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流浪人，逍遥游子吟
无家可归、居无定所、游手好闲、肮脏邋遢，这是世人对流浪者的基本认识与刻板印象，继而便将一事无成、失败颓废置加于他们头上，几乎无人正视流浪者，更无人愿意走进其内心。当自媒体发现流浪者程国荣步态自信、眼神犀利时，当流浪上海街头的沈巍竟然是大学毕业的公务员且时常翻阅《左传》《尚书》，当流浪美国纽约街头的孙卫东居然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且曾任职华尔街年薪不菲，世人对流浪者的看法才开始转变。尽管每个流浪汉都有一段伤心的往事，但这个群体却藏龙卧虎，且孕育着新的希望。
南斯拉夫导演Emir Kusturica（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54- ）的电影《Дом за вешање/流浪者之歌》（1988），不输西班牙作曲家Pablo de Sarasate（帕布罗·德·萨拉萨蒂，1844-1908）的同名小提琴曲Zigeunerweisen，深约展示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流浪民族——吉普赛人的悲情，流露出莫大的人道主义同情与人文主义共情，打动了共栖于地球村里每一个人最柔软的内心。Davor Dujmovic（达沃尔·杜莫维奇，1969-1999）饰演的乡村少年Perhan（贝尔汉），一步步陷入盗窃团伙成为惯偷，暴富后回乡娶青梅竹马的女孩阿兹拉[Sinolicka Trpkova/西诺莉卡·特尔普科娃(1965- )饰]为妻，却怀疑妻子腹中的孩子不是他的而致阿兹拉流产而死，却不满团伙头目艾哈迈德[Bora Todorovic/博拉·托德洛维奇(1929-2014)饰]屡次欺骗他而在其二婚婚礼上刺死该头目，终被艾哈迈德的新婚妻子追杀而死。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贝尔汉的的堕落史，警示着离家出走远离父母只身在外闯荡漂泊极易犯罪的社会学根源与心理学动机，引人深思。贝尔汉加入的盗窃团伙，从不在一地久留，就像流动马戏团一样，就像意大利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的电影《La Strada/大路》(1954)中弱女子杰尔索米娜[Giulietta Masina/茱莉艾·玛西娜(1921-1994)饰]与雇主藏巴诺[Anthony Quinn/安东尼·奎恩(1915-2001)饰]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处漂泊，流徙不定。频繁的流动，滋生了犯罪的邪念，掩盖了犯罪的证据，藏巴诺打死了嘲笑他的同行——走钢丝艺人“傻瓜”[Richard Basehart/理查德·贝斯哈特(1914–1984)饰]，遗弃了与他风餐露宿、同甘共苦的杰尔索米娜，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与恶棍基因敞露无遗。不论是步行还是驾车，说走就走、随遇而安、漫无目的、行不知踪导致的极强流动性极大地刺激了人的原始本能与犯罪冲动，令不少流浪者获得战胜警察、藐视法律的病态快感，令其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快道，为其带来了存在感与满足感。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仍存良知，尚正义，那便会成为侠客，铲除贪官，劫贫济富，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美国电影《Cat Ballou/侠女巴露/女贼金丝猫》（1965）中，Jane Fonda（简·方达，1937- ）饰演的Catherine Ballou/凯瑟琳·巴露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完成高等师范学业后返乡，发现狼市开发公司觊觎她家的水源，意欲抢占，其父不允，旋即被该公司的打手“铁鼻子”Strawn/斯特昂”[Lee Marvin/李·马文(1924-1987)饰]杀死。为了复仇，巴露从书生气十足的女教师变成了一个侠女，她写信请来“神枪手”Shelleen/谢仑（仍由李·马文饰），带领三名成员，洗劫了载有该开发公司工人薪水的火车。在巴露的激励下，“神枪手”苦练枪法，盛装上阵，一枪就干掉了“铁鼻子”。巴露化妆成风尘女子，混入该公司老板[Reginald Denny/雷金纳德·丹尼(1891-1967)饰]的火车包厢，击毙了他，为父报了仇，但也被捕。“神枪手”等三人劫法场，救出巴露，他们一行继续流浪在广袤的美国西部，行侠仗义。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女侠，乃侠中极品，她们形象俊美，身手敏捷，武术动作具有男性侠客难以媲及的轻盈性与灵活性，故轻功更高，性情更冷，更具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超凡性，更受观众喜爱。没想到，美国居然也有女侠，真可谓“中西融通两不厌，古今侠客一脉承”。同是流浪，有的人坏事干尽，无恶不作，有的人却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境界之高低昭然若揭，判若云泥。侠客，来无踪去无影，居无定所，漂泊无着，但从不缺席，永为主角。侠客虽与一般流浪者存在诸多相同相似，但胆识与才能、眼界与胸怀均远胜平庸之辈，故侠客乃流民中大能者，浪子中大成者，对社会大有裨益，对国家不无贡献。
