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警惕东林党！---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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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明朝的党争。 明朝的党争，基本是围绕两股势力进行的——其中一个是东林党，另外一个是阉党。 东林党的起源，和万历皇帝有关系。 自从清算了张居正，万历皇帝就开始消极怠工，常年窝在后宫不理朝政，很多朝廷大臣工作二三十年，都见不到万历皇帝的面，导致明朝的很多事情，都积压在宫里无法处理。 既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那么最高权力便要离他而去，逐渐转移到地方。 大致来说，地主士绅因无人管束，得到地方自治权，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得到辽东军权，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团结了大量的江南文人，他们褒贬人事、议论朝政，获得舆论监督权。 努尔哈赤的辽东军权，逐渐发育成满清。顾宪成等人的舆论监督权，则培育出东林党。 东林党拥有了舆论监督权，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把其他人都贬斥为龌龊小人，并希望主导明朝人事、执掌天下大权。 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又成为东林党崛起壮大的催化剂。 万历皇帝的太子是朱常洛，但朱常洛的母亲是宫女出身的王恭妃，所以万历皇帝非常不喜欢他，十几岁了都不允许朱常洛出阁读书。万历皇帝喜欢的皇子，是郑贵妃生育的福王朱常洵。 于是呢，万历皇帝便想废长立幼，立福王朱常洵做太子。 太子是明朝的“国本”，拥立谁做太子，便演变成“国本之争。” 对于万历皇帝违背祖制的做法，东林党是极力反对的。他们不仅发动江南的舆论声讨万历皇帝，还通过私人关系，鼓动朝廷大臣反对福王朱常洵、拥护太子朱常洛。 这件事在法理上是完全正义的，所以东林党人的意见，很快成为共识。 东林党这么做，表面上是维护正义、维护祖制，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用祖制和儒家道德逼万历皇帝退步，通过舆论监督权，夺取明朝的日常事务主导权。 面对东林党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自然不肯轻易退让，双方明争暗斗了很多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便爆发了三大案，深深的影响了数十年来的历史走向。 公元1615年5月，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宫，准备袭击太子朱常洛，但打伤守门太监之后，就被宫廷侍卫逮捕。事后，这名男子说，他没有强闯皇宫袭击太子朱常洛的动机，都是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安排的。 这就是明末第一大案——梃击案。 案件爆发以后，东林党一口咬定，就是郑贵妃指使这名男子袭击太子朱常洛，郑贵妃不守妇道、福王朱常洵不能继位等等。但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里说，万历皇帝和郑贵妃非常恩爱，郑贵妃的人品操守很不错，那些坊间传言，都是东林党的污蔑。 总而言之，梃击案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史料和常理推测，基本可以确定，梃击案就是东林党的钓鱼执法。 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史称泰昌皇帝。

这个时候，明朝皇位已经没有争议，郑贵妃完全认输了，为了晚年的生活，郑贵妃便给泰昌皇帝送了一些美女，希望能讨他的欢心。 可能是压抑的太久，泰昌皇帝刚继位就夜夜笙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就彻底垮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个仙方丹药，不如试试”，得到同意之后，李可灼便进献了红色丹药，结果服用丹药不到三天，泰昌皇帝就驾崩了。 虽然郑贵妃和红色丹药没有关系，但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东林党认定，如果郑贵妃不进献美女，泰昌皇帝就不会纵欲，泰昌皇帝不纵欲就不会吃丹药，所以泰昌皇帝驾崩，就是郑贵妃给害的，想趁机抢班夺权。 这是明末的第二大案——红丸案。 泰昌皇帝驾崩以后，依据祖制是皇长子朱由校继位，但朱由校的年纪小，李康妃和魏忠贤便住在乾清宫，陪着朱由校。 李康妃是郑贵妃献给泰昌皇帝的美女之一，魏忠贤是照顾朱由校的大伴，那么在朱由校继位以后，郑贵妃通过李康妃，依然有机会干涉朝政，魏忠贤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通过奏折的批红权，能掌握朝廷事务的最后决定权。 这是东林党不能容忍的。 于是在朱由校继位之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东林党进入皇宫，逼李康妃和魏忠贤离开乾清宫，把朱由校孤立起来，然后拥立朱由校继位，成为历史上的天启皇帝。 这是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宫案。 通过三场大案，东林党步步紧逼，在拥有舆论监督权以后，彻底掌握了明朝日常事务的主导权，成为明朝真正的当家人。所以在天启初年，明朝号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有人得势，必然有人失势。 对于东林党掌权的现实，那些不是东林党的朝廷大臣不满意，代行皇权两百年的太监不满意，被东林党孤立的天启皇帝更不满意。 于是三方势力迅速合流—— 天启皇帝推出魏忠贤做代理人，齐党、浙党、楚党等东林党的反对势力，汇聚到魏忠贤的旗下，通过效忠魏忠贤，进而效忠天启皇帝。这三方势力组成的新党，便是声势煊赫的阉党。 此后，明朝党争就在东林党、阉党之间展开。 阉党得势的时候，天启皇帝做了一个快乐的木匠，魏忠贤成为权倾朝野的九千岁，东林党要么下狱问罪，要么流放荒野，东林书院都被拆毁了。 天启皇帝不幸落水驾崩，崇祯皇帝为了对抗魏忠贤，又启用东林党、驱逐阉党，明朝恢复了“众正盈朝”的局面。东林党甚至相继推荐袁崇焕、孙承宗做督师，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辽东的兵权。 