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o Biraghi：为什么意大利的历史城市总有好建筑？

意大利的城市历史悠久。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甚至费拉拉、维杰瓦诺、诺托等小城，都有无与伦比的品牌价值。这些城市的美真实可见，但我们无法确定具体是在哪一个对象、或哪一座建筑身上。这是一种广泛而多样的美，就像美的面孔有无数张，而美的特质总是一样的。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历史城市的成就无法通过人类有意识地干预实现，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就是这样理解比萨草坪上的纪念建筑群。至少，我们离这个谜题越来越近了，不妨尝试着给出一种解释，而不仅仅满足于欣赏它的结果。

Brescello

首先，“奇迹”可能来自时代的力量。我们欣赏的意大利艺术、建筑和文化，甚至许多城市，都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期，发达程度超乎想象，但也有它的矛盾和局限性。就像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描绘的圣母像，她巨大而华丽的斗篷下面可以容纳一整套意大利文明的产品，为庇护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赋予统一的身份特征。

将文艺复兴定义为一种长期现象并不足以解释意大利的城市奇迹。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艺术史上，某一个时代的印记常常挥之不去，而在意大利，它却产生了一种“雪崩效应”：从公共时代到18世纪以后，一系列社会形式、人物、艺术作品不间断地登场，创建出一个完整的集合，包含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特征，每一个都特点鲜明、与众不同。历史城市的建筑与公共空间也在这个拥挤的舞台上，它们看上去同属于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实际上分散在从13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不同时期。

“意大利”的概念，在这个时间跨度内，随着数次分裂统一而发生了变化，不变的似乎只有地理环境。不同的公共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出现，其中确实存在一个公约数，可以超越特定的环境、功能、创造者以及历史时期。公共空间不是边界分明的建筑或构筑物，而是“城市装置”，不可分割地整合在城市的结构中。

Bologna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门廊。在博洛尼亚，门廊是城市组织、系统构成的重要元素，超越了建筑单体；同时也是建筑单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进入的动作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门廊并不决定建筑的其他特征。原本属于私人的空间，充当了单个建筑和城市之间的连接。一个建筑的特性成为所有建筑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一个完全公共的空间，供所有人使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敞廊、院落、有顶棚的广场、可活动的桥梁、大台阶、露台、城市客厅……等其他空间和建筑要素上。建筑与城市的相互作用不是 1+1>2 的关系，而是不同的器官出于“共同利益”相互协作形成生命体的有机关系，这一点自13世纪开始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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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深入研究意大利的城市，有机体理论仍然是不够的。虽然现实的公共空间本身已无法拆分，但我们可以对“公共”和“空间”的含义分别提出质问，尝试消除它在当前具有的不可复制的神话光环。要摆脱的第一个错觉是与“公共”与“私人”概念的对立。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城市中，确实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之间为控制城市空间而发生的冲突”。意大利城市的历史是世俗（政治）权力和教会权力、尤其是强大的家族之间、为“分享”或行使与城市空间相关的“特权”而不断谈判的历史，方式并不总是和平的。

Badoere

中世纪的城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社群主义”的有机体，半径通常不超过1.5公里（一个几分钟就能步行穿越的范围），公民在其中享有一定的权利；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则代表贵族的领地，它们的空间体现出强加在新社会秩序之上的权力等级。无论如何，“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扁平的，也不会对使用者不加区分，而是以三维形式对主从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执行集体功能的过程中，为具体公民打造的具体空间模型总是与普适的、中性的空间范式相抗衡。例如佛罗伦萨的佣兵凉廊（Loggia della Signoria），尽管被美第奇家族用来陈列雕像，但最初则用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民众集会。

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强调，社区在历史上曾是一种精确的社会组成形式，涉及同样具体的利益分配。其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属性：作为贵族家庭的一部分、属于军队、商业或手工业协会、教会，或者只是受薪的工人（这种情况可能没有公民权利）；同时，每个成员都属于特定的空间集合（quartiere, sestiere, gonfalone 或 contrada)，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标志性的颜色和徽章。这使得社区成员成为利益的持有人——持有共享的、集体的、以及个人的权益。

