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俗入乡｜从来入乡随俗，怎无携俗入乡？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 ——费孝通《乡土中国》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关涉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国家层面的制度文化、西方城市建设理念等要素。从民间信仰视角透视近代上海城市移民潮及城市文化形塑的过程，溯源文化景观庙、园、市功能叠加的复合空间的城市文化内涵。
民间信仰与城市移民社会
民间信仰自宋代就是地域性的文化要素，成为组织地域社会的重要纽带，在观念、社会心理、生活习俗、社会群体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上海开埠后，秉承籍贯地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的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在“庙产兴学”和租屋设庙风潮的推动下，民间信仰在规模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
在以民间信仰为媒介所构建的移民社会网络中，移民作为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重要部分，进入上海新的城市环境后，通过乡缘关系、业缘关系、入帮派等形式融入社会、获得身份认同进而在城市站稳脚跟。这三种组织往往是凭借某种民间信仰神灵这一纽带结合起来的，他们信仰同一行业神、地域神、帮派神，组织相关的祭拜、神像游行等社会活动，建立有组织的社交关系网络。其中，医药神是各地移民中较为典型的神祇形象,对刚进入陌生环境的移民来说，治病救人是民间神祇的重要功能，常常转化为可以依赖乡情的乡土神。
与此同时，移民带入上海的民间信仰除了依赖祠庙这一形式，还通过民间戏曲、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生活习俗等形式在上海存续和传播。此外，移民也通过这些具有家乡味道的文化形式来满足自身适应陌生环境的需要，其中也不乏地域文化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如江淮戏在上海落脚的过程中就少不了民间信仰的角色，江北人在上海的都天大帝迎神赛会都天会既是奉神也是民众的游乐，甚至某些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习俗(如旅沪粤人的“打地气”)成为了特定移民的身份标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反映新城市生活的民间信仰传说和习俗。
民间信仰与城市文化空间
社会空间作为人类活动和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鲜明地反映移民空间利用背后的社会关系。通过移民活动空间、商业布局、营生地点和民间祠庙分布及信仰神像游行范围的空间复原，可以了解民间信仰参与塑造城市社会空间的过程，以及移民对这一空间产生的情感认同。此外，民间信仰祠庙还因吸引人群助力区域城市化，并为城市区域中心赋予特殊的人文意象。如人口、商业和神祇的分布状况，让上海县城及其周边成为当时小零售商业和移民人口、民间信仰发达的城市区域，也是庙、园、市三种功能叠加的复合空间，甚至这种区域特色一直延续至今，上海老城厢便是这种典型的复合空间。
民间信仰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为了存续并帮助移民适应陌生环境，从而进行了主动的调适，以组织城市基层社会逐渐融入现代城市社会，这也是参与构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特色。如湖南籍移民进入上海带来其地方神——瞿真人，由原来的旱涝保收、治愈疫病转变为进入上海后凝聚和管理湖南籍移民的组织，直至20世纪80年代重建后成为上海城市的一大文化特色。民间信仰帮助移民社会适应的过程也是信仰市民化的过程，不仅包括信仰向习俗、日常观念为内容的基层文化转变，也包括具有乡村特质的民间信仰都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逐渐成为城市文化景观，并走进旅游指南,也有像黄道婆信仰一样——成为提炼城市精神价值的资源。
民间信仰随移民的区域流动而变化，在入乡随俗和携俗入乡的碰撞、融合中，既为了存续并帮助移民适应陌生环境而进行主动调适，同时又积极参与了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工作,并逐渐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不可置否，在主动调试与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民间信仰潜移默化地成为构建上海城市文化的肌底力量之一，也是当代城市文化的一抹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