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并非是要成为“杠精”——读佩内洛普·多伊彻《如何阅读德里达》
“杠精”就像是更加精致化、实用化、低俗化的智者派，一方面凡事都是绝对的，我说的是绝对的正确，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能够反驳你；另一方面凡事都是相对的，取决于视角，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善、正义，起作用的无非是强权和利益。这样说其实侮辱了智者派的哲学家们，他们毕竟探讨的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他们严肃地对待自然、存在、道德准则，同时追求智慧和真理的最高境界。
“杠精”喜欢在争论、讨论或者辩论中挑毛病、找茬、钻牛角尖，杠精们并非出于真正的讨论或者探讨问题的目的，而是出于博弈、挑战他人或者显示自己聪明才智的心态，无论绝对还是相对都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故意扭曲别人的言论、刻意寻找漏洞，以达到让人难堪或者占据道德高地的目的。他们也有逻辑推理或知识储备，但缺乏包容和尊重，从根本上，他们并不真正关心问题的本质或问题的解决。“杠精”让人头疼，一旦碰到我们总是想马上转身离开，因为除了浪费时间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谈到“杠精”是因为希望避免庸俗化地理解“解构”，以为后者就是破坏、拆解、否定一切，是“建构”的截然对立的反面。
解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和发展。解构主义旨在挑战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和层级结构，试图揭示语言、文字和符号系统中的隐含假设和内在矛盾。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否定哲学中的固定中心和绝对真理，认为所有概念和观念都是相对的、流动的，并且彼此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文本具有多义性，文本中的意义是通过差异和关系的运作而产生。解构并不是摧毁或者拆解，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方法，旨在揭示概念和观念背后的隐含假设和内在结构，实现对于现实的更加复杂、多元和开放的理解。
《如何阅读德里达》是一本让我们初识解构主义门径的入门书，作者通过从哲学家作品中挑选数段典型的文字，详尽地阐释，帮助我们理解延异、未决、哀悼、好客、原谅等等解构主义的关键词，更重要的是学习一种“解构的”方式。
1、解构是一种批判性阅读方式
“一个论点、一个个体，抑或一个机构对自己的描述并不一定会有最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在我们遭遇自我再现时，德里达认为我们应当认真聆听，并好好训练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看上去有点像精神高度集中的治疗师或精神分析师。解构会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最为熟悉的文本和论点都会留有一些我们看不见和预料之外的东西，有内在的矛盾观点、值得商榷的空间以及其他的选择余地。留意到这些，德里达便已然改变了我们对身边熟悉事物的理解⋯⋯它是一种肯定的且具有潜在变革能力的阅读方式。”
德里达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并不是要去控制、重复或保留他们的思想遗产，对一种理念的拔高是思想的偷懒，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都是这一偷懒的体现，仿佛我们只是思想的应声虫。“它是一种分析。这种分析试图探寻他们的思考何以有效，或何以失效；它同时还试图探寻这些思想家作品中出现的张力、矛盾以及异质性。”
如果将阅读仅仅作为消遣就无形中贬低了它的价值，阅读一定是想要从中得到些什么，而解构就是要得到更多。如果一个人声称白即是黑，我们只要给予黑色一个宽泛的定义，即黑色的色谱层次宽广到可以容纳下其对立色——白色。这并不是无意义的狡辩，混淆黑白，而是说明语言的表征意义取决于语境等各种限制条件，如同“真理”一词在唯物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康德的理性批判、黑格尔那里具有不同的阐释深度和层次；如同“存在”这个术语在不同条件下意味着物理世界的实存、本体论意义上的本真的存在、真理等含义。在一个种族主义的语境中，说“白人是白色的”并不是同义反复，“可能源自以下几种情况：一种由种族狂热产生的宣言；一种支持排他行径的呼声；一种坚持白人就该是白色的意识形态；一种白人可能不是白色的焦虑；一种白色性可能会遭受威胁而引发的恐吓，以及一种隐秘的声明——白色性并不如它所佯装抑或声称的那般不言自明。在这些语境中，声称白人是白色的，的的确确就是一种暴力。”
2、解构是一种思考方式
德里达会鼓励我们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对于那些已经被接受的观念和论点，他都会鼓动我们进行更多的批判，不论它们是政治、历史、哲学，还是当代文化。例如一个共同体，说它永远或者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协调一致才最理想，这既不可能，也是一种简单化的、乌托邦化的思维，是庸俗化、浅薄化的集体主义或民族主义；由众多矛盾的信仰和利益构成并非是坏事。“如果一个国家是一种统一或同一，那么，它将是‘一场可怖的灾难’，‘连一个国家⋯⋯都谈不上’。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多元性和对多元性的尊重，‘故而，这样一个国家必须尽可能地去关注多元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族裔的多元性、个人的多元性等等’。”