Formigine

这种社区组织立即反映在城市空间中，但成为“公共”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冲突的空间。这一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理解“公共”概念的关键：空间的公共属性不仅包括各方的和平共处，也包括他们的分歧和对立。在公共的概念中引入辩证法，有助于从今天的视角看清它的本质。

由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公共”概念的另外两个误区：一是只看到公共“属于每个人”，而没有看到每个人都应对其有所贡献；二是不假思索地让“公共”服务于“空间”，让这个固定搭配成为既成事实，却因此失去了实质意义，“空间”和“公共”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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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进入我们试图拆解的概念的另一半。如果去掉“公共”的标签，城市空间是不是就成了公民／社会团体的空间（space of civitas)呢？意味着公民在城墙范围内可以享受自由吗？这种自由不应该和政治地位相混淆，而应被理解为免于因为拥有财富（extra moenia）而陷于危险的自由。事实上，如果社群承诺在城市内部建立和平与正义，那么“城市以外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因此，自由与城市化的状态恰恰是相对应的。

Bitonto

因此，将公民的空间视为实践单一特定功能的场所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与乡村或其他地区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它为公民和社群提供了创造自己的物质世界的可能性。事实上，城市空间首先是一些基本人类行为在物质世界的转译，例如聚集、庇护、移动、驻留、交易、交接。空间，作为这些行为排列组合的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为集体自由的展示。空间是聚合、共同生活的形式，反过来又生成了聚合的、共有的建筑；而建筑是将这些简单行为纳入其中，通过运用语法、组织要素使之清晰可辨的架构：门廊和长廊表示开放，拱廊和有顶棚的广场表示庇护，楼梯的序列表示相互联系， 广场、“城市庭院”和“城市客厅”表达了拓展和限定。建筑是对公民和社群潜在可能性的自由表达。

在20世纪，两位国外的观察家准确地把握了意大利城市空间的透明度。美国人 G. E. Kidder Smith 在他的名著《意大利建筑:现代建筑和本土遗产》（Italy Builds: It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Native Inheritance, 1955）、以及英国人 Ivor 和 Ivy De Wolfe 夫妇在《意大利城市景观》（The Italian Townscape, 1963）中的摄影作品。二者均透过城市观察意大利，后者更进一步通过城市空间和建筑。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空间和建筑的特殊活力，它们形成不可分割的节点，同时保持着完美的差异；强调自身作为多元实体进行持续对话（diá-logos的本意，也是一种在他者之间以差异建立的关系模式）。

Arqua Petrarca

这一切成为可能，离不开意大利城市行政体系独特的法律基础，其中罗马法的影响和遗风也不容小觑。不同于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君主政体，也不同于后来的领主政体，这是一个混合的权力体系，包含执政官（podestà）、长老委员会、人民领袖等等，特点是任期短、严格管理、交叉检察；城市事务的管理和实施常常有外地人士（forestieri）的参与（尤其是执政官）。这样的制度虽然粗糙，却是务实且行之有效的；这些机构与现代的伪民主毫无关系，但仍在为实现自由和平等（libertas and aequalitas）而不懈努力。

正是在这种行政体系之下，尽管冲突在城市日常环境中时有发生，却诞生了我们过去最美丽的空间和最好的建筑。与今天的城市相比，反而是历史城市空间更能反映民主的成就。

最后，不得不特别提到个人的贡献，创造出代表社区的空间的真正作者是城市的民众（populus civitatis），其贡献因人而异，只能通过更仔细的考证来衡量。但除了个别案例外，对意大利城市建筑奇迹的解释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简单：维持城市文明的力量尽管错综复杂，但彼此之间达成平衡，然后一切就自然地发生了。

本文选自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史方向教授 Marco Biraghi为Labics 编著的新书《The Architecture of Public Space》撰写的文章 “Why Italy's historic cities have such good architecture?”，您可以在群岛BOOKS买到这本书。

The Architecture of Public Space

文中插图为 Luigi Ghirri 拍摄的意大利城市景观，为编者加。因时间和能力有限，如果译文有错漏，欢迎您留言指正或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