后来，崇祯皇帝感觉被东林党架空了，东林党又不善处理政务，吐槽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 为了夺回大权，崇祯皇帝便通过诛杀袁崇焕，打击东林党，然后恢复了太监出镇的祖制。 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拥有地方自治权的地主士绅，一边盘剥农民祸乱地方，一边欺瞒朝廷不愿意纳税，直接腐蚀了明朝的根基。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奋起反抗的西北流民，开始纵横中原。拿到辽东军权的满清，一次次的入塞劫掠，兵锋直抵淮河。 而不论是自称正人君子的东林党，还是崇祯皇帝派出的太监，都没有能力为国分忧。 除非崇祯皇帝能和朱元璋一样，亲自打一遍江山，否则无论他如何勤政，都解不开这个死局。 明朝在这样的无序内耗之下，走向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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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3月，大顺朝的永昌皇帝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紧接着，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北京易手。 明朝是南北两京制，北京陷落以后，南京六部就可以转正，做整个江南的权力中心。 但谁做皇帝，是个大问题。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天启皇帝没有子嗣，等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绝后了。那么根据祖制和礼法，南京朝廷的皇帝，需要在泰昌皇帝的兄弟、万历皇帝的子嗣里选择。 而在万历皇帝的子嗣里，有继位资格的只有三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再往后就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朱由崧，即福王朱常洵的长子。 按照儒家礼法和“兄终弟及”的祖制，泰昌皇帝朱常洛一系绝嗣之后，福王朱常洵一系就是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在福王朱常洵一系里，最有资格继位的就是新福王朱由崧。 但问题是，南京是东林党的地盘，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并不愿意朱由崧做皇帝。 为什么？ 东林党在“国本之争”的时候，极力阻止福王朱常洵继位，又通过“明末三大案”打击郑贵妃，可以说，东林党和福王一系已经是不死不休的政敌。现在如果同意朱由崧做皇帝，万一朱由崧翻旧案，清算东林党怎么办？ 于是呢，钱谦益等东林党就以“立贤”为名，提议名不正言不顺的潞王朱常淓做皇帝。 因为潞王朱常淓没资格继位，一旦东林党拥立成功，潞王朱常淓必然对东林党感恩戴德，东林党可以借此夺取江南的一切权力。 东林党里，唯独史可法稍微有些底线。 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从政治立场来说，他是站在东林党一边的，拒绝拥立福王朱由崧。但从祖制礼法来说，他又不愿意抛弃万历皇帝一系，拥立潞王朱常淓。 史可法纠结一番，做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常瀛。 钱谦益等东林党觉得，也行，能接受。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福王朱由崧急了，好不容易逃到江南，如果不能做皇帝，很可能被东林党清算，不能坐以待毙呀。 正好，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想立功升职，便联合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总兵，以军队为后盾，拥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这个决定，还得到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 东林党在江南没有兵权，马士英和卢九德有四位总兵支持，福王朱由崧继位，就此成为定局。 5月3日，朱由崧成为监国，15日正式继位称帝，改元弘光，朱由崧至此成为南明历史上的弘光皇帝。 东林党没有支持弘光皇帝，自然是要排挤打击的。四总兵支持了弘光皇帝，更是需要封赏的。 5月17日，弘光皇帝封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被封为宁南侯。 而在5月20日，已经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史可法，就被排挤出南京的决策中心，到扬州做了督师，其他东林党也相继离职，回归在野的身份。马士英则晋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首辅。 这一贬一升，党争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再过一段时间，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做兵部尚书，两人联手操纵南明弘光朝的军政事务。 阮大铖曾经依附魏忠贤，是阉党的重要成员，魏忠贤失败以后，阮大铖又给周延儒提供政治献金，助他行贿，晋升为内阁首辅。因为阮大铖的政治历史不清白，周延儒不能直接提拔他，阮大铖便向周延儒推荐马士英，做凤阳总督。 也就是说，阮大铖和马士英，早已是政治盟友。 现在马士英做了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自然也要回报阮大铖。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马士英、阮大铖是阉党的延续，背后的靠山是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掌握军权的总兵。钱谦益、史可法是根正苗红的东林党，除了史可法的督师职位以外，最强力的靠山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 因为左良玉的伯乐，是东林党的侯恂。 侯恂之子，就是号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他和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被孔尚任编成戏剧《桃花扇》...... 总而言之，魏忠贤的失败不代表阉党的失败，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延续到了南明。 