流浪最大的贡献，是令人成长，催人成熟。漂泊在路上，所见所闻，所逢所遇，不亚于在课堂求学，不亚于埋头读书。美国迪士尼动画电影《The Lion King/狮子王》（2019），讲述了一只失势幼狮辛巴流浪草原，与虫豸为伍，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为父报仇，夺回王位，看罢令人热血沸腾。该片对流浪的全新阐释以及澎湃激昂的励志指向，令现代受众备受鼓舞。辛巴的生存本领与战斗智谋，无不来自多年流浪过程中从长辈、强者、同伴、敌人那里习得，流浪是他的学校，是他的课堂，是他的老师。在希腊导演Theo Angelopoulos（西奥·安哲罗普洛斯，1935-2012）的电影《Τοπίο στην ομίχλη/雾中风景》（1989）中，12岁的姐姐Voula/伍拉[Tania Palaiologou/坦尼亚·帕莱奥罗格（1976- ）饰]与5岁的弟弟Alexandros/亚历山大（Michalis Zeke/米卡利斯·泽克饰）踏上了漫漫寻父之路，前往德国。一路上，伍拉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她被卡车司机强奸失去了童贞，从少女变成了女人，她逐渐意识到女人身体的商品性而尝试卖淫。她和弟弟结识了流浪剧团男青年演员Orestis/奥列斯特斯[Stratos Tzortzoglou/斯特拉托斯·楚措格卢(1965- )饰]，他无私地帮助姐弟俩，是个好人。5岁的亚历山大，生平第一次通过在餐厅打工换得食物，明白了工作的意义。一路扒火车，二人终于抵达德国，只是，姐弟俩恐怕意识不到，沿途那庞大的厂房、那高耸的烟囱、那昼夜不停的铁路、那一个个钢铁巨兽正在吞噬他们的父亲，正是驱散他们父女、父子令他们骨肉分离的罪魁。工业文明不但让一个戏剧剧团怎么也找不到愿提供演出场地的剧院，也让一双孱弱稚嫩的未成年人过早承担起沉重的社会责任，更让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所在的希腊沦为欧洲弱国，还让古希腊万古流芳的文明染尘蒙羞、震古烁今的精神流浪无着。“人固执的秉持双重态度，因此，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经济是功利意志之家，国家是权力意志之所。在利益和权力面前，人不得不承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衡，故不得不屈从于这个世界 ”“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身心大都患有疾病，因为非功利的关系世界消失了，面对物质和外物的海洋，人孤立无援，焦渴难熬，由‘互相利用’构成的恶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征服着你我”（[奥地利]Martin Buber（马丁·布伯，1878-1965），《Ich Und Du/我与你》，第1页，陈维纲[译]，商务印书馆，2015）。德国哲学家Herbert Marcuse（马尔库塞，1898-1979）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以满足，也平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和反抗的人们，使之成为统治制度驯服的工具，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却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从劳动到消费，从人的思想到社会心理结构，甚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代人的无根感与漂泊性突显（《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ldeology of Advanced lndustrial Society/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寻父就是寻根，寻源，寻魂，可这一切，从希腊到德国到欧洲直至全世界，皆已难寻，难觅，难留，太多太多的现代人已断根，无源，失魂，随风漂泊，虽生犹死。
没有灵魂，必致流浪，天使亦不例外，德国导演Wim Wenders（维姆·文德斯，1945- ）的《Der Himmel uber Berlin/柏林苍穹下》（1987）就是一部天使流浪人间的神话。Bruno Ganz（布鲁诺·甘茨，1941-2019）饰演的天使丹尼尔与Otto Sander（奥托·山德尔，1941-2013）饰演的天使卡西尔结伴，飘落人间，莅临德国首都柏林，而人类的种种痛苦使两位天使失去笑颜，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他们在城市各处游荡，目睹人们为了谋生行色匆匆，人类生存并不易。他们倾听人们祈祷，观察人们的言行，尤其在意年迈的老人气喘吁吁地走上图书馆的楼梯。可是，当那位老人找不到儿时就在其间玩耍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广场时，当马戏团因观众匮乏濒临倒闭时，隔岸观火的天使的道德天平失衡了，丹尼尔不想再置身事外，他想帮助马戏团的女主角玛瑞安[Solveig Dommartin/索尔维格·多马尔坦(1961- )饰]，他想拯救她，更想通过拯救一个女人进而拯救整个人类。天使丹尼尔决定下凡，还俗，重回人类，经历爱情与事业、失败与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七情六欲与七灾八难，迎接他的是一个比流浪更令其迷茫的人间，比漂泊更令其心碎的炼狱。更可怕的是，人间的生灵，世间的人类，已不再相信天使，不需要上帝的使徒施以援手，他们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们享乐纵欲，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蝇营狗苟，如同行尸走肉，人鬼不分。文德斯洋溢全片的浮士德式的拯救情结，遭遇了世人的冷淡，他们更愿我行我素，无拘无束，放逐灵魂，终年漂泊，长期流浪。若被拯救，便要受人管束，中国电影《三毛流浪记》（赵明、严恭执导，1949）中的三毛（王龙基饰）被贵妇（林榛/袁行正饰）收养后，寄人篱下，委曲求全，曲意逢迎，最终无法适应，离她而去，重回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自由，或许是天下游子、世上浪人最看重的东西，也是流浪最大的魅力，几近漂泊的终极价值。自由，的确令人神往。
