

托德：

实际上，尽管我谈论了成瘾问题，但我的关注并不真正集中在成瘾本身，这本书其实是在关注对这种特定治疗干预的理解存在哪些局限性。我想研究的是这种药物在临床试验的情况，然后在临床试验之后继续追踪这种治疗的发展情况，并观察在对药物有效性和功效问题开始发生变化之后的情况。通过跟踪这些青少年，我想要追踪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生轨迹，并为这些青少年在诊所外的经历勾勒出一个不同的画面。

莫尼克：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框架结构？我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对整本书的结构有个概念。你会如何描述这本书的组织结构？

托德：

这本书并不是关于丁丙诺啡治疗的民族志研究，也不是一种结合了民族志的社会历史研究。我或许应该从巴尔的摩的地理位置切入来解释一下。这个药物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湾景（Bayview）医院于70年代进行了测试和开发。但这种药物一开始只是一种用于治疗中度术后疼痛的普通药物，并在美沙酮逐渐不再被使用之后，被人们发现似乎具有作为替代疗法的潜力。这种混合激动剂拮抗剂疗法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被使用。书的开头讨论的便是对旧事物的新用途。

我们对这种药物的要求远远要比它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证实有效与否更加复杂。有趣的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博弈，以及谁在坚持这些观念。我在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父母、临床医生、社工和假释官，实则更加复杂，这其中也包括那些使用这些药物进行治疗过的孩子们。我想展示这种轨迹。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然后我直接转换到开始讲述我的研究环境，这是巴尔的摩西侧的一个住院戒毒治疗中心，它曾是一个修道院。这是一个非常喧闹的地方。你可以通过简单地跟随空间中的声音来了解当天发生了什么。对于那些我花了很多时间与之相处的一些年轻人来说，这种非常吵闹但又像白噪音一样的声音是非常令人安心的，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建立秩序。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考虑到了修道院这个非常独特但又重要的地理环境。

莫尼克：

既然我们已经在开始探讨各章节的细节，那就更深入地谈谈这一章关于修道院的内容吧。你能不能谈谈你认为的空间和时间在整本书的论述中的重要性？

托德：

这个关于修道院的章节是我对空间的限制性和不确定性思考的开始。那个很大的修道院是举办许多行政活动以及团体治疗进行的场所。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住宅中心，位于新楼内，该建筑物应该建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是人们住宿的地方。我经常自己四处闲逛，与社工们一起呆在一起，试图以各种方式应对每天单调的生活，而孩子们也在各自应对这样的无聊。实际上，这在民族志中是很难描绘出来的，包括你如何应对这些单调的生活，以及自己和研究对象经历的某些时刻时所感到的平庸。我发现自己非常强烈地希望白天发生一些事情，希望会他们会引起某种冲突或八卦，或者只是打破或点缀这种单调。

但也有一些像诊所里的套房这样的空间，孩子们会在那里用丁丙诺啡和其他药物戒毒一周，并接受医疗管理等。但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进去过，尽管没有人说我不能进入这些房间，只是我会问自己，花时间在那里到底有什么意义。比如说像书中提到的杰夫，他描述了他在戒毒过程中的不同经历，他一共戒毒了三次。对他来说，每一次都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仅仅描述那个房间的环境就感觉像是对某种亲密关系的一种奇怪的背叛。我想我们在进行实地调查时经常会使用直觉，而在某个时刻，那个空间就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莫尼克：

你把接下来的那个章节命名为“照护的挪用”。这一章主要围绕着一个人展开——劳拉。我们还没有详细讨论你跟踪的青少年。也许我们可以稍微谈谈劳拉，她在这一章中的故事是什么？以及她的故事如何与关怀的挪用概念相契合？

托德：

劳拉代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成瘾青少年的形象。她来自一个相对中下阶层的家庭，按理来说，她真的不应该出现在这种临床环境中，她本可以接受高度个体化的针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门诊治疗。在劳拉的故事中，她在这个环境中找到了巨大的舒适。她所受到的关注都非常积极。这似乎是因为她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族裔、居住地点等方面与其他人的反差为她创造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空间，使得受到关怀对她来说成为了一种可能。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她喜欢参加治疗，她讨厌离开这里，而且她会重新故意陷入成瘾，只是为了能再次回来。

在劳拉的故事中，有一部分关于对关怀的挪用伴随着外部看来近乎负面的一种关怀，也就是说，对于她的关怀所涉及到的价值很容易被视为是自毁的。但对于她来说，这种形式的关怀却是如此正面的。对于她来说，关怀的这种理念是非常个性化的，与社工、住宿工作人员、她的父母以及那里的临床医生所持有的关怀理念背道而驰。

莫尼克：

这似乎与我们还没有谈到的一组关键概念有关，但这组贯穿了整本书，那就是“治愈”（cure）和“疗愈”（healing）之间的关系。你能谈谈这个想法的来源，以及它如何与整本书联系起来吗？

托德：

这是我从医学哲学研究中借鉴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从法国哲学家及医生乔治·康吉勒姆（George Canguilhem）的著作中获得的。他谈到将“治愈”视为回到之前状态，与“疗愈”形成对比，疗愈是指人们达到新的身体规范，是一种个性化的规范，并且总是在不断地被达到。在我看来，这与药物治疗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非常一致，即人们使用这些治疗方法作为疗愈的方式，并达到新的规范，这意味着不再依赖于阿片类药物或其他物质。它并不是为了治愈他们，而是为了真正朝向疗愈的方向前进。