南明弘光朝，事实上是阉党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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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44年的历史节点上，军队拥立的明朝皇帝只有三个——洪武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弘光皇帝朱由崧。 前两个是亲自打江山的马上皇帝，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军头，唯独弘光皇帝朱由崧，纯粹是军头拥立的，他本人没有任何军功，也没有任何军事能力，甚至连“京营”这种嫡系部队都没有。 这样一来，弘光皇帝的军事权威就被消解了，四总兵，事实上成了南明弘光朝真正说了算的人。 史可法给高杰宣读圣旨的时候，高杰就非常不满：“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这句话说的，和东魏权臣高澄的“狗脚朕”差不多了。 黄得功听太监宣读圣旨，如果感觉圣旨里的话不满意，立即站起来驱赶太监：“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如果是洪武年间，谁敢这么对待圣旨，朱元璋不把他的九族都剥皮实草了，都算朱元璋发慈悲，但在南明弘光朝，这就是常态。 四总兵凌驾在皇帝之上，那么史可法做为督师，也无法指挥四总兵。 刘泽清在淮安营造府邸，发动军人、农民大兴土木，史可法到淮安视察军队的时候，竟然被恶吏视为壮丁，拉到工地扛木头去了，直到刘泽清巡视工地，史可法才跑过去向刘泽清诉苦道：“学生效劳三日矣。”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督师史可法，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威的。 指望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东林党督师，指挥四个尝到拥立皇帝的甜头、不需要打仗立功就能升官封爵的总兵，出师北伐收复失地，简直是痴人说梦。 对于四总兵来说，掌握部队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防止左良玉东征是第二要务。而对于史可法等东林党来说，以左良玉为后盾，改造或拉拢四总兵，远比北伐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便产生了“联虏平寇”的基本国策。 虏是满清，寇是李自成。 毕竟，明朝是李自成消灭的，满清入关以后，暂时没有流露出统治中国的意愿，南明弘光朝的君臣，也不认为满清能统治中国。这样的错误判断，让他们认为，“联虏平寇”可以在不出兵北伐的前提下，解除危机。 即便满清真的要统治中国，划江而治，也不是不能考虑。 《明史·列传·卷一百六十二》里，记载了一条史可法的奏疏，就是提议“联虏平寇”的—— “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漠置。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 那时李自成已经退回西安，所以要“直指秦关”，和满清一起消灭李自成。 当然了，他们不能和满清作战，自然也不可能真的“直指秦关”，所谓的“联虏平寇”只是纸面计划而已。 南明弘光朝，就在党争的内耗中，安稳度过一年时间。 公元1645年3月，左良玉以讨伐马士英为名，统兵东征南京，临行前，左良玉把武昌城洗劫一空。马士英听到消息，在朝堂里大骂： “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 马士英的意思是，东林党和左良玉勾结，要颠覆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控制的弘光朝。满清南征，还有划江而治的可能，东林党和左良玉搞事情，阉党就没有活路了。 根据马士英的说辞，左良玉东征，极有可能就是东林党策划的。 不过，左良玉走到江西九江的时候，就死在船里，东征失败。 4月，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南下江浙，用大炮轰开扬州城，史可法被俘遇难，随后，多铎下令屠城，扬州死难者达八十万人。刘良佐部、刘泽清部、高杰部、黄得功部几乎不做抵抗，陆续向多铎投降。 5月，英亲王阿济格抵达九江，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着数万兵马向阿济格投降。 据统计，这些向满清投降的兵马，将近24万人，比多铎和阿济格的兵力总和还要多。 5月15日，多铎进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宣告灭亡。随后，这些投降的兵马，成为满清征服整个江南的主力军，并在各大城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源头，不就是党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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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至今将近四百年，东林党的名声似乎一直不错，现在的很多影视作品里，东林党也都被塑造成“正人君子”的形象。 但其实吧，东林党和阉党都是类人生物，人间之屑。 东林党的名声不错，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东林党以江浙文人为主，而江浙一直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四百年来的江浙文人，都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徒子徒孙们，又岂能不给祖宗贴金？ 相比之下，阉党是松散的大联盟，魏忠贤的名声又太臭，那么阉党就是没有传承的，自然没人重塑阉党的历史形象。 另一方面，东林党的重磅武器的舆论监督权，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褒贬时事，凡是不服从自己的就打倒批臭，凡是认同自己的就捧上神坛，用一根道德大棒横扫天下。 这恰恰是没有格局的小文人的通病，也是他们在其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出人头地的最后手段。 而这种没有格局的小文人，任何时代都是批量生产的，他们就是东林党的精神传人。 现在东林党消失了吗？ 似乎没有吧。 只要人性不变，东林党就永远不可能消失，东林党就永远存在。 读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我们一定要警惕东林党，更要警惕酷烈且无谓的党争。