得不到的东西最珍贵，容易失去的东西令人留恋。自由并不像大富大贵、飞黄腾达那样难以得到，但却容易失去，违反道德、触犯法律均会导致丧失自由。根据英国作家Daniel Defoe（丹尼尔·笛福，1660-1731）的长篇小说《Robinson Crusoe/鲁滨逊漂流记》改编的同名电影，不论是西班牙导演Luis Buñuel（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的1954版，还是澳大利亚导演George Miller（乔治·米勒，1945- ）与Rodney K.Hardy（R.K.哈迪，1949- ）联合导演的1997版，抑或法国导演Thierry Chabert（蒂埃里·沙伯，1953- ）的2003版，都详尽展示了鲁滨逊飘落到一个荒岛后无拘无束的自由，那是他一个人的王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一个人脱离社会后，一切的一切都得全靠自己，虽然拥有极度的自由，但亦伴随着无尽的孤独。任何受众都可以想象的到，鲁滨逊在那个与世隔绝、寥无尘烟的荒岛上度过的每一个漫漫长夜是何等的折磨人，那比大海还深还广的寂寞是何等的让人望而生畏，他虽是自由的，但也是十分孤独的。那般痛苦，比他在监狱服等长岁月的刑还甚几倍，因为，后者至少每天有人陪伴。家庭令人不自由，工作令人不自由，但不孤独，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得到自由，却迎来孤独，世事两难全，人心永不足。除了相同的剧情之外，蒂埃里·沙伯2003版准确指出鲁滨逊漂泊了28年，在孤岛上独自生活了27年；乔治·米勒与R.K.哈迪的1997版指出鲁滨逊本系英国白人贵族因感情纠纷与人决斗刺死对方不得不逃出伦敦远走他乡，苦尽甘来，他逃离荒岛重回伦敦与昔日恋人重逢；布努埃尔的1954版则描写鲁滨逊除了打猎、捕鱼还养殖多种家畜，种植、收割、研磨小麦并烤面包吃，且呈现了他以英国白人贵族身份成功离开荒岛之仪式感与成就感；相形之下，1997版最得原著精髓，故最受观众认可。三个版本的编导演等主创，无不浓墨重彩描写鲁滨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事务性场景，在日常生活审美的涓涓细流中奔涌着自立自强、拓荒首创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殖民主义世界胸襟，带给全球化语境中后现代受众卓荦不群、独树一帜的差异感与标新立异、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人，居然可以那么活；人，在那种绝无外援的环境中，居然也能活下去；人，竟然可以不依靠任何人，只靠他自己而活下去，鲁滨逊以寄生于孤独的自由、共生于自由的孤独绘就了最凄美的流浪，最悲壮的漂泊。《鲁滨逊漂流记》从小说到电影，将“流浪”这一世界性文学母题或世界性文化现象，从乡愁思归、离愁别恨的昏聩暗流中海底捞月，“扶摇直上九万里”（唐·李白《上李邕》），提升至史上空前且迄今无人逾越的思想高度。
细细品之，漂泊只是暂时的工作不稳定，生活无着，而流浪则更长期，更成习惯，更具乞丐职业性。至于流放，那是有身份者、有地位者的被迫流浪。每当遇挫，人们总会萌生离家出走、不辞而别的念头，人们总想找寻一个不受管束、自由自在的地方，安放自己那不羁的灵魂，流放自古就是掌权者惩罚忤逆者的得力手段，流亡从来就是政治避难的代名词。从西方的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BC.469-BC.399）、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到中国的孔子、屈原、李白、苏轼、韩愈、王阳明，才华越出众命运越多舛，革新有多激进被贬就有多荒远，世俗莫不嫉贤妒能，权贵无不因循守旧，唯有流放之，令其流亡，既能安抚舆论，又能暂缓政危。“古来圣贤皆寂寞（唐·李白《将进酒》）”，“身世浮沉雨打萍”（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Karl Theodor Jaspers（雅斯贝尔斯，1883-1969）慨叹道，人类本质上都是流浪者（《Man in the Modern Age/时代的精神状况》，序言，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人对久居一处的厌倦本质是对创新乏力的鄙夷与唾弃，人对流浪漂泊的渴慕其实正受驱于探索未知世界的求知欲，改朝换代与宇宙科幻正是人内心亘古不息的创新潜能使然，二者暂时不能企及时，人便会改变地点、地方、地区及地域，重审自我，沉思冥想，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流浪也罢，漂泊亦好，只是人生旅程中的一种以退为进，一种欲扬先抑，一种欲擒故纵，一种后发制人。人生这场大戏，你必须登场，必须主演，你别无选择，但起转承合与纵横捭阖却全在你个人把握，由你个人书写，这正是人生的精彩之处。
二〇二四年六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