当然，在实施临床试验的过程中，住院中心的工作人员、医生助理和社工们都非常清楚其作为治愈手段的局限性。在他们进行的任何在临床试验之后的对话当中，以及在住院治疗中心进行的直接治疗中，从来没有治愈的概念，而是一个漫长的疗愈过程。然而，当我走进人们的客厅和厨房时，治愈的概念却占据了他们的思维，他们信服“吃一片药，就能被治愈”的逻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临床上的理论被从诊所被带入了社会环境，但它被重新塑造成了另一种东西。对我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至少在药物治疗方面，人们对被治愈有着强烈的需求。

莫尼克：

我想由此过渡到关于“病人身份”的章节。因为这可能是最理论化或最抽象的一章，但它仍然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且非常易读。你能谈一谈并解释一下“病人身份”是如何作为一个思维范畴而存在的吗？

托德：

我在写这个章节的时候的想法是观察人们如何接受这些诊断类别并和这些类别共存。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试图将其理解为这些青少年对自己的重新认知或是他们对这种称谓的重新塑造，并对比在生物医学二元对立的单一体系中病人的被客体化。我想看到在不同空间中被创造出来的是什么。因此，我不想仅仅关注病人和医生之间，或者生物医学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你可以看到，对于杰夫来说，每次不得不和我交谈时他总是表现出烦躁。当然，他其实根本没有义务和我交谈。他是一个真正投入于定义“病人成瘾者”这个概念，然后在他的生活中让它瓦解，并离开它的人。他不想与所有这些东西所关联，他真的很想回去继续贩卖毒品。事实上，他最初参与治疗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再去贩卖毒品，他认为这太危险了。最终他的确戒掉了毒品，然后大约一年半后，因为他再次开始贩毒，并试图重新在社区毒品市场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在巴尔的摩被枪杀身亡。这些孩子是瘾君子吗？还是病人？不，实际上他们是第三种类别。

莫尼克：

这一章在书中的位置非常合适，它引出了你的最后一章“无影无踪”。在这一章中，你讲述了四个非常艰难的故事，讲述了你追踪的四个青少年的消失。为什么你选择以“消失”结束这本书呢？

托德：

我认为其中的三个故事可以被称之为艰难，而另一个故事非常混乱，就是凯文的故事。这个孩子实际上就住在这个社区，我对这个社区相当了解。所以当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四处张望，开车拼命想要找到这栋房子。我一直经过一个拆迁工地。当然，我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不对劲的，后来才发现他的房子已经被拆毁了，也没有人知道他妈妈去了哪里。他的假释官也没有他的新联系地址。一切都非常模糊不清。凯文消失了。这是一个我认识了多年的孩子，因为他在制度关系网络中频繁出现。他被逮捕了很多次。他接受过很多次治疗。事实上，定义他的东西就是这种紧密的制度关系网络，它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着他。但是当一个人在这样的网络中如此显眼，却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突然消失，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对民族志中连续性的期望又将如何被解释呢？

然后另外两个孩子死了，其中一个被一群人收留，她非常非常年轻，还有一个性虐待她的男朋友，最终被一群年长的妇女收留。他们将她带出这种可怕的家庭状况，给了她一个居所并照顾她，但随之而来的是，她们一起使用毒品，导致最终她倒下了。

最后一章是关于消失的思考，事实上，有关消失的问题也有关于当下。这也与如何思考这些生命的轨迹有关，而不是在这种持续的未来时态中。这就是主导有关青少年成瘾谈话的内容，即他们的未来会怎样？他们会去上大学吗？他们会继续依赖毒品吗吗？他们会成为更糟糕的瘾君子吗？每次我和他们见面时我都会问这个愚蠢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有时候，他们所描述的未来充满希望，而另一些时候，未来却毫无希望。

03结语：存在与希望

莫尼克：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转向本书的结论聊一下，因为存在和希望的这两个概念对于这本书来说非常核心。在书的结尾，我开始思考治疗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正是这本书引导我去思考的，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谈谈这个。

托德：

有一类书会在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主要集中在批准这种药物的动机和优先选择上、试验是如何开展的，以及在巴尔的摩关于滥用的公众话语如何与所有这些承诺相对立。但这本书的写作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怀疑态度开始减轻。这不仅仅是一种怀疑，而是一种重新思考和重新认识我们对治疗学的整体看法。

所以，这个问题的起点在于，这样究竟是好是坏？这本书是否站在正确的一边，还是它只是对日常生活药物化的另一种表现？事实上，这其中有一个完整的对治疗学重建的过程，最终的最终，这一切其实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它在观察这种重建的过程。但这种希望也伴随着一些负面的后果，就比如Jeff和Tanya的死，或者Kevin的失踪。我只是想要补充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也是故事的一个发展过程，我的意思是，它尝试从怀疑走向另一种希望或重建。

事实上，这也涉及到书的读者群体问题。很多读过这本书并与我讨论过的临床医生都非常感激这本书的存在，因为它真实地展现了他们的工作和劳动，而且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一个反对某种药物或支持某种药物的故事。实际上，这种在这些故事中保留的模糊性反映了这种药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和复杂性。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药物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局限性。但这种新的可能性迫使我们思考，成功和失败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本文对原采访内容有所删减，完整英文采访请见链接：

https://newbooksnetwork.com/todd-meyers-the-clinic-and-elsewhere-addiction-adolescents-and-the-afterlife-of-therapy-u-of-washington-press-2013/?platform=hoot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