有人可能会对中东冲突导致的美国高校此起彼伏的族群对立、反犹浪潮幸灾乐祸，到处充满了抗议、静坐。但也许美国社会的活力正在于这种永无休止的观念的冲突，在法律的底线之上人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冲破底线则有法律来捍卫，越过宽容和永恒正义的原则则有社会共同体谴责、惩罚或者坚守——你不能说犹太人的命不是命，巴勒斯坦人的才是，也不能说犯下恐怖罪行的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而清除哈马斯的行动却是撒旦所为——这就像海洋必须不停地涌动，生命才充满了搏斗和生存的欲望，生命的整体才更具活力。
这种思考方式就是激发我们：“一旦你开始考虑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你便会关注他者，你同时也会了解到，为自己的身份而战不是去排除另一种身份，而是向另一种身份敞开自己。”捍卫犹太人的生存权就是捍卫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反之亦然。一种文化通过自身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和关联来获取自身的定义，认识到这点会让我们与其他民族的相处更为融洽。我们通常认为文化和身份的统一性至关重要，德里达提出相反的观点：贬斥文化非统一性的正是对文化统一与和谐的理念化，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相反，重视文化的非统一，我们便可以远离独裁，远离对差异的诋毁。暴力的缘由可能正是对文化身份之不可能理念的拔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他们真想要一个没有白人、犹太人，只有阿拉伯人的美国么？涌向欧洲的移民是否都要为各国出现的种族暴力负责，还是说，欧洲人对文化身份的独裁式理念化要对此负有部分责任？
或许，最佳的举措便是去“尊重差异”，虽然我们无从知晓他人的感受，也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经历，但必须对此表示尊重。只有不去破坏这种尊重的伦理，才能让差异得以增加，而差异无异于共同体的生命力之源泉。
3、解构要求做出改变
解构要求我们做出改变，转变对一些观念的理解，避免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中和。
当德里达说“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时，他并不是否认物理世界的存在，没有树、声音、狗熊，他质询的是，我们在询问这里有什么的时候，所深陷其中纠缠不清的东西。因为存在的只有关联性和差异化，因为只要一开始述说，我们总是已经迈入了语言的世界。
德里达肯定误解是理解和交流根本要素，没有误解就没有理解，任何成功的交流在自身内部总是包含着另一种失败的可能，交流总包含着交流失误。当我和一个朋友约好见面但没有按时出现的时候，误解产生。我向他解释因为母亲生病，他倾向于理解，如果我含糊其辞地说另外有事，他就会开始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误解加深。每当我们假定他人像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便“辜负了”这个人。言说本身就代表着多义性、矛盾性、含糊性。误解并不是反常，它是语言、行为和交流的必要组成。
德里达的哲学建基于一种广泛使用的对被贬低的术语进行“一般化”的策略。换言之，它试图为被贬低的术语找到一种定义，该定义宽泛得足以囊括与其对立的重要术语。这需要在极限上展开阅读。
例如真正的原谅不可能。“真正的原谅是要去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人⋯⋯原谅必须是来之不易的。如果原谅过于轻而易举地被给予，那么这里便不会有真正的原谅。众所周知，我们越是轻易地原谅某人，这份原谅就越没价值。⋯⋯我们越是难以去给予原谅，这份原谅就越是意义非凡。故而，或许只有一种不可能的原谅，一种对无法原谅之人/事的原谅，才能算作一种真的原谅。”纯粹的原谅要求去原谅一个人无法原谅的事物，因而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不应当认为失败会让成功大打折扣；相反，我们应该提倡在成功的同时找到可能出现的失败。⋯⋯一次成功可能同时包含了一次失败。
我们会看到颠覆常识的一些论述：“法律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不公正的。”“正义有时是一种盲目的信念。”“民主会在它的允诺上印上另一个允诺，这个被印上去的允诺需要冒险，而且必须冒上可能被滥用成一种威胁之险。”
似乎在德里达这里，纯粹的好客、礼物、原谅、事件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性的价值在于：“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的思考是徒劳的’。这份不可能性将一种麻烦不断的外来性置于我们内部，它会作为一种内在的批判进行干扰和运作，而它批判的对象正是我们所实现的、不合格的诸多好客（礼物、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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